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錯生性別的衝動——至少我的體驗如此——遠不止是一種社會衝動，還是生物性的、想像性的，尤其在本質上是精神性的。」
莫裡斯是一位值得被牢記的奇人：家境殷實，在牛津接受教育，「二戰」後聲名鵲起，被譽為「我們這一代的首席記者」；成為旅行家和作家，遊歷世界，創作了名作《不列顛和平局面》三部曲。
然而，最廣為人知的，還是莫裡斯曾經經歷的公眾形象大顛覆——倒不是因為什麼為醜聞，而是因為時年46歲，已經結婚23年、育有多名子女的紳士詹姆斯·莫裡斯下定決心改變自己的性別，從此以後世間再無詹姆斯·莫裡斯，簡·莫裡斯橫空出世。
在50多年前的英國，這齣大變活人的戲碼引起知識界和社交界多麼大的震動，自不必說。就是今天看來，也顯得太離奇。1974年，莫裡斯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部自傳《她他》；如果換一位作者，《她他》很有可能淪為街頭小報或地攤文學那種貨色。不過在莫裡斯筆下，這部聽起來不怎麼嚴肅的私密自白，成為了一部獨一無二的精神自傳。
莫裡斯自稱「錯生性別的人」，三四歲時，她就意識到自己雖為男兒身，但其實是個女孩子。靈魂被包裝進了錯誤的軀殼令她非常苦惱——自從弗洛伊德的理論被廣泛接受，對性別的困惑往往被打上「性倒錯」的標籤，它們產生的根源，自然被看作是性問題。但對於莫裡斯來說，自己的性別問題的範疇比性問題要寬廣太多，它是精神化的，更關乎自我身份的認知。「（錯生性別）即非一種性關係方式，也不是厚此薄彼。這是一種熾烈的、終生的又消滅不了的信念……」在莫裡斯的認識中，性別的問題是靈魂的問題，也是自我統一的問題。她說，「性別是靈魂，是才能，是興致，使環境，是人的感覺，是光與影，是內心的音樂，是邁步一跳或交換眼色，是更加真實的生命和愛，而不是什麼性器官、卵巢與激素的總合。」
「不僅性慾衝動方面，也包括記憶中的一切所見、所聞和所嗅，建築物、景色、親朋好友的情誼、愛情和煩惱的威力、各種感官的滿足以及肉體上的滿足」。
所幸莫裡斯的家庭氛圍和生活環境非常寬鬆、寬容，她的獨特並未被視為病態加以矯正，反而被當作一種性格受到了很好的保護。話雖如此，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英國，性別問題在公眾視野中仍具有不可挑戰的地位。兩性的對壘使得一個人必須要效忠於自己的性別身份。
在《她他》中，莫裡斯反覆重申過無數次自己的性別觀念，男性天生代表社會領域，他們有力量、莽撞、身體堅忍，對局面有著很強的控制力；女性天生意味著私人領域，文雅、高貴、柔弱，對藝術有與生俱來的理解力，需要被男性帶領和照顧。她對兩性的理解帶有很強的時代色彩，兩性對立所產生的張力因而給她帶來了很強的壓迫感。在性別身份上，她表裡不一，卻感到自己必須選定一個陣營，以確定的身份和與其相匹配的自我認知和感官反應來應對劍拔弩張的兩性世界。
莫裡斯混跡在「男性世界」中，卻像一位女扮男裝的間諜小心翼翼地潛伏著，唯恐自己的秘密身份暴露。不過她也意識到了自己擁有一種特別的陰柔魅力，這使她不僅沒受到孤立，反而常被周圍的男孩殷勤對待。這種狀況從她上學開始一直延續到「二戰」爆發，她加入了皇家第九長矛兵團。她「感到自己像個難以令人折服的小說裡的女主人公，用短靴或者輕騎兵上衣裝扮起來，出入戰場尋求榮耀或冒險故事」。在《她他》裡回憶這一段經歷，莫裡斯的筆調是帶著浪漫色彩的。皇家第九長矛兵團是一支精英部隊，成員出身大多非富即貴，擁有極高的榮譽感，喜歡在休閒時光談論文學。莫裡斯身邊出現了許多年輕而極富人格魅力的年輕男子，這段經歷在她充滿冒險的人生裡也甚為珍貴。她一方面深感自己與他們之間似乎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性別鴻溝，另一方面卻又為自己可以被這些富於「男子氣概」的同僚接納並且視為同類受寵若驚。在戰爭的大時代背景下，廣闊的世界迎面而來，當她與年輕的同僚們奔走在異國他鄉，她感覺到的是少女與年輕男孩最初約會的那種幸福。在她後來的生活中，恐怕只有作為隨行記者跟隨珠穆朗瑪峰探險隊攀登珠峰的經歷能夠與其相提並論。這兩段經歷的相似性在於她都深深地感受到了男性——在她所堅信的那種相對傳統的兩性觀念中——的魅力，特別是男性「對身體始終如一的控制力」所帶來的自由。有時她甚至會因此短暫地為自己擁有男兒身而竊喜。
她獨特的靈魂賦予了她與眾不同的視野，讓她可以用富於情感色彩的方式來審視這段經歷和記憶。於是她的記述便都帶有一部出色的紀實文本理應具有的動人氛圍。這種氛圍很好地傳遞了她在彼時彼地的微妙感受，那是秘密潛伏在異性中的冒險快感，也是在兩性身份間不斷跳越的焦灼感。《她他》裡記述了這樣一段往事，在那時，她和一位長矛兵團的同僚（這是一位「阿拉伯的勞倫斯」式的傳奇人物）在深夜驅車趕回營房，
「這是埃及冬季裡一個使人驚心動魄的星光燦爛之夜，空氣裡只能聞到黃沙和乾旱的氣息，夜空看上去冷得發脆，簡直可以切開，星光閃爍下的寒勁使人周身發顫，心靈飛升。我們靠在車頂上，跌跌撞撞駛過開闊的沙漠，我們挨近身子取暖，他把大衣披在兩人肩上。我們一度沉默不語，卡車顛簸前行。後來奧託說話了，『上——上帝啊，』他說，『我希——希望你是個女人。』」
這種令人激動不安的戲劇性時時衝擊著她，也促成了她對自我的一些新認識。然而，更多時候，莫裡斯還是遭受著自己性別身份的迷惑所帶來的痛苦。她並不是經常能夠和自己男性的軀殼相處融洽。
離開軍隊後，她成為了記者，先後為開羅的阿拉伯通訊社、《衛報》和《泰晤士報》工作，工作之餘，莫裡斯四處尋訪醫生，卻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她並不想被「治癒」，只是想獲得改變身份的途徑。有醫生給她開了雌性激素，這樣她可以在自己願意的時候緩慢地開始轉變。在她23歲時，她遇到了自己的靈魂伴侶伊莉莎白。聽起來雖然不太可能，但一切發生的非常自然，她們不僅結了婚（此時的莫裡斯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法律上都是男人），而且生育了好幾個孩子。
伊莉莎白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女性，她接受了莫裡斯對自我身份的界定，甚至一直支持莫裡斯通過手術改變性別，她認為這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在三十來歲的時候，莫裡斯感到再也無法忍受自己的男性軀殼。這種自我性別身份的矛盾加劇了她與外部世界的對立感，在她眼中，自己經歷的一切似乎都是兩性戰爭的隱喻：自己所任職的《泰晤士報》和《衛報》分別呈現出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性格缺陷；混跡記者群帶來了隻身處在異性中孤立無援的緊張感；世界的不完滿似乎都該歸咎於男子主宰一切的社會狀況；男性化的公共生活令人不堪忍受，只有女性化的私生活才關乎緊要……莫裡斯把現實中令人失望的那一部分全部視為男子氣質的衍生物，只有自我放逐、遠離它們才能保護她靈魂的完整性。在這一個時期，她辭去了所有職務，遊歷世界，撰寫著作。寫作也成了她性別認知的一種獨特方式。她在《她他》中寫道，創作是她滿足感官的一種方式，也是感情和秘密的寄存處。
隨著兒女長大成人，莫裡斯開始實踐自己的計劃，她吞食大量激素，身體有了緩慢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她的性別感到迷惑，她不時以女裝示人，這讓她感到自己多年來的性別偏差得到了有效的彌補。當人們把她視作女人的時候，她感到他們看到了理想中的自己。她非常著迷通過不斷變換兩性身份來調整自己在社交時的地位和狀態。1972年，在進行了一系列複雜的準備（包括打聽在法律上改變性身份別的可能性和被迫與伊莉莎白離婚）之後，莫裡斯在卡薩布蘭卡完成了自己的變性手術。
所幸手術非常成功，雖然她對自己的改造並沒有一蹴而就，後面又接受了幾次小手術。她仍舊和伊莉莎白生活在一起，改了名字，接受了政府為她重新製作的全套身份文件，並且以新的性別身份在社交界重新亮相。她終於可以正大光明地用女性的眼光來打量這個世界，並且驗證自己多年來對女性性別身份的認知。在身份的轉變過程中她寫了自己最偉大的作品《不列顛和平局面》三部曲，她認為自己前後的視角變換對創作風格有著很大的影響。但最受影響的是她的生活，她確實為男士的殷勤和自己所表現出的順從柔弱而陶醉；她認為變性之後，自己徒然生出了很多迷人的女性性格特徵；當她感到自己作為女性被看低了一等的時候，她會恰如其分地和所有女人一樣，生出「還是做男人好」的念頭。
如前所說，簡·莫裡斯作為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改變性別者之一，她的性別觀念是非常具有時代性的。儘管她的作為遠遠超過了自己所處時代的理解範疇，但她意識裡兩性的二元對立一直存在，這甚至塑造了她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方式。我想，她並非是一個跨越了性別鴻溝的人，她承認鴻溝存在，也承認這種分裂難以彌合，這促使她必須以拋棄男性性別身份的方式尋求自我的統一。在兩性問題上，她不是傳統的反叛者，而是以反叛的方式成為傳統觀念的最後一批繼承者。莫裡斯擁有兩種性別身份，但這兩種性別身份的體驗對她來講都是不完全的，特別是作為女性更是如此。就連她自己也不得不遺憾地承認這一點。在自傳的最後，莫裡斯反思道，為什麼和她一樣熱衷於變換性別的人都是中年人？或許因為性別問題被視作不可破解的神聖問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對於新一代年輕人，自己天生的性別已經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緊緊地束縛他們。性別更像一個旋鈕，扭動開關，大家任意可行。
如果她生活在另一個時代，另一種觀念的統治下，她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選擇。
然而，在我看來，性別問題並不是莫裡斯的自傳以及她那充滿傳奇性的一生最核心的主題。糾結於兩性身份問題的背後，是她對於自我充滿勇氣的探索和追問。正如她所言，性別的背後，是靈魂。她曾經在一次次挫敗後說：但她終究沒有辜負自己的靈魂。在《她他》中，最吸引我的不是莫裡斯「男兒身女兒心」的神秘體驗，也不是她曲折離奇的變性經歷，甚至不是所謂跨越兩種性別的身份體驗。如果只局限在兩性問題上來評估莫裡斯的所作所為，就太過於輕率了。她是一位偉大的冒險者，她對自己性別和身體的改造是一場探求自我的偉大冒險。在《她他》這部絕無僅有的作品裡，莫裡斯殫精竭慮所收穫的心理體驗和經歷會一直鮮活於字裡行間。它們不可能被他人評判，也不可能被貼上標籤簡單分類。正如莫裡斯自己的所說，
它們「既非男子也非女子，即非自己也非他人，即非片段也非整體」，而是人類精神史上一個獨立的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