韋小寶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金庸寫過一篇《韋小寶這小傢伙》，挺長的一篇散文，談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來幫助理解韋小寶的特質。雖然老爺子聲稱，自己說的，並不就是標準答案，但作者的意見，確實是一把很關鍵的鑰匙。
金庸說：「他性格的主要特徵是適應環境，講義氣。」
適應環境，提升了韋小寶的生存能力；講義氣，保證了韋小寶的道德底線。
有句古話，叫「我優也，言無尤」，我是個搞笑人物，說錯話了，人家也不會見怪。韋小寶未必知道這句古話，但顯然很懂這個道理。他時時以一個搞笑的乃至有點小丑化的形象出現，是因為知道，自己出身卑微，武功差勁，只有把自己擺在這個位置上，才能化解對方的敵意，降低對方的警惕，從而讓人家跟著自己的節奏走。
這常常是他反敗為勝化險為夷的唯一出路，但只能如此，他卻並不快樂。
所以韋小寶搞笑的時候，不會是一副自賞的表情，「你看我有多麼風趣幽默」，而是面具之下，藏著內心的刺痛。也因此，只要有機會搶到強者的身位，搞笑者的角色，也就丟給別人了。如韋小寶吩咐御前侍衛為自己捉弄情敵，於是：
又譬如在揚州，當地的官員派韋小寶馬屁，說將來韋小寶建功立業，戲臺上也要搬演他的事跡：「那自然要一個俊雅漂亮的小生來扮韋大人了，還有些白鬍子、黑鬍子、大花臉、白鼻子小丑，就扮我們這些官兒。」他自己是俊雅漂亮的小生，小丑的角色，自然只能派給小官。
至於韋小寶重視的義氣，又和所謂家國大義，完全不是一回事。
重義氣，是底層遊民社會的生存之道。因為不論國家的法律，還是主流社會的倫理，對他們保護都很少。他們必須靠「義氣」結合成互助的同盟。這種所謂江湖義氣，一般說來和高遠抽象的理想關係不大，而是建立在非常具體的人際交往上，將心比心，你對我好，我也就對你好。
韋小寶重視的，就是這種義氣。
他跟陳近南講義氣，但與反清復明的理想無關；他跟康熙小玄子也講義氣，但與忠君報國的理想無關。
所以韋小寶不願意幫助反清義士刺殺康熙，而康熙要把反清力量一網打盡時，韋小寶又無論如何要破壞康熙的計劃。救反清群雄這事，道德上本來不妨給以極高評價，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保存了革命的火種，但金庸偏讓韋小寶自己消解了這個行為的意義：
他對陳近南之外的人沒有太深的情感聯結，所以救也只是順手，不救會對反清事業有何影響，他也並不怎麼考慮。救陳近南這事在道德上該如何定性，他也並不很清楚，他只是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敬愛的人遇難罷了。總之，韋小寶重視的義氣，和任何宏大主題無關。
寫《鹿鼎記》的年代，金庸對自己當年著力渲染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精神，顯然有了很強的幻滅感。所以韋小寶的成功，——不光是事功上的，韋小寶也繞過了大多數致命的道德汙點——似乎表達著這樣的觀念：有底線有常識的小聰明，要優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高尚情懷。
陳近南奔波一生，直到「兩鬢斑白，神色甚是憔悴」，事業也無所成就，顧炎武、查繼佐，黃黎洲、呂留良等當時第一流的學者的努力亦然，何況隨著清廷統治秩序的穩固，這種事業的正當性也顯得越來越可疑。反而是韋小寶穿梭於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現場，不斷建立足以彪炳青史的業績。
從這點說，《鹿鼎記》與餘華的《活著》，倒似乎存在某種互文關係：在連續不斷的苦難壓迫之下，活下來本身就是一種英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