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極端邪惡》丈夫是連環殺手，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你可以拍一部非常暴力，極端，聳人聽聞的電影，關於泰德邦迪，臭名昭著的強姦犯和連環殺手。極其邪惡，令人震驚的邪惡和卑鄙不是那部電影。命名的講話由法官判邦迪在1979年死亡，其犯罪的電影需要挑逗直觀方法材料：它不描述謀殺，直到最後的場景，其實假裝無知邦迪的內疚，好像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從某種事後的認識來描述這個人類怪物，而是從那些剛剛知道他可能做了什麼的人的角度來描述。戲劇性地說，這是一個失敗的思維實驗——你會發現，為什麼沒有人真的以這種方式講述這種故事。但是，我們仍然很難不去欣賞這部電影不悖常理的策略，它真誠地試圖做一些事情，而不僅僅是簡單地展示那些可怕的、淫蕩的細節。
由扎克·埃夫隆(Zac Efron)飾演邦迪，這是一次別出心裁的特技表演。這位曾經的《歌舞青春》男高音歌手曾與他的少年萬人迷的過去決裂；例如，《鄰居》的電影發現，在他超級英雄般的體格和日場偶像般的魅力之下，隱藏著喜劇般的苦澀和近乎反社會的憤怒。在《《極端邪惡》》中，埃夫隆並沒有顛覆他的明星魅力和性感，而是把他們置於一個惡魔般的新環境中。畢竟，邦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女性殺手。他經常利用自己的美貌和魅力讓受害者獨處，當他因為多起謀殺案而受審時——事實上，這是全國第一次電視直播的審判——同樣的品質使他成為公眾著迷甚至渴望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埃夫隆也在躲藏：你看著他，就會看到他的名氣，而不是一個冷血殺手。就是這樣。
嚴格來說，邦迪不是主角。這個角色屬於伊莉莎白肯德爾(伊莉莎白肯德爾飾莉莉柯林斯[Lily Collins])，她是一位離異的單親家長，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與他約會，幸運的是，當她不在身邊的時候，她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根據她的回憶錄《幽靈王子：我與泰德·邦迪的生活》改編，《《極端邪惡》》以肯德爾在死囚區探訪邦迪開始，然後閃回到他們在華盛頓一家酒吧相遇的那個晚上，她把他帶回家。這部電影在幾年的時間裡，在幾個州展開，他成為多起謀殺案的首要嫌疑人，並最終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肯德爾第一次入獄期間一直和他在一起，但後來就不再接他的電話了。在一旁，她的否認慢慢變成了恐懼。
從邦迪的角度講述她的故事很有趣，尤其是考慮到誰在講述這個故事。喬·貝林格(Joe Berlinger)也為Netflix製作了關於殺手的紀錄片，內容要全面得多。他在麥可·韋爾維(Michael Werwie)的劇本中發現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個人視角，以及其中的刪減和信息空白。這位導演，還記得嗎，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在《失樂園》的宣傳紀錄片上，這些紀錄片的運作基於這樣一個信念，即西孟菲斯三兄弟是無辜的，或者至少在毫無疑問的情況下是無罪的。你可以稱《《極端邪惡》》為那些電影的噩夢翻版。在肯德爾意識的嚴酷考驗下，貝林格發現了自己最糟糕的情況：如果那個被監禁的人——那個堅持自己無罪的人，那個你看著他的眼睛想要相信的人——真的這麼做了呢？這和和一個人相處多年卻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有什麼不同嗎？
《極端邪惡》咀嚼了很多東西，但它的力量，它的戲劇性，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論層面。柏林格陷入了困境。這部電影的一個真正概念完整的版本將是非常主觀的(想想：我們需要談論泰德)，永遠不會離開肯德爾的身邊，只通過她的眼睛來觀察邦迪。但是，看著一個人坐在那裡哭泣、抽菸、絕望，盯著電視上那些骯髒的細節，沒有什麼特別令人興奮的。因此，電影不停地切換到埃夫隆飾演的邦迪和他的標題惡作劇：從法院的窗戶逃跑；與法官(約翰·馬爾科維奇)在佛羅裡達的審判中開玩笑；在證人席上，她嫁給了另一個女朋友，一個無比信任和忠誠的卡羅爾·安妮·布恩(卡婭·斯科迪拉裡奧飾)。在另一部載滿亞斯科塞斯(sub-Scorsese)電影《指針滴答》(needle drops)的自動點唱機的推動下，這些場景圍繞著一個設計無法讀懂的角色展開，這個角色隱藏著真實的自我，既不為公眾所知，也不為觀眾所知。
面具從不滑落。埃夫隆把它緊緊地拉在邦迪的頭上，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有人不能認出披著羊皮的狼。(這部戲令人毛骨悚然，因為它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要拍成「毛骨悚然」的樣子。)貝林格則把混亂場面留在了銀幕之外，拒絕展示哪怕是最簡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手工作品；沒有人能指責他為了廉價的窺陰癖的刺激而挖掘真正的暴行。但貝林格只向我們展示了邦迪的公眾形象，也就是讓他成為小報明星的踢腳舞魅力，同時也冒著將一個殺害了至少30名女性、對她們的身體做了無法言說的事情的男人的邪惡最小化的風險。然而，最終，這部電影的失敗完全融入了其迷人的結構策略：它取決於觀眾裝傻，迎合其狹隘的視角。或者不知道泰德·邦迪是誰。但是如果那樣的話，他們會怎麼看一部關於泰德邦迪的電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