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
內蒙古民族電影的鏡像掃描
——個人肖像、民族話語與國家精神
（四川傳媒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四川 成都610000）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中國電影產業改革的行業背景下，新世紀以來內蒙古民族電影迎來了新的轉型空間。對民族文化本土的守望、對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與焦慮的書寫、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關注逐漸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的重心。在個人記憶的描摹、民族話語的再現以及對國家精神的刻畫審視中，內蒙古民族電影寫就了屬於自己的影像特色，差異化的民族特色、多姿的民族風情，讓內蒙古民族電影在呈現本土氣質的同時擁有了自我的魅力。新世紀以來，內蒙古民族電影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數民族地區面對急劇變革的社會環境所帶來的陣痛，現代化、國家建設、民族話語以及國家精神等內容都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的核心命題。應時代之變，內蒙古民族電影的創作美學理念產生了深刻變化，從民族景觀的簡單塑造到對民族文化的深層次描摹，從對民族群體的宏觀敘事到對生命本體個人情感的關注，從對意識形態的單一側寫到對電影本體的注重，內蒙古民族電影在保持相對醇厚的本土特質和藝術特色之外，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格局。
不及臨淵回眸，已是昨日今非。進入新世紀後，電影體制改革力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態勢，大量民營資本湧入電影市場試圖分一杯羹，叫好不叫座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發展面臨著嚴峻形勢，拍攝資金的掣肘，電影票房不佳。在此困境中，為民族文化發聲，為時代立言存像的內蒙古民族電影卻尋找到了自己新的發展方向，不低俗、不庸俗、不媚俗成為它永恆的堅守。無論是創作思路還是美學探索，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都呈現出了一種有別於其他時代的話語特徵，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側寫中國的新道路。
在新舊世紀的交替之年，內蒙古民族電影創作的中堅力量——內蒙古電影製片廠迎來了轉型升級的時刻，2000年，塞夫成為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的新廠長。由曾執導《騎士風雲》《悲情布魯克》《東歸英雄傳》《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等一系列享譽國內外影壇的塞夫擔任廠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內蒙古民族電影的影像品質。不負眾望的是，以塞夫為廠長的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僅在2000年就攝製了眾多優秀的影片，這些影片也在各大電影節綻放光彩，表現出了內蒙古民族電影在藝術領域中、在時代變革與「娛樂至上」的時代洪流中的永恆堅守。《珠拉的故事》榮獲2001年全國記協「十佳故事片」獎、《康家大院的新媳婦》榮獲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影片入圍獎……
但不得不提的是，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在攝製資金上是極為匱乏的，這就導致在新片的投資上、在已有影片的宣發上都產生了困難。在廠長塞夫的努力申請下，國家廣電總局向內蒙古電影製片廠批撥了430萬元的「重點片」影視生產費用，在這批費用的支撐下，內蒙古民族電影的創作開始呈現出新的趨勢，《草原母親》《綠色的夢》《天上草原》等一批又一批的影片誕生。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探索內蒙古民族電影創作新形勢的方向標，就如影片《草原母親》一樣，不再拘泥於傳統的草原題材電影拍攝手法，而是將國粹京劇與電影進行深度融合，產生了京劇意義上的內蒙古民族電影。這種探索性質的內蒙古民族電影進一步豐富了電影類型，在電影藝術史冊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在影片的創作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時，宣傳發行上的資金掣肘性則越發呈現，這也直接導致電影的票房不佳。《天上草原》作為這一時期的最為優秀的電影，在國內外榮獲20多項大獎的同時，宣傳海報則是從網際網路下載的草原圖片，這無疑直接影響了電影的票房。不過，值得稱道的是在各種困難中，內蒙古民族電影製片廠迎難而上，攝製的影片數量於2003年躍居全國電影製片廠第二位，這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製片廠而言無疑是值得讚揚的。自此之後，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又攝製了多部電影，這些影片也同樣在國內外各大電影節展上綻放光彩，數量與質量的共同保證讓內蒙古民族電影在電影史上留下了光輝一筆。
2009年，內蒙古電影集團成立。內蒙古電影集團作為自治區直屬的國有大型文化企業，是內蒙古電影事業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創新。電影集團成立後，內蒙古民族電影的創作走上了快車道，在故事片的攝製上，內蒙古民族電影開始了又一輪的藝術探索，《額吉》《錫林郭勒·汶川》《斯琴杭茹》《母親的飛機場》等影片即在國內的金雞、華表、金馬等節（展）中摘金奪銀，又在美國、法國、德國、蒙古國、伊朗等國家各大電影節展評選活動中綻放光彩。可以說，新世紀以來電影行業的商業氣息和科技元素並未使得內蒙古民族電影產生庸俗、媚俗的創作趨勢；相反，為民族書寫歷史、為時代發民族之聲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創作的母題宗旨，在娛樂與市場成為電影市場競相追逐的目標時，內蒙古民族電影開始向民族文化的深層漫溯，努力探索新的藝術表現形式，大力展現歷史境遇中普通民眾的生存圖景，這些影片書寫了大時代背景下普通的少數民族人群的生活面貌、精神狀態，讓新世紀邊疆地區民族人群的面貌得到了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紀以來除了內蒙古電影集團（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眾多的影片攝製機構將拍攝命題指向了內蒙古，一批由其他電影機構攝製的內蒙古民族題材電影開始嶄露頭角，一批內蒙古籍的青年導演開始創作本民族電影，這使得內蒙古民族電影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諸如《心迷宮》《老獸》《八月》《告別》《暴裂無聲》等電影均受到學界與業界的關注，在收穫票房口碑的同時獲得各大電影節展的認同，這些影片致力於反映當下的現實問題，展現在時代視域下個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境，這群青年導演「通過對自我的尋找揭露了大眾的生存本相，從平民的日常生活中挖掘了民族文化豐富而真實的面貌，反映了時代視域下內蒙古境況的脈動」［2］，他們攝製的影片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創作的新標杆。
從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內蒙人民的勝利》誕生開始，內蒙古民族電影承擔的或是宣傳政策、教化民眾等功能，或是展現民族地域奇特風光、民族文化厚重歷史。一時間，《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悲情布魯克》《騎士風雲》《東歸英雄傳》等「馬上動作片」相繼問世，這些影片既在國內外電影節展上榮獲獎項，又在銀幕上受到觀眾喜愛，故此，內蒙古民族電影逐步呈現出了自己的影像特質，一時間草原風光、叱吒歷史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藝術風格的代名詞。自然，這些影片均有著一個重大敘事特色，即宏大歷史敘事，它將內蒙古草原歷史文化奇蹟般地讓大眾迅速認知、讓大眾為民族歷史而驕傲。
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中國電影產業的急劇變革，內蒙古民族電影的創作風格也產生了轉變。無論是傳統電影人塞夫、麥麗絲、哈斯朝魯，還是新生代導演德格娜、周子陽，均不再以宏大的歷史事件為背景進行影片創作。取而代之的是個體關懷敘事，內蒙古民族電影導演將視線轉向了個人肖像描寫，通過關注個人成長和命運脈絡，將社會現實變革產生的影響投射在個體之中，以小人物的命運觀照大時代的脈動，電影呈現社會本質、反映社會變遷的功能逐步凸顯。2002年《天上草原》誕生，這是塞夫、麥麗絲聯合執導的又一力作，影片雖然依舊是以草原為敘事母題，但敘事從宏大轉向微觀，以主人公「虎子」的視角來講述內蒙古草原生活。影片的主人公虎子在恰逢父親入獄、母親又將其拋棄的背景下，懷揣著受傷的心靈被迫來到草原，在草原兒女雪日幹、騰格里等人關懷備至的幫助下，虎子逐漸開朗並擁有了草原般博大的胸懷。「這部電影以一個8歲的城市漢族孩子——虎子的視角展現著他童年的草原生活, 又用虎子成人後的回憶作為畫外音敘述著故事。」［2］就此，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的情節開始圍繞人物情感展開，而非宏觀的事件，這就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除《天上草原》，《索蜜婭的抉擇》《斯琴杭茹》《額吉》《片警寶音》等影片均延續了此風格，內蒙古民族電影逐步呈現出溫和的現實主義美學風格。
另外，近年來的一批內蒙古籍青年導演將人物情感的個人言說發揮到了極致，他們關注當下，關注都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群體，以冷峻的目光注視著少數民族聚居的地點，以私人視角為出發點攝製的影片開始大量出現。塞夫、麥麗絲女兒德格娜自導自演的《告別》是以父親塞夫為原型的一部半自傳體電影；張大磊執導的《八月》則是講述主人公張小雷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父親單位體制改革所經歷的一系列事件。自然，影片在敘事之時，在細節處既能見到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衝擊對少數民族地區產生的影響，又能看到蒙古族人民的民族精神，以自我視角介入影片敘事，刻畫自我成長面貌、抒發個人情感、個人化民族敘事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青年導演執導影片敘事的新走向。可以說，這種個人化的敘事方式更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這是對生存於邊疆地區民眾的一種深情關注，用個人經歷言說故事，無疑能夠得到大眾的「感同身受」。
新世紀以來，社會眾多錯綜複雜的新問題開始出現，少數民族聚集地以及少數民族人民毫無懸念地捲入這場巨大變革中。無論是現代文明還是城鎮化，抑或是商品經濟，都給予古老的草原文明以衝擊，原本的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成為痴心妄想，城市化的進程讓古老的草原被迫開始現代化建設。此時的內蒙古民族電影成為記錄民族生存方式、承載民族話語表達的重要載體，本民族文化與生存境遇的表達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所堅守的立場，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都著眼於中國社會的變革，聚焦社會改革視域下內蒙古民族文明的發展境況。哈斯朝魯、寧才、趙國樺、巴音等一批內蒙古民族電影導演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中不斷探索嘗試，內蒙古民族電影開創了民族話語訴說的新範式建構。
一方面，內蒙古民族電影呈現出文化尋根與文化反思的態勢，著力表現時代境遇下內蒙古民族所面臨的困境，尋找精神家園。傳統與現代成為電影導演不斷詠嘆的主題之一，這顯示出了內蒙古民族電影導演對現實的思辨和切身感受。新世紀以來的電影越發對內蒙古民族的生存境遇與生存態勢深度思考，由寧才執導的《季風中的馬》就是講述面對自然環境的惡化與工業文明的吞噬，傍水而居的遊牧民族無奈舉家搬遷的故事；《衝動是天使》則是將鏡頭聚焦在愛滋孤兒的生存境遇上，試圖為「邊緣」群體發聲以呼喚社會的愛心奉獻；影片《第七種味道》是把鏡頭推向了醫學領域，古老的傳統蒙醫學同現代醫學理論之間有著一些相悖的問題，在傳統教科書同實踐經驗之間，講述了主人公浩日瓦所面臨的抉擇；張大磊執導的《八月》用兒童的視角記錄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期內蒙古城市遭遇的生存問題。可以說，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採用現實主義風格，以真實的角度來採寫民眾生活，在故事中隱喻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傳承與傳遞問題，在視覺上摒棄科技特效同時採用紀實性方式，讓觀眾在欣賞藝術情節的過程中感受到真實事件的衝擊，以此迸發出對民族文化的熱愛與關注。這些電影作品成為中國人民洞見內蒙古人民在現代化浪潮中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窗口。
另一方面，面對電影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內蒙古民族電影也開始嘗試市場化的製作方式，開始自主或合作拍攝商業大片，畢竟電影的商品屬性決定它必須賺取票房才能獲得相應的曝光度與利潤，也只有擁有客觀的票房才能擁有資金進一步創作影片。當商業大片對視覺的信仰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時，大片質感和視覺衝擊也同樣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所追求的不二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哈斯朝魯執導了電影《戰神紀》，大場面、大明星、大製作、大投資等商業片特性在影片中呈現得一覽無餘，但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影片並未取得顯著成功。不過2012年誕生的影片《阿爾巴特》取得了一定成績，影片不僅在蒙古國烏蘭巴託電影節斬獲最佳電影導演、攝像、美術、音樂等五項大獎，還首開蒙古語民族電影在海外多國發行的先例，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將本民族歷史文化進行商業化創作，商業和藝術重新進行嫁接，這讓電影行業從業者看到了內蒙古民族電影從邊緣地帶走向市場中心的決心，這也為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市場化進程提供了新的典範。
從電影功能角度來說，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必定承擔著「載道」「教化」的功能，而這種功能是烙印在民族電影血脈之中的。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開始在一定程度上為「去政治化」而努力，從宏大敘事轉向私人敘事則為實證。但是內蒙古自治區的發展同國家政策導向之間同呼吸、共命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眾多文學、歷史素材均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正因如此，內蒙古民族電影「去政治化」的努力最終卻是以隱喻的方式參與了國家形象主體的建構。
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並非簡單的政治政策敘說，而是結合國家時代政策背景下，追求民族文化價值的表達，探索內蒙古民族文化表述的轉型形式，召喚現代化的內蒙古民族文化精神。《聖地額濟納》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反映我國航天事業的電影，影片講述了從1958 年起內蒙古額濟納土爾扈特族人民把自己 5萬平方公裡的美麗牧場奉獻給祖國航天事業的歷史故事，體現了蒙古族人性的美好和無私奉獻的精神；［3］《錫林郭勒·汶川》講述的是汶川地震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家庭之間「大愛無疆」的友誼故事。這些電影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將國家與民族關係納入新的敘事框架內，對特定時代內人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處境進行揭示，增強了相關族群觀眾對歷史文化的認同。從歷史回望角度撰寫個體人生參與國家歷史進程的情感嬗變，這成為內蒙古民族電影探索主旋律電影表達的新途徑。
在家國情懷的具體表述上，內蒙古民族電影不再以教化老套的形式訴說，而是將這種國家精神轉化為了母愛表述，用普天之下觀眾最容易接受的情感訴說表達民族文化最深處所蘊含的情感。《額吉》《金色的草原》《海林都》等一系列影片都是以內蒙古草原收養南方三千孤兒的故事為背景，草原人民的母愛成為國家情感的又一種隱喻方式，草原人民對三千孤兒的保護，體現的正是草原人民對生命的珍重，蒙古族文化的博愛與無私由此走向了銀幕中央。新上映的電影《海林都》把握住了時代脈搏，將烏蘭牧騎同草原三千孤兒的歷史相結合，創作出了一部盪氣迴腸的史詩，表現了草原人民對黨的熱愛與對人民的博愛胸懷。內蒙古民族電影在與國家民族歷史文化同頻共振之時，加以對本民族文化深切表達切合了國家價值觀對個體的感召，這種敘事方式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建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少數民族電影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是一個政策性的任務,它更多地被賦予了規範當下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關係的敘事規範，構建真正的多民族國家認同的使命」［4］，從這種意義上說，內蒙古民族電影作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一個類型，其在國家精神的表達上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邊緣化的今天，內蒙古民族電影不庸俗媚俗，在新世紀的發展語境中，內蒙古民族電影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色。可以說，新世紀以來的內蒙古民族電影現實主義創作風格逐步凸顯，在電影行業呈現浮躁之態勢時，它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層次探索與表達從未消失，對腳下熱土歷史與民眾心靈的描繪始終是影片表達的重心。從早期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刻板講述、對草原歷史的宏大描繪，轉向對當下民族現實文化、民眾命運的著力表達，內蒙古民族電影在新世紀走出了一條適合自我發展的道路。另外，影片在關注本土民眾的生活、觀照族群的心靈狀態的同時，還力求在商業化與市場化中著力尋求平衡點，雖然內蒙古民族電影的商業化道路任重而道遠，但是這種探索對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商業化創作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面對嶄新的時代，內蒙古民族電影依託博大的民族精神，定能對社會發展起到廣泛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周祥東.建國70年來內蒙古民族電影創作藝術的嬗變［J］.電影文學,2019(22):13-17.
［2］陳穎.童年的草原印象——試析電影《天上草原》中的兒童視角［J］.電影評介,2009(14):35-36.
［3］周祥東,張雅婷.21世紀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價值與桎梏［J］.電影文學,2018(22):24-27.
［4］林琳.新世紀少數民族電影與「中國故事」表述［J］.民族文學研究,2019,37(01):74-81.
［作者簡介］鄧靜(1988—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傳媒學院電影電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電影電視研究；呂佳音(1981— )，女，河南鄢陵人，四川傳媒學院電影電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影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