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人一直用雨傘敲打我的腦袋。從他第一次用雨傘打我腦袋的那天算起，到今天已經整整五年了。起初，我曾對此忍無可忍；而如今，我已經習以為常了。
此人究竟姓甚名誰，我無從知曉。我只知道這是個平常無奇的男子，穿灰色的衣服，有些花白的頭髮，生就一張讓人難以分辨的面孔。初次遇到他，還是五年前一個酷熱的早上。在帕萊爾默樹林中，當時我正坐在樹陰下的長椅上翻看當天的報紙。突然，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正一下下地打在我頭上。敲打我腦袋的就是他，這個此時此刻在我寫文章的同時，仍然機械而漠然地用雨傘敲打我腦袋的男人。
那次，我十分惱火地轉過身：可是他卻依然我行我素地繼續敲打我。我質問他是否瘋了，他好像根本沒有聽見我的問話一般。於是我威脅道，我要喊警察了，而他卻鎮定自若、平心靜氣地繼續敲打下去。在一陣不知所措之後，看他毫無罷手的意思，我站了起來，照著他的臉就是一拳。那個男人只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就倒在了地上。但隨即，他似乎費了相當大的氣力，又爬了起來，默不作聲地繼續用雨傘敲我的腦袋。血從他的鼻子裡流了出來，我開始同情起他來，並且後悔自己不該下手那麼狠。因為實際上，與其說他在用雨傘擊打我，不如說是在輕微地敲擊我，根本不疼的。當然了，這種敲打令人討厭至極。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感受吧，如果一隻蒼蠅落在我們腦門兒上，我們沒有絲毫的痛感，但卻讓人極其厭煩。說老實話，那把雨傘就好比一隻大蒼蠅，按照一定的節奏落在我的頭上，一下又一下。
當確信自己所面對的人肯定是個瘋子之後，我想還是遠遠地躲開為妙。可是這個人悄無聲息地跟著我，手中的雨傘仍然毫不停歇地敲在我頭上。於是我撒腿狂奔起來（我在這裡必須說明一下，很少有人能像我跑得那麼快）。他緊隨著我，想方設法要打我幾下，但都沒有打到。看到他呼哧呼哧地大口喘著粗氣，我覺得如果再逼著他跟我這樣跑下去的話，這個折磨我的人也許會當場倒下一命嗚呼。
因此我停止奔跑，重新邁起慣有的步子。我看了看他。可是從他臉上找不出任何感激或責備的神情。他只是繼續用雨傘一下一下地打在我的頭上。我曾經想去警察局，我會說：「警官先生，這個人正在用雨傘打我的腦袋」。這肯定是個史無前例的案子。警官一定會用充滿疑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要求我出示各種各樣的證件，然後還會問我一些令人異常尷尬的問題，說不定最後還會把我給抓起來。
我想最好還是回家吧。我上了67路公共汽車。他呢，並沒有停止敲打我，在我後面也上了車。我在第一個座位坐下。他則站在我邊上：左手拉著把手，右手繼續毫不留情地揮舞那把雨傘。車上的乘客們開始小心地交換著眼角的笑意。司機也從反光鏡中觀察我們的一舉一動。事態發展到最後，整個車廂裡爆發出哈哈大笑，這笑聲振聾發聵，不絕於耳。我又羞又窘，無地自容。而這位跟著我的老兄，卻將笑聲完全置之度外，繼續敲打我。
在太平洋大橋一站，我——更確切地說是我們倆——下了車。我們沿著聖菲大道走著。路上所有的人都愚蠢地轉過身來望著我們。我本想衝著他們說：「有什麼好看的？蠢貨！難道你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用雨傘敲別人的腦袋嗎？」但轉念一想，他們肯定從未見過此番景象。後來，有五六個孩子開始跟在我們的身後，嘴裡大呼小叫著。
我已經有了主意。到了我家門口，我本想猛地帶上門，將他關在門外。但我沒能做到：他用有力的手，率先牢牢地抓住門把手，在對抗推搡了一陣之後他跟進了我家。
從那時起，這個人就持續不斷地用雨傘敲打我的腦袋。據我所知，他從來不吃不睡。敲打我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我做任何事情時都有他陪在身邊，甚至在那些最私密的場合也不例外。記得起初那段時間，他的敲擊使我無法入眠；而現在，我相信，假使沒有雨傘的敲打，我是絕對難以安然入夢的。
儘管如此，我們並非一直都能夠和平相處。我曾經無數次地用盡各種語氣，懇求他告訴我，來自何方。但一切都是徒勞：他總是默默無言地繼續用雨傘敲擊我的腦袋。有好多次，我揍他、踢他，甚至——願上帝寬恕我——甚至我也用雨傘打他。他卻總是逆來順受，仿佛這是他所履行的職責的一部分。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中最閃光之處：對待工作表現出平和的信念，以及那種毫無怨言的態度。總之，他對自己正在履行的一項秘密而高尚的使命保持著一份執著。
儘管他沒有什麼生理方面的需求，但是我很清楚，在我揍他的時候，他感覺得到疼痛，我知道他很孱弱，也並非不朽之身。我也明白，只消一顆子彈就可以讓我徹底擺脫他。但我不知道槍子兒是該斃了他，還是該了結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否等我們倆都死了，他就不再繼續用雨傘敲我的腦袋了。不管怎樣，這種推斷根本起不到一丁點兒的作用：我承認，我既不敢殺掉他，也沒勇氣自殺。
另外，最近這段時間我已經意識到，如果沒有他的敲擊我將無法生活下去。現在，我越來越頻繁地被某種預感所困擾。我的內心受到另一種痛楚的煎熬：也許有一天，在我愈發需要他的時候，他會離我而去，而我將不得不告別那把雨傘溫柔的敲擊，是它們伴我進入沉沉的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