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鍾 翰 先 生舊藏《大義覺迷錄》。
雍正七年有曾靜案，曾靜及其學生張熙受呂留良思想影響，欲策動清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列舉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行徑，並諭以呂留良種族之見。雍正將呂留良開棺戮屍，子孫發往寧古塔為奴，卻寬宥曾靜、張熙，令其四處宣講悔過，並頒行《大義覺迷錄》批駁以上流言。至乾隆即位，誅殺曾、張，收繳此錄，原刻遂成罕見之珍籍。
鄧之誠《古董瑣記全編》有「《大義覺迷錄》條」敘其事。黃永年先生在《買書經驗雜談》中列舉平生買書得意事，特舉出1954年在上海曾以2元購得陶湘舊藏，襯裝四冊。稍後曾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生(元濟)先生想看此書，向顧起潛(廷龍)先生主持的合群圖書館借，可館裡也無此書，廷龍先生就轉借黃先生所藏給菊老看，所以如今書裡還夾有起潛先生寫給菊老的便條。黃先生所藏書影已收入《清代版刻圖錄》一書，但與華南師大圖書館所藏原裝初刻及襯裝後印者相比，刷印時間居中而已。與菊老同輩的傅增湘先生博覽群籍，《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中所收1913年間傅致張札中提及「《大義覺迷錄》，廿十元」，大概是為商務印書館購書，或許後來與東方圖書館藏書一併毀於「一·二八」戰役，而同時一部元刻本《揚子發言》書價不過三十元。
已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牟潤孫先生精於清代版刻目錄之學，也曾在《買書漫談》一文中列舉平生買書得意事，其中一樁便是自己五十年代初在臺北一間小書鋪發現一部《大義覺迷錄》的木刻本，花了很少錢即得到手。黃裳先生在《歷代筆禍談叢》一書中談及《大義覺迷錄》，認為比宋版書還要難得。《大義覺迷錄》一書原刻在華南地區流傳之稀少，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載尚是一部六冊的清代抄本便可看出。這就不得不使我們對五十年代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內行主事者的訪求充滿敬意。
這裡還需要表出的是，《大義覺迷錄》的史料價值極受清史研究者重視。孟森先生《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之一的《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即以《大義覺迷錄》為主要證據，徵引萬言，其中雍正對流言自問自答的一自供狀之諭旨，諸官書皆已削，惟《大義覺迷錄》獨存。乾隆查禁此書，實具家醜不可外揚之意。要研究雍正心態及思想，不可不讀《大義覺迷錄》。
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便是這樣一部成功之作。史氏曾利用故宮檔案復原了《大義覺迷錄》的刊刻流傳過程，頗有趣味。特轉錄如下以饗讀者。
1730年4月4日，雍正得知《大義覺迷錄》的木版已經制妥，便立即下旨，要內閣擬個可行的章程，六日之後，計劃已大致擬妥，雍正立予接受：北京修書處先以制妥的木版印五百部，分送六部百官。再印一批，分送各地總督、巡撫，供其私人閱覽。
此外，總督、巡撫會再收到一部《大義覺迷錄》，交由各省修書處，以此製作木版，作為重刻之用(按：原刻與翻刻頗有差異)。每一省的修書處最先會刻印一百部，分送各縣知縣(一省約有六十縣左右)以及鄉學教諭。地方官員負責估算治下的集鎮、村莊以及鄉學的學生數目，上報所需的數量。(這些數量是推得出來的。曾靜在《知新錄》之中說，光是在永興一縣，童生應縣試者就有兩千四五百人，應道試者有兩千人。)刻印這些冊數的木版、紙張、印工所需之費用，將由地方文人富紳負責，各縣所需的數量將由各縣各自負責，以期在鄉裡集會宣讀《聖諭十六條》時討論《大義覺迷錄》。雍正在此書開頭的諭旨結尾寫道：「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之旨意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嚴治罪。」到了11月底，連最近才納入大清版圖的臺灣也收到書了。雖然此時臺灣還不平靖，學校也還粗具規模而已，但是臺灣官府按旨估算，回報還需刻印一千兩百三十部(按：前述牟潤孫先生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臺北收得一部恐怕是此中孑遺)。
1735年10月8日乾隆登基，局面為之一變。乾隆下旨重審曾靜一案，12月2日乾隆下了一道旨意：「《大義覺迷錄》著照尚書徐本所請，停止講解並頒發原書，著該督撫匯送禮部，候朕再下旨意。」其間的意思很清楚，等到《大義覺迷錄》都繳還禮部之後，就將之悉數銷毀。這樣一來，這一部《大義覺迷錄》也成了禁書，只能偷偷藏在家裡。如今私藏就有如當年私藏呂留良的著作一般，都會惹來殺身之禍。1736年稍晚，乾隆命徐本兼禮部尚書，顯然這項任命是要徐本監督《大義覺迷錄》數萬部的銷毀。雖然事前籌劃周密，但是仍有若干數量逃過一劫。有些文人認為這是史料，將之私藏在家。宮裡頭也收了一部，以為後代參考。有些流到日本，幕府對其中透露朝廷如何運作的蛛絲馬跡很有興趣，有些膽子大的書賈相信此書日後必受重視———不管是出於好奇，或是出於史料保存——— 於是加以收藏。
史景遷對與《大義覺迷錄》相關的另一部雍正下旨編寫的《駁呂留良四書講義》刊刻過程的描述，也頗具趣味。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的刊行不像當初印《大義覺迷錄》那般急，它的木版刊刻得比較細，勘校比較仔細，論理也要求其正確而能服人。尤其引經據典之處務求把錯誤降到最低。因為這是寫給「後世之讀書者」，而且呂留良的作品流傳已廣，所以任何有興趣的讀者都可檢查此書引述呂留良之處的上下文。八冊的《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是由宮中的修書處所刊行———官員若是重製木版，再印個幾百冊的話，並不須負擔費用。這個設計可避免像刊刻《大義覺迷錄》時所發生的種種錯誤。當時由於趕工刻版印行，所以重刻本與原刻本之間的出入頗大。《駁呂留良四書講義》僅發配學宮，並沒有送給每個學子一套。這兩套之間有一大共通之處，就是最先都由兵部的驛送網絡把書送到各省大員手上，然後再把書送到轄下各地。最大的不同之處是雍正不準督撫自行刊刻，使每個學子人手一套。
在2013年11月18日北京某拍賣會上有一部《大義覺迷錄》拍品，鈐印：鍾翰。清刊本，線裝3冊，紙本。提要：全書共四卷，清世宗胤禛時官修。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其主旨為宣揚滿清入主中原君臨天下的正統性和「華夷一家」，以期消弭漢人的夷夏之防。按：此書當為鄧之誠弟子、著名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生前藏書，最終以3.45萬元成交。
2012年12月1日北京某拍賣會專場有一部《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拍品。清雍正文華殿大學士朱軾、吳襄等奉旨編撰，清雍正九年(1731)內府刻本。拍品描述：開化紙，線裝一函八冊。提要：清雍正六年，湖南永興人曾靜派學生張熙入陝，勸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被嶽鍾琪告發。曾靜下獄，供出受清初反清思想家呂留良著作的影響。呂留良雖已於康熙二十三年死，卻仍剖館戮屍，著作被焚。本書就是為了肅清呂氏在文壇影響而作，由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朱軾等人撰寫，內收《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三卷。首示《四書》文句或章節，次用小字引呂留良語，再次用大字駁斥，或引前儒之語，或出自選者之意。九峰舊廬王綬珊舊藏。鈐印：「九峰舊廬藏書記」、「綬珊六十以後所得書畫」。按：九峰舊廬王綬珊為民國間藏書家。成交價28.75萬元。
最後再談一談雍正王朝的第三部奇書：雍正御撰《揀魔辨異錄》八卷，雍正十一年(1733)內府刊本。雍正認為密雲圓悟派下之法藏及弘忍，所說誑世惑人，有如外魔知見，乃撰此《揀魔辨異錄》，針對彼等之語錄及所撰《五宗原》、《五宗救》等書之所說，一一加以批駁。由此可見雍正不僅想控制世俗界思想，同樣亦想控制方外之宗教思想。
三峰派本為臨濟宗支派之一，開山漢月法藏江蘇無錫人。據《五燈全書》卷六十五載，法藏於海虞之三峰(江蘇吳縣西南)聞折竹聲而開悟。後於天啟四年(1624)至金粟寺，為密雲圓悟之首座，然不滿圓悟所提倡之「自性自悟」說，而主張禪宗五家之分派各有理由，依一大圓相得以探究佛祖之本源，遂於天啟五年著《五宗原》一卷。相對於此，圓悟亦於崇禎七年(1634)著《七闢》，九年著《三闢》，以駁法藏之說，法藏之弟子潭吉弘忍，則撰《五宗救》，以支持法藏。圓悟又於弘忍寂年(1638)駁斥法藏與弘忍。然法藏之門人尚有具德弘禮、繼起弘儲等多人，又有法孫紀蔭(住常州祥符寺)著有《宗統編年》三十三卷，故三峰派在江南甚為興盛。惟清世宗嘗自撰《揀魔辨異錄》八卷，反駁此派，並毀壞《五宗原》及《五宗救》之板木，且於雍正十一年(1733)禁斷此派之流傳。
黃永年先生1999年5月在《學術集林》第十三卷上發表《從三峰鍾板的恢復說清高宗對世宗時事的翻案》一文。黃先生1981年根據自己在上海買的乾隆三十九年刊刻的薛起鳳《香聞遺集》中的詩句啟發，結合五十年代買的雍正御撰《大義覺迷錄》內府刻本及後來所買《揀魔辨異錄》內府刻本寫成這篇講說清高宗即乾隆帝在即位之初大翻雍正時舊案的文章。文章最後指出：當時翻案的真實理由，「是要用自己的親信來排擠和自己沒有淵源的先朝舊臣，並通過政治上的一些反其道而行之，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顯得自己比先皇高明而已。」我想，這一推論是史景遷書中不曾提到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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