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前言
雍正前半生，他為奪取皇位與弟兄們鬥得你死我活；後半生，他為鞏固政權而鬥。與權臣、貪官，甚至是自認為沽名釣譽的清官，一個都沒有放過。
最後，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身邊為數不多的還算貼心的人也沒幾個。鬥了一輩子，英雄遲暮，他感到高興麼？
未必，他甚至感到非常窩囊、委屈和犯虛。
看起來非常矛盾。雍正，一直以來都充滿自信？在所有的鬥爭中，他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曾有人擔心年羹堯在陝西稱兵作亂，就奉勸雍正不可過於苛刻，免得逼人造反，雍正把這種勸告看作無識之見。
他說：「洞觀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雍正心裡有數，膽氣很足。看他對自己的評介：「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
自認為比得上漢唐以來歷代君主。這其實還真不是誇張之言。
02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描述了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告官的事都極為罕見（告也可以，告贏了也要判刑），在公堂上皇帝自己充當被告，謀逆的反賊作為原先，在堂上一本正經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沒事事，還要把辯論記錄公布於眾，就更是近乎一千零一夜了。
這與一個叫曾靜的人有關係，曾靜，號蒲潭先生，出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年），縣學生員，本來以授徒為業，有得力弟子張熙等。曾靜性迂闊，喜談道學。其家境甚為貧寒，又由於家鄉連年災荒，於是對清朝統治的現狀表現得極為不滿，滋養、萌生了反清意識。
曾靜派其弟子到浙江購書，其中有呂留良的書稿，曾靜見其書中多有反清復明之意，便對呂留良傾慕不已。但遺憾於呂留良早死。就與呂留良弟子嚴鴻逵及徒孫沈在寬等人書信往來非常密切，並互相寫詩贈送。
如此一來，曾靜便與呂留良思想緊密相連起來。曾靜還曾寫了一篇《知新錄》，文寫道：
「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復」；「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 把滿清貶得一文不值。曾靜認為：「春秋時皇帝，應該是孔子做；戰國時皇帝，應該孟子來當；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奪。」，也不知他這理論根據什麼立出來的。
可見曾靜對呂留良的反清思想持多大的支持，而呂留良對曾靜的反清思想影響又是如此之大。
在西北有位漢人將領嶽鍾琪，曾靜自認為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又道聽途說雍正曾三次徵召他，他都沒有進京，已受到雍正的猜疑。
認為有機可趁，就賭了一把，上書勸嶽鍾琪反清。因此，曾靜便派張熙並分別化名夏靚與張倬，千裡迢迢送去自己的書信勸嶽鍾琪謀反。
曾靜在信中「華夏漢族之間的區別，比君臣之論更生要」，現在滿族是夷人，是禽獸，禽獸哪能統治全國呢？，而雍正帝胤禛犯有十大罪狀，分別是：
「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等。
而且雍正稱帝以來，頻頻出現天災人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看來老天也在不滿意雍正的統治。
你嶽鍾琪是南宋抗金名將、民族英雄嶽飛的後裔，現在雍正對你多有猜疑，希望你嶽鍾琪要利用「握重兵，據要地」的條件，像你的祖先那樣「為漢人復仇」。
嶽鍾琪卻能看流於形勢，這個時候造反根本就是無法成功，則隨後就密奏雍正。雍正帝決定利用呂留良、曾靜的案件，嚴厲地打擊反清的思想和行動。雍正立即命人將曾靜捉拿歸案。
在官府順藤摸瓜以及重刑逼問之下，曾靜也是一個軟骨頭，還供出了嚴鴻逵、沈在寬等人。雍正隨即命令迅速緝拿呂留良的家屬以及嚴、沈二人，並將嚴、沈二人秘密編抄的呂留良的文集全部搜獲。
雍正在對曾靜的審問中，對之軟硬兼施，曾靜不僅向雍正歌功頌德，而且把自己罵成禽獸不如的東西，悔恨不已。他還在雍正的誘導教唆下寫了《歸仁說》，吹捧雍正是至孝純仁，康熙傳位於他兼得傳子、傳賢之意。而且向雍正獻忠道：
如果能留我性命，我願意現身說法，去引導感化那些愚昧頑固的人；如果不能保全性命，把這篇文章留下，也可以使那些冥頑不化的人，打消造反的念頭
雍正把自己就此案的有關諭旨及曾靜的供詞等編成《大義覺迷錄》一書，並為此頒發諭旨：
此書「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所有的讀書人和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並令每一個學宮之中放一本，使將來的讀書人，都來看具體內容」，而且還警告地方官員：「如果沒有看到這本書，沒執行皇上的旨意，一經查出 ，一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這透露出雍正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統一併強加給全國士民，甚至想延及後世。
《大義覺迷錄》的主要內容就是：一是對呂留良夷夏大防言論作了全面批駁；二是對曾靜所說雍正謀父逼母奪嫡自立一系列之事，逐條進行反駁。
就這樣，雍正導演出一樁震驚全國的文字大獄，由於曾靜、張熙在交待自己的謀反思想時，把責任全部推給了已故的呂留良，說自己「中呂留良之毒太深，所以不明是非，而發表不不當的言論，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於是，將只是文字思想犯的呂留良，可憐的呂留良死後飛來橫禍，被朝廷「剖棺戮屍」，並廣為株連。
雍正自認為，書無論怎麼毀，都不可能做到「徹底不被留傳給天下後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靜當「反面教員」一樣，把呂氏著作當成是「反面教材」, 「來討論其道德學問的真假」。這樣，呂留良的著作除了未刊刻之《備忘錄》《日記》、抄藏殘稿、信札等外，都沒有被焚燒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