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朱傑人教授在清華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聯合舉辦首屆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上的講演，文章來源：文匯報
中國傳統經學的消亡，並不是一種學術自身運動的必然，而是外力強加的結果。
中國經學的思維，具有極其獨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獨一無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無法比擬和複製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這是一筆中華民族可貴和可觀的精神遺產，是誰也不能抹煞的。隨著我們對外來先進學術思想與方法的學習與運用，我國以經學為核心的傳統學術思維方式一定會在與世界學術的融合和貫通中得到更好的發展與傳承。
這是一個看似非常空疏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提出這一問題，是基於我對中國經學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的一種深深的憂慮。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不知大家是否意識到，我們這次會議的名稱居然是「首屆中國經學研討會」。請大家注意這個「首屆」。自光緒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廢科舉，至今已整整100年。自1949年建國至今，也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竟然是第一次討論經學。這多少有點諷刺意味。但是，經學在我們這裡已經消失了半個多世紀，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有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經學在我們這裡實際上已經是一堆死灰。
一、經學從顯學到死灰的原因
經學從一種顯學變為一堆死灰，原因是非常複雜的。
經學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即使從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設置五經博士算起，到民國臨時政府1912年宣布「廢止讀經」止，其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統治學說，歷時已兩千餘年。經學曾經支配著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學術，為歷代王朝進行有效統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並為社會各階層提供了基本的行為準則、規範以及明確的價值導向。因此它對傳統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社會意識以及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維模式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周予同先生曾說:「因經今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以立，因宋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形上學、倫理學以成。」從本質上說，經學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價值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中國文化的本質和靈魂，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思想與學術表現形式。
但西方列強的入侵，民族獨立自強的迫切要求，學習西方便成為時代的最強音，西方文化大量湧入，西方學術嚴密的分科體系對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帶來了巨大衝擊。隨著近代學科體制的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居於中心位置的經學消亡了。光緒三十年(1904年)，科舉最後一次考試，此後近代學科取代了經學的霸主地位。代表中國近代大學最早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其課程分為一般科目與專門科目，一般科目中有經學、理學、諸子學等，一般科目為必修課。1902年設立預科，經學仍為教學重要內容。1909年成立分科大學，設有經科(包括毛詩門、周禮門、左傳門)。經學從一尊降而和文、工、商、農、法政、格致諸科等齊。辛亥革命勝利後，民國臨時政府廢止尊孔讀經，1912年10月，教育部頒布《大學令》，大學分七科(文、理、法、商、醫、農、工)，取消了經學科。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後採取了系列改革，廢門改系，1919年，北大設立哲學、中文、史學等14個系，真正意義上建立了現代學科體系，對中國近代大學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一體系中，沒有了經學的位置。
「五四」運動中，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倡導了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以「民主」、「科學」為旗幟，要求打倒「孔家店」，經學被當作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被簡單地稱為「經學教條」和「封建性的糟粕」。餘英時先生回顧這段思想史時不無痛心地說:「『五四』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或稍後的社會主義者，都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現代化』的最大的敵人。」這是對中國傳統施以了凌厲無前的道德譴責。
新中國成立後，學習蘇聯模式，1952年對高等院校進行了院系調整，「以培養工業建設幹部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改革的重心在培養工業建設人才上。在我們的教育方針和課程設置上，一直沒有經學的位置。再從意識形態建設來看，經學作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和腐朽文化的象徵，一直是批判的對象，作為封建糟粕而被唾棄。「文革」中極左思潮泛濫，儒家思想連同其經典都成為了黑暗和反動的代名詞。雖然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方針一直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但是在實踐中，這一方針成了只對傳統實行批判的藉口。正如餘英時先生所說:「中國的思想主流要求我們徹底和傳統決裂。因此我們對於傳統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極少『同情的了解』。」此外，建國後，大陸受過經學訓練的人才稀少，也是大陸高等學校沒法開設經學課的一大制約因素。經學作為學術文化被趕出了歷史舞臺。復旦大學歷史系周予同先生開設的經學史課程，可謂碩果僅存，但「文革」中也被迫中斷。
面對列強入侵，中國最現實的問題是民族獨立與富強，「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無疑是近代中國大學的首要任務。從京師大學堂學習日本大學體制到北大學習德國大學模式，以理工為權重的考慮都可以見到當時仁人志士對民族獨立富強的焦灼與渴望。按西方學科體制建立起來的近代中國大學，必然不會有代表中國特有文化形態的經學的存在。辛亥革命摧毀了封建帝制，連同作為其意識形態的經學亦棄如敝屣。五四精英們把傳統(其核心是經學)看作是阻止中國現代化的障礙，以後，人們又把它當作腐朽的封建文化，這種對傳統文化的偏激和誤解一直延續至今，蒙蔽了經學的真正價值，形成了國人巨大的認識誤區。另外科舉廢除後，以經學求取功名的仕進之路被阻斷，學習現代科技知識取代了專攻經術，經學在教育中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需求的棄兒。現實的需要遮掩了大學「傳授高深學問，培養碩學人才」(蔡元培語)的終極追求。
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多筆墨來描述經學消亡的歷史，是為了說明，經學的消亡，並不是一種學術自身運動的必然，而是外力強加的結果。事實上，我們是在不知不覺中走了一條破壞民族文化的路，走了一條民族虛無主義的路。
二、經學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經學已經是一堆死灰，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走到這裡來研討經學問題呢？我很理解會議組織者的「良苦用心」，所謂「首屆」無非是希望這不是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也就是說，我們是想讓這一堆死灰復燃。
這樣，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經學究竟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基本的、核心的價值觀，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我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中國的學術，而中國學術的核心是中國的經學。中國學術的所有領域，都是從經學派生出來的。這就像西方的基督教，它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學術的核心，由它而衍生出西方學術的各學各派。所以，中國的經學是不能滅的，也是滅不了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經學所面臨的深重的生存危機。最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危機主要來自學術界內部。
講一個我自己親歷的「故事」:我曾經與一位非常著名和非常有影響力的青年哲學家討論經學的復興問題。他說，現在還提什麼經學呢，經學早就死了，哲學完全可以取代它了。我大吃一驚，無言以對。這使我想起了古代的大儒如章學誠、顧炎武和現代的大師如陳寅恪，都說過的一句名言:「六經皆史」。他們這樣講是為了強調「經學」與「史學」的關聯。而有些人講這句話是為了把經學納入史學的範疇。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經學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我們今天之所以要讓經學死灰復燃，是因為經學造就了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我的文章題目是「經學與中國的學術思維方式」，事實上，中國的學術思維方式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經學貫穿於中國整個的傳統學術史，因而經學的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學術思維方式，並因此造就國人不同於西方的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最大的特徵就體現在——它是一種整體的思維模式，它是一種追求事物各種關聯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追求對不同質的事物之間的聯繫、影響、滲透和整合，這種思維方式明顯地有別於西方那種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邏輯見長的思維方式。
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以陰陽相對、五行相生相剋等的基本理論，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的思維定式為我們構建了一個包羅天、地、人、事、物等「天人合一」的完整的宇宙世界。它充分注意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互相感應的有機的整體。《周易》的重整體、重系統、重關係的這種宇宙觀和思維方式對國人的整體思維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周易》的思維模式，造就了中國人善於採用整體的、全息的、系統的思維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來考慮問題。中醫就是這一思維模式最經典的代表。中醫對人體疾病的診斷與施治的出發點不僅是把人體看作是由各部分器官有機結合的整體，而且把人看作大自然環境中的一個關聯體。中醫認為，只有從人的全體出發，把人與自然界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治病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療效。
中國的學術是由經學孕育而衍生的，經學的整體思維模式孕育出中國學術思維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融合與貫通。研究中國學問的人都知道「文史不分家」這句名言。在中國學者的眼中，文學和史學是互相滲透的，互相關聯的，它們之間有著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如果把它們人為地分割開來，就不可能取得對它們的正確認識。上文提到的中醫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經學研究本身則更能說明問題。在傳統的經學研究中，文、史、哲、經濟、政治這些在西方學術中有著嚴格分野的學科是整合在一起的，它給人的感覺是一種渾沌的模糊，但是，恰恰是這種渾沌給了人們對事物的整體把握和感悟，恰恰是這種模糊使我們有可能進入事物的本源，掌握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西學東漸，明晰和嚴格的學科分類，帶給我們的是明快的邏輯和清晰的條理，它使研究的方法趨於簡潔和便於運用，因而很快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歡迎，中國特色的整體研究被遺棄，甚至被當作落後的思想方法而受到批評。更嚴重的是，由於西學學科分類的思維方式借重西方文明的學術霸權對中國學術的壓迫，從根本上瓦解了中國學術思維賴以生存的土壤，又從學理上加速了經學的衰亡。
其實，思維方式是無所謂優劣之分的。我們並不否認西學學科分類的科學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是有弊病的。而它的弊病恰恰可以用我們的思維方式加以彌補。所以，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把自己的長處丟掉。
三、經學是訓練思維的學術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結語》中指出:「自清代考證學二百餘年之訓練，成為一種遺傳，我國學子之頭腦，漸趨於冷靜縝密。此種性質，實為科學成立之根本要素。」
梁啓超的這段話，有兩個要點必須注意:
第一、他指出，中國的經學是一種訓練人思維的學術。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這也正是經學必須生存而且能夠生存下去的主要理由。我們的古人早就講過，如果沒有孔子，我們至今還在蒙昧與黑暗之中。為什麼？因為孔子的學術不但給了我們基本的價值觀，還給了我們科學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可以在孔子和他以後的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在各個方面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我國古代，沒有嚴格的學術分科，人文科學也罷，自然科學也罷(例如數學)，都是通過經學的訓練得以實現的。我們可以來看一看經學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思維模式:例如「師法」與「家法」的問題。這種思維模式使學術有了延續的、不間斷的承傳，有利於文化和學術的延伸與發展。嚴格的家法與師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學術在血緣關係上的純粹性，使某一種學術現象的發展和流變有清晰的脈絡可循。更重要的是，這種傳統非常有利於創立和形成學派，使某一種學派得以沿著擴展和縱深兩個方向不斷發展，往往可以形成後人所無法超越的學術成果和令人高山仰止的學術大家。這時候，這種學術在整個的學術史發展中便卓爾不群、自成一家，在某一領域佔領著學術的最高峰，沾惠後人匪淺。(當然，我並不否認這種傳統也有其消極的一面，但，這是問題的另一面)。再比如「託古」與「疑古」。這種思維模式，既使學術和思想的傳統不至割裂與中斷，也維繫了思想與學術的變革和傳統的重建。經學在宋代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那就是理性與思辨的出現。辨言析理、細緻入微，宋代經學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學理性極強。宋明理學的這種學理性或思辨色彩是與宋學的發源密切相關的。宋明理學吸取了佛、道兩家的某些思維方法，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首要的位置，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作了深入的研究，構建了一整套具有嚴密思辨結構的思想體系，使中國人的哲學思辨達到了它那個時代的思想方法的制高點。這一點，就是西方人，也是不得不承認的。
經學的衍變，到了清代，開始結合西方學術，產生了在我國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一種學術和相應的學術思維方式。它以考據學為主流，人們或稱之曰「實學」，或稱之曰「樸學」，或稱之曰「漢學」。
梁啓超曾經為考據立過四條法則:
1、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臆度者，在所必擯。
2、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3、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
4、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
以上四條，當得上一部「證據學綱要」。一切靠證據說話，也就是一切靠事實說話；論點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也就是論點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這樣的學術自是浸透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考證學這門學問裡，需要的是廣泛的閱讀，準確的理解，需要的是微觀上的精雕細刻，不是宏觀的演繹與臆想。此外，由於清代實學的空前發達，又孕育了分析、歸納、推演、判斷、實證等學術方法，由此而派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縝密而嚴謹的邏輯演繹學。而語言學的發展又催化出音韻學、發聲學，以及人體解剖學等的發生與發展。
這些事實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這說明，有清一代的學術，已經具備了現代科學的精神成分。
所以，梁啓超說:第二、中國經學思維的訓練「實為科學成立之根本要素」。也就是說，中國經學的思維方式，最終必然會導向現代科學。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不是外敵入侵，而讓我們的經學在自己的軌道上繼續發展，它最終是不是會導出現代科學呢？這是一個假設，但是清代學術的發展卻給了我們肯定的答案。
四、對復興經學的幾點建議
中國經學的思維，具有極其獨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獨一無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無法比擬和複製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這是一筆中華民族可貴和可觀的精神遺產，是誰也不能抹煞的。隨著我們對外來先進學術思想與方法的學習與運用，我國以經學為核心的傳統學術思維方式一定會在與世界學術的融合和貫通中得到更好的發展與傳承。
最後，我想把我的發言做一個歸納:
一、我們要復興經學，把這堆死灰復燃，不是為經學而經學，而是因為經學自有它存在與發展下去的理由和必要。
二、經學是訓練思維的學問，它培育了中國人特有的獨立的思維模式。
三、這種模式之最大的特點是，它是整體的思維，是追求不同質的事物之間關聯、影響、滲透與整合的思維。這種思維模式足以彌補西方式思維的缺失與漏洞。
四、經學思維的模式是科學的，是值得我們引以為豪的，我們應該丟棄民族自卑情緒與民族虛無主義。有一句話說得好:我們否定自己的傳統，不是因為我們的傳統不好，而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傳統的無知。
到這裡應該結束我的演講了，但是我感到意猶未盡，我想對復興經學提四點建議:
第一、應該儘快恢復經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存在。
第二、應該儘快恢復在高等院校中的經學課。
第三、建立專門的經學研究機構。
第四、系統地整理與出版歷代重要的經學研究著作。
悉數中華文化中的先賢、經典，我們不禁心嚮往之，卻也畏手畏腳。長期以來，碎片化的輸入使得我們在提起「詩經」、「唐詩」時，只能背出幾句詩詞，卻無法掌握貫穿其中的脈絡。
提升人文素養，需要如化石沉積一般，順著時間發展、歷史軌跡，一層一層，疊加、構築起自己的文化城堡。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一堂人文大課、一堂精品好課，縱覽三千年，真正將不同朝代的文化印記一一對應。從《詩經》到小說，如觀看一部精心製作的紀錄片，跟隨專業學者，去欣賞中華文明的無雙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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