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臺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收官。這部只有10集的電視劇自開播以來,關於作品的主題、演員表演、編劇技巧、導演手法等方面,都在臺灣社會引起極大的討論。臺劇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這樣「全民追看」的光景了。
藉助網絡資源,這部劇的熱度也延燒到對岸,在大陸劇迷中爆紅,目前豆瓣分數9.5,高到驚人。近些年來,儘管大量臺灣觀眾轉向觀看陸劇,但《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出現,再次證明臺灣電視劇的製作水準,仍吊打相當一部分陸劇。我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們也都在追看。我們【映畫臺灣】公號的後臺每天也都有粉絲來催我們快點討論該劇的留言。
今天,我們先轉載一篇臺灣著名影評人Ryan(鄭秉泓)的文章,討論該劇與目前臺灣影視產業的關係,並認為該劇是臺劇新本土運動的高峰,未來我們還會陸續更新對該劇的討論,包括Ryan關於該劇的文本分析,敬請期待。看過該劇的觀眾也可以在我們後臺留言,屆時我們會整理一篇劇迷觀劇感受大集結,讓大家看到不同人群的表達。(黃豆豆)
《我們與惡的距離》:臺劇新本土運動的高峰
Ryan
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
導演:林君陽
編劇:呂蒔媛
集數:10集
演員:賈靜雯、吳慷仁、溫升豪等
雖然遭遇盜版打擊,4月21日晚上播出最後兩集的公視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仍創下極高收視率。目前這齣2019現象夯劇的討論熱度並未因劇集全數播畢而冷卻,包括題材開發、製作過程、影視產業生態和演員花絮的相關報導仍持續出籠,社群媒體上更有從法律、醫護、媒體識讀等各式角度切入的深度文章不斷刊出。
至於公視、CatchPlay和HBO三方各自的無線、有線、隨選串流影音服務,這回除了提供臺灣觀眾更多樣化的收視管道,更是讓一齣好戲的影響力得以延續下去的重要原因。
一個母題的多重辯證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成功,是許多環節共同努力的結果。就製作拍攝層面而言,充裕的題材開發、田野調查和劇本撰寫時間,加上一時之選的幕前幕後團隊以及足夠的後制期程,都是促成此劇優異質量的關鍵元素。
在此不得不佩服公共電視與編劇呂蒔媛的勇氣,膽敢選擇「無差別殺人事件」為題,為這個故事拉出多達五道軸線,分別從被害者及其家屬、加害者及其家屬角度,以及媒體、司法和精神病識三門專業去切入,透過事件連結角色。而針鋒相對的角色和角色之間,則是經由多方對話去找到出口,於是整齣劇集便超越傳統職人劇框架,見天地更見眾生,進而勾勒出當代臺灣浮世繪的宏大格局。
呂蒔媛曾經製作登山成長劇《聖稜的星光》,編劇代表作包括刻劃中輟生從散打搏擊重建自信的青春勵志劇《牽紙鷂的手》,以及從禮儀師角度探討生死課題的職場悲喜劇《出境事務所》,通俗易懂的風格,加上真誠懇切的社會關懷,是她的作品特色。
《我們與惡的距離》前六集將劇情主軸放在「無差別事件」的加害者家屬及受害者家屬的心結和自我調適上面;後四集則轉而刻劃媒體、司法和醫護從業人員在各自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省思和掙扎,並穿插以「潛在的危害者」,即一名精神病患及其家屬面對的外部壓力和抗病過程。
就戲劇結構和發展布局的方式來看,《與惡》有點接近《出境事務所》,但是有別於《出境》安排客場角色逐一出場和主場角色互動的一話一完結敘事策略,以及笑看生離死別的輕喜劇調性,《與惡》透過環環相扣的事件將角色和角色、角色和事件之間串連起來,以非常準確的剪接進行各種排比和對照,聚焦「罪」與「罰」此一母題進行多重辯證,相形之下更顯厚重而凝聚。
現實感、想像力和創造性的結合
對我來說,《我們與惡的距離》之所以贏得臺灣觀眾如此共鳴,是因為呂蒔媛的劇本抓住了「現實感」,而導演林君陽的場面調度,和整個製作單位從充滿創意的選角、服裝造型、美術陳設到攝影、剪接等技術環節,則是非常審慎專業地、以充滿戲劇張力的方式去成就這個「現實感」。
前段所提的現實感,並非唯寫實是論,也不是將偶像劇、類型劇等排除在外。所謂現實,可以是對於當前社會最赤裸的揭露與最直言不諱的觀察,甚至可以包含理想成份都沒關係。現實,理當是從腳下踩著的土地中扎紮實實地竄出來、有溫度有呼吸有情感且合乎邏輯的。
現實感,向來是臺灣電影和電視最弱的一環,例如民視和三立多數八點檔連續劇在現實感這部份往往付之闕如,所以我極度抗拒用本土劇或鄉土劇來稱呼它們,根本是濫用了本土和鄉土這兩個字。
具有現實感不一定會成為一齣好戲,但現實感、想像力和創造性絕對是成就一齣好戲最重要的關鍵。不只具有社會批判性的《刺蝟少年》、宛如家族肖像的《花甲男孩轉大人》、文學時代劇《奇蹟的女兒》和《在河左岸》如此;探討婚姻問題的《犀利人妻》,甚至走懸疑驚悚路線的《天黑請閉眼》,和突破收視同溫層的BL劇《越界》亦然。
現實感、想像力和創造性有時是好幾件事,但也可以成為一件事。《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用很有想像力、充滿創造性的方式,去呈現那個現實感。
就拿此劇選角來說,找金鐘獎得主謝瓊煖來演李大芝的苦情媽媽不意外,但找檢場來演酗酒爸爸就有趣了,沒想到謝瓊煖和檢場演對手戲的效果出乎意料得好。而為了表現一個普通家庭在兒子犯案後的絕望,這位李媽媽被設定為掩人耳目習慣戴著口罩,一旦脫下口罩,觀眾就會看見她臉上因長時間戴口罩所引發的紅腫過敏,直到最後一集李家逐漸從陰霾中走出來,她不再終日戴著口罩,面部膚況才恢復正常。
這是《與惡》裡頭一個很小的細節,沒有它並不會減損這個角色豐富的內在轉折,也不會影響謝瓊煖的優異表現,但正因為創造了這個細節,讓苦情媽媽的性格更立體,處境更具有現實說服力,絕望感亦由內而外更形強烈。
臺劇新本土運動再上層樓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一出乍看很挑釁、實則溫暖療愈的劇,挑釁的是選了身為加害者家屬的李大芝和「潛在的加害者」應思聰兩個常常遭致汙名化的年輕人做為全劇核心,他們承受種種的誤解和幹擾,靠著各方幫助和自己的努力,終於還是找到屬於自己的出口——李大芝是與自己和解,應思聰則試著接受自己的病症、與之和平共處。
《與惡》的結局或許過於說教、過於光明,但是經歷如此沈重近乎窒息的重重試煉之後,我想這麼療愈的尾聲,應是同為母親的編劇呂蒔媛給予下一個世代最堅定溫暖的支持。
2015年初春,《麻醉風暴》首播,把臺灣的職人劇提升到新的階段;2016年夏末,由植劇場《戀愛沙塵暴》打頭陣,展開一場類型和表演的革新運動;2017年春,HBO Asia與公視攜手合制的連續劇《通靈少女》問世,宮廟元素的本土設定加上全球情感引發熱烈討論,臺劇競相邁向與國際串流平臺合作的新時代;同時間公視還推出全新品牌「公視新創電影」,制播《最後的詩句》、《濁流》等電視電影及《伊菲基妮亞之夜》、《錢莊聽來的事》等短片試圖回應社會。
用有創意的方式去連結現實,對於當前社會做出回應,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得以成功的原因,期許這波臺劇新本土運動再上層樓,突破再突破。
文章首發於臺灣聯合新聞網鳴人堂
經作者授權,首發於中國大陸媒體
圖片來自於網絡
本期編輯:黃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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