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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德國公侯借勢新教和舊教間的分歧，挑起戰爭，以此爭奪權力。30年後，戰爭結束，德國人口減去三分之一，農業、工業、商業、政治、文化，一蹶不振，一切都籠罩在戰爭遺留的創傷中，黑暗且閉塞。
1685年，巴赫出生，此時距戰爭結束僅僅7年，一切都還未平復，歐洲大地依然充斥著分裂、衝突。而當我們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切人類文明的延續，都需要藉助政權的重視與青睞，需要社會的繁榮和穩定，除此之外，便是巧合與偶然。
1740年，腓特烈二世繼位，並最終建立了由15個德意志國家組成的聯盟。於此，新的時代來臨，一切都將恢復生機，而此時的巴赫已經年邁，在腓特烈二世繼位10年後，他於1750年死於德國小鎮萊比錫。
很顯然，巴赫錯過了令其名垂千史的最好時機，儘管他將巴洛克音樂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但相對於後世的音樂家而言，巴赫的一生則過得沉默，充滿坎坷。他不僅歷經過牢獄之災，且9歲喪母，10歲喪父，35歲喪妻，一生育有20位後代，其中有11個夭折。在他18歲時，曾因其不符合宗教思想的音樂技巧，而備受指責，於是他離開教堂，徒步三百公裡去丹麥求學，當他歸來時，又被人在逼迫之下與人比武，受盡侮辱。
當我們回望巴赫的一生，我們很難感覺到命運對他的眷顧。他的一生並不傳奇，且生不逢時，充滿悲劇色彩。以至於在他死後的100年內都無人問津。
而有時，巧合降臨，偶然的因素相互交織。相傳，在巴赫去世的100年後，孟德爾頌同妻子去肉鋪買肉，在那張包肉的包裝紙上，印著巴赫《馬太受難曲》的樂譜，孟德爾頌驚嘆於此曲作者的才華，回到肉鋪買下了所有印有樂譜的包裝紙，並隨後指揮其樂團，公開演奏此曲。於此，「巴赫」的名字才得以流傳。
當然，對於這段孟德爾頌故事的虛虛實實，我們無從知曉，因它太過於戲劇化，所以的確值得令人懷疑。而關於此事，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在美國學者/作家/歷史地理學家房龍所著《音樂的歷史》（Music Story）一書中，曾有這樣的描述：
「1821年發生了兩件載入史冊的大事。一是拿破崙悽苦地死在了偏遠的聖赫倫那島峭壁上。二是年輕的孟德爾頌從柏林皇家圖書館的一大堆舊卷宗裡，發現了難得的《馬太受難曲》。」
在這段描述裡，孟德爾頌同巴赫的淵源顯得更為令人信服，而更重要的，是巴赫的名字和拿破崙的名字得以相提並論。於此，音樂家和徵服者，在人類文明的浩瀚星空裡，共同閃耀。
孟德爾頌上演《馬太受難曲》這一事件，是如今的我們得以知曉巴赫的重要原因。這一事件之後，巴赫開始名揚四海，無數音樂界的佼佼者對巴赫讚不絕口。1850年，在各路音樂家的共同協作下，「巴赫協會」得以創建，其目的在於搜集巴赫的遺留作品。1904年，協會開始每年出版《巴赫年鑑》，收錄各類對於巴赫作品的評論。1954年，《巴赫全集》開始出版。而因巴赫的作品年代久遠，信息不全，所以直到今天，對於其作品的搜集工作也依然在持續進行。
巴赫作品的問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後的音樂歷史。莫扎特、貝多芬、李斯特等人都從中受益匪淺，其每一位音樂家都從巴赫的作品中學習到高超的復調作曲技術，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也依然是音樂學院為教授復調技術而所使用的重要教材。不僅如此，他的影響力甚至蔓延到了現代搖滾音樂中。
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披頭四的《Blackbird》，根據保羅·麥卡特尼所稱，此曲中吉他的編曲靈感，來源於巴赫所作BWV996一曲。
對於巴赫，許多人稱其為「理性與感性」兼備。
而所謂「理性」，則意指關於音程、和聲、結構等絕對「音樂語境」下的一切。很多時候，這種理性的部分，光憑耳朵上的聽覺是難以分辨的，他不僅要求音樂家本人在音樂技術上具有一定造詣，同時也需要聽者具備一定的音樂知識。而作為一位以復調音樂著稱的音樂家，巴赫的音樂技術，可謂常人難以企及。
所謂「復調」，意指音樂中的多條旋律在行進的同時，能夠在縱向上達到統一，在橫向上卻又達到獨立。這同我們所認知的「主調」音樂完全不同，因「主調」音樂通常只有一條相對明顯的「主旋律」，其餘的聲部則為「襯託」。而這種襯託在復調音樂中是不存在的，因其每一條旋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談論復調時，許多人都會用《兩隻老虎》來舉例，的確，這首兒歌是闡述復調概念時最直觀的範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