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在家看蘇聯上世紀五十年代老電影《士兵之歌》碟片，又一次得到心靈的淨化。電影中說的是，從前線回家探親而在旅途中誤了時間的士兵阿廖沙，對過路的汽車司機說：「讓我搭上車吧，我只想到家與母親擁抱一次。」就這樸素的話語感動了司機，他決定即使被關禁閉。也要滿足阿廖沙的心願。於是就讓他上了回家鄉的車。
電影中，母親在俄羅斯廣闊的田野上狂奔著向他而來。阿廖沙與母親見面只有短短的十分鐘，這是充滿了普通人樸素的愛的十分鐘，又是讓人感覺到殘酷的十分鐘。馬上又要分別了。母親說，「我一定能等到你回來，因為我沒有等到你的父親回來。」看到這裡，觀眾都會被打動。愛是不需要邏輯的，母親這句不合邏輯的話，卻充滿愛的力量，同時，又讓人感覺到，她所相信的東西是多麼美麗，然而又是多麼纖弱。
珍貴的幾分鐘馬上要就過去了，汽車喇叭不停地響著，在觀眾眼裡，那是一種近乎殘忍的聲音。後來，阿廖沙乘坐的卡車消失在田野大地的遠方。
……然而，電影告訴我們，他永遠沒有回來，他在異國的一條陌生公路邊的樹邊土地上永遠睡眠著，雖然陌生人有時會獻上一些鮮花。
近代以來，俄羅斯始終是一個不幸的民族，多災多難卻又感情世界極其豐富而深沉，看了電影以後，頭腦中浮現的一個的想法是，為什麼這樣一個精神世界豐富細膩、充滿人性敏銳感受能力的民族，這個產生過《三套車》的民歌、產生過普希金、託爾斯泰、妥思陀也夫斯基、葉賽寧與帕斯捷納克的偉大民族，在整整一個世紀裡，卻承受著巨大的悲劇命運？而美國人在精神方面，始終如同它傳統的西部牛崽一樣，什麼《黑客帝國3》之類的大片，無非是西部牛崽文化的現代翻版。讀讀十九世紀以來以馬克吐溫、德來塞為代表的那些美國文學，給人的感覺是，相比而言，美國人儘管充滿活力，然而在精神世界，卻粗獷並略顯膚淺，遠沒有俄羅斯人那麼深沉而細膩的內在感情世界，然而，正是這樣的民族，卻在經濟上、科技上與國力上卻成為佼佼勝利者。
這裡面有沒有某種必然的關聯？我想，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感情豐富、多愁善感、思想深刻的民族，常常會為某種不切實際的宗教理念而犧牲，佔據他們思維的是「主義」與獻身精神，而充滿理想的「主義」的大話語所具有的吸引力，最容易經由理性的畸變，而發展為集權的烏託邦。更具體地說，明明是宗教執迷，卻被人們以「理性」的名義標榜為神聖事業，人們像燈蛾撲火一樣被宗教執迷所吸引而不自知，這樣一個民族，精神世界越豐富，感受力更敏銳，詩情夢幻越多彩，他們的宗教執著感也會更強烈。
我總是會想到中學時代就讀過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陰沉的大門前，站著一個俄羅斯女孩，她想跨入門檻，黑洞洞大門裡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那聲音問女孩，你知不知道進來就意味著什麼，飢餓、寒冷、黑暗、誤解，屈辱、疾病、死亡，無名的犧牲，犯罪……。那女孩回答：知道。那個聲音沉默了一會說，那就進來吧，於是女孩踏進了那黑沉沉的大門，大門永久地閉上了……。
這個俄羅斯少女意象，多少年來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屠格涅夫的《門檻》中的少女，過去往往被膚淺地解讀為俄國沙皇時代的革命者的英勇不屈，實際就是為某種宗教理念而獻身的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符號。
相反，美國人的民族性格儘管粗獷、簡單而膚淺，熱衷於享受個人主義的世俗樂趣，然而恰恰是這一點，使他們對建構主義意識形態與烏託邦具有天生的免疫力。更具體地說，一個追求務實效果的商業頭腦，天生就與常識思維有親緣性，對於烏託邦有天然的免疫力與解構能力，這種解構能力是那些具有詩人般的豐富想像力的民族所難以具備的。務實的商業頭腦，加上牛崽式的精神充沛，這能使他們在實務的世俗競爭中，充分地發展多元文化與經濟的活力，（當然還有其他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而多元經濟與文化的競爭力，卻成為經濟上科學上不斷進取的關鍵。
當然美國文化也有它的問題，商業思維有助於抑制烏託邦衝動，但美國人的宗教同樣會干擾這個民族的理性思維。並對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打上烙印。激進的自由主義與極端的右翼，都是美國病的新來源。儘管如此，重建烏託邦政治則在美國主流社會是很難實現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
某種意義上，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知識分子中那種看來過於簡單的比喻：東方講精神，西方講物質，一個世紀後再反思一下，或許還能讀出前人沒有體悟過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