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娛樂FOCUS
撰文|張晶 攝影|盛春
責編|金成武
明晃晃的秋天來了。
鄭雲龍主演的話劇《德齡與慈禧》來北京演出。他飾演困於宮中的光緒帝。這部話劇有幾場盧燕和濮存昕的特別演出，採訪間隙，鄭雲龍跑去後臺觀摩。他羨慕時間給一個演員留下的痕跡。
鄭雲龍的從藝時間並不長，但作風頗有些老派，早兩年，他沒有微博微信，不愛打遊戲，與外界聯繫僅限於電話和簡訊，是個非典型90後。他推脫自己懶笨，不懂這些高科技。談起這些，他的表情永遠是一副懵懂的樣子，對周遭有種陌生感。
但談起音樂劇，他便滔滔不絕，便向外界打開自己。即將跨入而立之年，他學會深謀遠慮，試著權衡，在生計、名利、市場間閃轉騰挪，努力在夾縫中生存。
當下，羽翼未豐的年輕人呵護著自己的一點理想，以免夭折，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這一年，他繞過了幾道坎，走到現在，往後的路，最大的敵人大概就是他的內心了。
一
又是首演。為著開演前能好好休整一下，鄭雲龍特地回了上海，卻沒有一晚能睡著，他感覺好些年沒這麼緊張了。他問《德齡與慈禧》的另一位主角江珊，江珊也緊張。戲還沒有開演，誰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鄭雲龍的緊張是有緣故的：「這是我的第二部話劇，話劇表演跟音樂劇完全不一樣，我也從來沒有演過清朝戲，而且演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又是跟這麼多老師和前輩合作，希望不要耽誤整個作品的呈現。」
在籌備新戲的時候，鄭雲龍都會感到疲憊，尤其接到一些跟自身反差很大的角色。創作的過程對他而言無疑是「痛苦」的，「我每次接到新戲，在家看劇本的時候就覺得『是不是作？演點簡單的不就完了？』每次老這麼想，完了，完了，這次是玩大了。」但轉念又想，還是得挺過去，老做一些擅長的事，人會停在原點。
他是個善於觀察的人，不喜歡問，更喜歡看，看別的前輩排練，演出。「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會想很多方法處理，找到最合適的方式去表達，所以藝術作品如果成功的話，一定要做細節。」
上場前，他習慣一個人在化妝間靜一靜，腦子裡過一遍發生在這個人物身上的故事，讓自己更貼合要演的角色。
接觸過鄭雲龍的朋友都說，這個人慢熱，在陌生的環境裡不是很快就能與別人聊得來，但只要一談音樂劇，他的眼睛裡就活泛了，不再是一副怔怔的樣子。
他的母親在改行前是一名京劇演員，頗有些藝術修養。在北京的時候，她還很小，常去人藝看排練，對話劇充滿嚮往。得知兒子要演何冀平的話劇，母親比兒子還高興。娘倆在一處時，常常探討表演藝術，鄭雲龍坦言，母親在專業上給了他很多幫助，「戲曲演員功夫是非常深的，要吃很多苦，身上積攢的東西不管改不改行，不管多大歲數，她都忘不了。」
母親後來在青島做演出公司，時常接觸國內外的優秀演出。鄭雲龍從小看過不少演出：舞劇，歌劇，話劇，交響樂。
還在他上初中的時候，偶然的一次機會，母親帶他去人民大會堂看著名音樂作曲家韋伯的音樂劇《貓》。這部音樂劇在國外風靡二十餘年，在中國還是首次原版引進。
他用「震驚」形容那次的觀後感，「沒想到在臺上跳得也好，唱得也好，演得也好，又是那麼一個腦洞大開的故事。」
那個時候還沒有網絡，只能看電視，音樂頻道也常播放韋伯的音樂劇，看邁克波爾表演，「只要電視一播，我就看。」
現在回頭細想，他跟這部劇是有些緣分的。鄭雲龍復盤道，如果沒有看到《貓》，他可能不會那麼早就知道音樂劇，上大學的時候可能就不會考慮學這個專業。
二
2009年大學報到的那天，天氣很好，鄭雲龍踏入北京舞蹈學院，門口的大石頭上鐫刻著「舞蹈家搖籃」。學校裡沒看到一個女孩，他心裡犯嘀咕。
這時，校門口開過數十輛大巴，車上下來一千多個剛結束國慶表演的女孩，穿著演出服的女孩們一齊向校園走來，男生們都呆住了，「我都笑開花了，心動的感覺。」鄭雲龍回憶，那是他第一天入學看到的場景，至今記憶猶新。
從小沒離過家的青島小子，第一次來京過集體生活，除了學校小一點，大概沒有不稱心的了，興奮勁兒不言自明。那幾年短暫的烏託邦式的日子，鄭雲龍用「美好」「幸福」形容它，因為「沒有工作壓力」。
大學的班主任肖傑顯然看得更為客觀。學生需要晨起練功，跑步壓腿，練聲，再去吃飯，吃完飯上課，直到晚上八點，課後還得排表演作業，直到十點鐘，看門的阿姨來趕人，關燈回宿舍。早六點，晚十點，日日如此。
如今臺上的鄭雲龍滿身是戲，目光閃爍，襯衫如雪，西裝裁剪得體，領口系一個黑蝴蝶結，儼然紳士模樣。但倒退十年，肖傑只記得這個從山東來的大個子腮幫子有點高原紅，倒像從西藏來的，走路塌塌的，沒學過舞蹈，但還敢跳，是個男子漢的感覺。
肖傑帶的2009級音樂劇學生，九男九女，只有六個藝校生，剩下十二個都是從普通高中考進來的，唱跳演的底子薄，需要發奮追趕。「鄭雲龍也是普高生出來的，唱跳表演基本上是零基礎。他可能感覺自己生活怎麼是這樣的，怎麼會有這麼累的大學。」
鄭雲龍說，老教學樓每層都有個儲藏室，只有普通教室的一半大，編號都是「X06」，他們和道具擠在一起，排練，爭吵，肖傑在旁邊看著樂，「學會思考」是學生該有的樣子。
肖傑一直青睞這個學生。「他是有一定觀眾緣的，是可以塑造的，」加上他本人悟性不錯，對角色的理解更進一層。
三
早年的音樂劇市場並不理想，文化舶來品在那時的中國還需要一個土壤培植期。反映到從業者身上，用鄭雲龍的話說，「能找著戲演就不錯了」。
那幾屆的年輕人都經歷了行業的陣痛期。他最早的危機感，是從師兄處來的。「暑假我們去啤酒節喝酒，喝完在海邊溜達，他就老蹲在那，看著大海發呆，我說你怎麼不開心？他說『我要畢業了，完了,不知道幹嘛』。」
那屆學生畢業的時候，篤定了留在舞臺的，只有八個人，鄭雲龍算一個。他還是想演戲，有戲就去面試。肖傑排了一部《納斯爾丁·阿凡提》，把他們一塊兒端到劇組排練，「走一步看一步，先把那部戲排好。」這是作為老師對當時的他們最恰當的忠告。
鄭雲龍說，《阿凡提》演完就徹底失業了，歇了半年多，什麼事也沒有，也沒錢。
再後來，他去了一家單位上班。「基本工資是1500，扣完保險亂七八糟的，一千出頭，我忘記打卡，上班忘打，下班忘打，就跟沒來一樣，扣到800多；辦公室的主管不走，你就走不了，但是我不管這套，到點了我就走，所以沒朋友。」鄭雲龍說，他想到可能要在這坐30年，每天都非常絕望。
他的職務是一名文員，但自己是個電腦盲，在電腦上僅限於打字和聊QQ，也不會用word，複印都是現學的。每日的主要工作是「坐著」，並且面無表情，偶爾有事做，幫大家跑腿，買杯奶茶，拿個快遞。
三個月，他胖了二十多斤，除了食堂夥食好，周遭的一切都乏善可陳。
有一天，肖傑接到鄭雲龍用座機打來的電話，對方請他幫忙賣票。「我就奇怪了，還打電話讓我給他賣票了，」為師的無能為力，賣票沒了下文。
再接到電話時，鄭雲龍辭職了，肖傑脫口而出：「挺好的，趕緊走。」
用現在的眼光看過去，鄭雲龍說，那個時候的自己不會妥協，想辭職就辭了，誰勸也沒用。
等到重新回到舞臺，他面臨的依然是一副慘澹的局面，臺下觀眾少得可憐。有一次在哈爾濱的演出，大家都化好妝了，突然告訴你卸妝吧，演出取消了，臺下沒觀眾，「那個時候不足為奇，就是你不取消，下面也沒幾個人。」
灰心嗎？當然。不只是灰心，對演員的打擊也大。「我們排練都很認真，也排三個多月，請了國外的製作團隊去做，做完了沒有人看。」有時候，他去商場發演出門票，路過的人當傳單隨手丟進了垃圾桶。
他說，最初的幾年，最大的難題依然是生計，「收入少到除了吃飯就沒什麼別的錢，只能掙點外快，幫人錄錄歌，配配音，接點年會演出之類的。」
肖傑說，大概是北京的海鮮太貴了，鄭雲龍經常自己下廚。有一次，四角俱全的螃蟹下了鍋，蒸好了卻發現少一隻鉗子，找來找去，抬頭一看，鉗子在天花板粘著，可能切得太猛，彈上去了。
生活晃晃悠悠，不全然是嚴肅而無味的。
四
《聲入人心》播出時，網上流傳了一個視頻，鄭雲龍、阿雲嘎、王晰眾六人在臺上唱了一首《祝酒歌》，因詞曲多處出錯，被網友調侃《假酒歌》。鄭雲龍說，「沒有一個人唱對的，大家都像喝了假酒。」
但臺上的鄭雲龍雲淡風輕，同在臺上的蔡程昱說，不論歌兒有多垮，你要是不聽他唱的東西，你都覺得他很自信，這就是多年積累的舞臺經驗和臨場應變能力。
不過，今日無論再怎麼風光的人，過往也有狼狽的經歷。臨近畢業的時候，鄭雲龍摔了個跟頭。
《阿凡提》是肖傑導演的第一部音樂劇，鄭雲龍作為男主角，首次登上公開商演舞臺。
唱到一半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聲帶沒法閉合，沒有音色。鄭雲龍意識到自己失聲了。他的第一反應是「職業生涯結束了」。勉強唱完上半場，鄭雲龍躲了起來，「哪有臉」。
肖傑和製作人坐在最後一排，看著眼前這一幕，驚得「下巴都掉下來了」，各路人馬匯聚過來問他「怎麼辦」。
那一夜，鄭雲龍沒睡著。肖傑再見到鄭雲龍是第二天的事了。在後臺，肖傑說了節目播出的那番話，讓他考慮清楚。「對我們主創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大不了我這輩子不排戲了，繼續當我的老師，但是他還沒有拿畢業證呢。」試想一下，一個馬上畢業的學生，在首映當天被換下了場，接著第二天還不能上，這對人是多大的打擊。
肖傑自身也有壓力，「第一你教的學生有問題，是你作為老師的失敗；第二是你作為導演，對一個演員判斷的失誤。」這對雙方都是個考驗。
好在鄭雲龍又上臺了——聲音還是劈的——好在唱完了。肖傑跑上去，拍了拍他，鄭雲龍「像帕金森一樣點了點頭。」
鄭雲龍現在都不願回憶那難熬的一刻。他說，當時的自己沒有任何舞臺經驗，也沒演過正式演出，不知道怎麼分配自己的體力，把100%的勁兒都消耗在排練裡了。第一次上臺，第一次賣票，第一次演男一號，加上緊張就出問題了。
說起這些，鄭雲龍收斂笑容，有些嚴肅地說，那次意外讓他知曉了一件事：不管你的壓力有多大，身體是什麼樣子，你都要學會控制自己的身體，最重要的是保護好自己，要讓自己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上得了臺，這才是職業。
五
鄭雲龍相信命運，相信自己所走的路無形中自有安排。
他不喜歡看手機，也沒有信息焦慮，不擅長打遊戲，別人跟他玩一局，也不想再跟他玩了。他也不看綜藝，活得不像個90後年輕人。
但他很幸運地被《變身怪醫》的製作方看中，南下上海，擔當男主角。後來，他就遇到了《聲入人心》。
《聲入人心》找上門的時候，鄭雲龍還在北京排練，剛開始沒答應這檔綜藝。
肖傑去他的住處吃飯，順便勸了兩句，「還是要去參與一下，爭取能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行當。」「行，知道了。」是鄭雲龍的口頭禪。肖傑不知道他的話佔了幾分。反正，最後鄭雲龍去參加節目了。
「要是五年前，打死我都不會去，誰說也沒用，我覺得這個沒意思，我就不會去。」鄭雲龍說，他過去很少妥協，現在學會了衡量，想的也多，「也想過會不會能給自己、給市場、給音樂劇帶來一些變化，對吧？」
事實上，參加節目給他帶來的改變，比想像中還要好，他不再為票房不好犯愁，就連他的老師想支持一下《德齡與慈禧》的票房，都買不到票。
前段時間，《聲入人心》的評委廖昌永接受媒體採訪時坦露，他很欣賞鄭雲龍，「現在商演已經給他很高的價錢了，但是他答應別人兩千塊錢一場的音樂劇，他要先唱音樂劇，有空餘時間才會去唱幾十萬的商演。」
鄭雲龍說，「什麼東西都有個先來後到，人家早就找過我了，我也答應他，雖然沒有合同什麼，但是我這人就這樣，答應你就答應了，不管這一天別人開再高的價格，這都沒用，都是後話了，人必須要有底線，做事也是一樣。」
經紀人在一旁補充道：「如果有排練和演出的安排，除非是事前已經籤了合約定下的合作，我們一般就不接了，大龍常常開玩笑說：『一個億都不行』。」
鄭雲龍抬起頭來插科打諢：「誰給我一個億？我把卡號給他。」眾人笑作一團。
今年是他入學北舞十周年，也是他入行的十周年，《德齡與慈禧》來京演出的間隙，他和師友們組了個局，一直聊到凌晨五點。十年後，十八個男生女生，還在舞臺上的不超過五個。
肖傑說，鄭雲龍有種「當眾孤獨」的能力，「他可以自己在那，稍微低著點頭，不知道他看著哪個方向，自己在那想什麼，」這種品質對演員而言十分可貴。
這十年，對任何一個人都無法用一兩句話草草概括。如果對過去十年的自己說句話，鄭雲龍想了半天，只說了一聲「辛苦了」。
如果滿分是十分的話，會給現在的自己打幾分？他想都沒想，脫口而出：「5分」。還沒及格。
鄭雲龍說，就作品的完成程度而言，給自己就五分左右，「有些東西不是努力就可以克服的，是需要經歷的。演員一定要有經歷，沒有經歷的話，老天爺賞你飯吃，還賞一百個人飯吃呢。」
拍過的劇本中，他最喜歡《我，堂吉訶德》。那個才華橫溢的作家，那個落魄的騎士，兩個狂奔突進的理想主義者，也許在某一刻引發了他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