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而古老的漢字傳承久遠，它的起源眾說紛紜。哪種解釋比較合理呢？聽聽王立軍老師怎麼說~上古時期的一天，一位男子要外出參加一次大型的圍獵行動，臨行前，去跟自己心愛的女子告別，他拿出一根繩子對女子說：「我出去10天才能回來，這根繩子上有10個繩結，我走之後，你每天解開一個繩結，等繩結都解完了，我就回來了。」女子點頭應諾。男子走後，女子每天解開一個繩結，等到繩結解完的那一天，男子果然回來了，女子高興地對男子說：「這真是個好辦法啊！走，帶我看你們的戰利品去！」來到部落中間的那片平地上，只見大大小小的獵物堆得像個小山似的，女子興興奮地數啊數，可怎麼也數不清。男子笑著掏出一根打滿大小繩結的繩子，說：「數數這個就知道了，這上面的大結代表大的獵物，小結代表小的獵物。」女子仔細數了數，足有100多個繩結呢！女子說：「這辦法好是好，不過，打那麼多繩結，多麻煩啊！要是用大繩結表示10，用小繩結表示1，那不是更方便了麼？」男子一聽，狠勁拍了一下腦門：「對啊對啊，我真笨，怎麼就沒想到呢！我趕快告訴大家去！」於是，用大繩結表示10、小繩結表示1的辦法便在部落中通行開了。直到甲骨文中，還保留著這種結繩記事方法的痕跡。甲骨文的數目字「十」，像一個繩結的樣子；數目字「二十」，即廿，像兩個繩結的樣子；數目字「三十」，即卅，像三個繩結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人們很早就將漢字起源與結繩聯繫起來。《周易·繫辭下》即已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東漢的許慎在講漢字產生前的情形時，也提到了結繩：「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為萌生。」近人朱宗萊更是肯定地說：「文字之作，肇始結繩。」這就是關於漢字起源的重要傳說之一——結繩說。其實，結繩只是一種原始的記事方法。這種方法在我國古代確曾使用過。《莊子·胠篋篇》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根據這個說法，上古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而神農氏則是使用結繩的最後時代。至於結繩這種記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據說，我國怒族解放前仍使用結繩記事，其方法正與此相同。在大部分地區，結繩主要是用於記數。因為在原始社會時期，隨著生產的逐漸發展，人們對數量的記錄和計算產生了迫切的需求，收穫的穀物、獵取的禽獸需要計算，區域的大小、路途的遠近需要標記，甚至歲月時日、生活瑣事也都需要用數字來記錄。於是，他們逐漸探求能夠幫助記數的各種方式，結繩便是其中的一種，這樣，繩結便和數量建立了聯繫。至於有人根據甲骨文「十」、「廿」、「卅」3個數目字的形體很像打結的繩子，認為它們來源於原始的結繩記事法。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斷然肯定此說純屬虛妄，畢竟在結繩記事中單結的確可以表示10。但即使這種推測能夠成立，極個別的漢字採用結繩形象作為構字符號，也只能說明結繩記事法對漢字的產生有一定影響，而不能由此得出漢字起源於結繩的結論。這正如「目」、「口」等字採用人體器官的形象作為構字符號，而我們卻不能說漢字起源於人體器官，其道理是一樣的。結繩僅僅是一種幫助記憶的實物性記號，不可能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人們之所以把結繩與文字聯繫在一起，是因為人類創造結繩記事的方法與發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存儲在腦子裡，只有在記憶能力所能達到的時間和準確度之內，才是可能的。但人類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外部標誌的提示作用，才可能使這些限度有所提高。這種對記憶超越時間限止的需求，正是激發人類發明文字的動因。可以說，在原始人利用結繩來幫助延長記憶時間的時代，文字產生的主觀要求就已經具備了。原始社會的人群活動範圍還不很大，對記事符號的交際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語言的時間限制比突破空間限制更迫切一些，在這種特定的時代，結繩這種低級的記事符號確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雖然繩結的可區別性很低，其記事的數量和明確性都十分有限，但它畢竟是人類在使用符號方面的一次成功嘗試。隨著社會的日益發展，社會事務越來越繁雜，簡單的結繩再也滿足不了管理社會的需求了。於是，另一種全新的符號體系——文字，開始孕育而生。從結繩到文字，雖然不存在直接的淵源關係，但在用符號幫助記憶的思路上卻是相似的。因此，結繩說雖然不能揭示漢字的真正起源，但其中確實隱含著一些合理的成分。這種傳說戰國時即已流行,到秦漢時代更加盛行。說：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淮南子》高誘注）；甚至說：「倉頡四目」（《論衡》）、「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倉頡四隻眼睛，生下來就會寫字；他造字時，驚天動地，天上下起了糧食，鬼在夜裡偷偷地哭泣。這些傳說，顯然把倉頡神化了，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不過，只要我們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還是能夠從中了解到一些有關漢字創造的歷史真相的。據傳說，倉頡是皇黃帝的史官，雖然漢字不可能是某一個人創造的，但史官在漢字起源過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文字是具有高度「約定俗成」性的符號體系，其應用範圍應該是相當廣的，所以，只有在大範圍社會交往的需求下，文字才可能產生。僅僅在單個氏族內部，由普通人出於某種個體需要而刻畫一些符號，是難以形成文字體系的。當社會進入較大規模的部落聯盟階段，聯盟之間外交、戰爭事務頻繁，迫切需要能夠為各聯盟所共用的交際符號，於是對民間刻畫符號進行搜集並從中整理出共用文字的工作成了當務之急。這項工作不可能由民間某個普通人來完成，而只能由上層「有知識」的人整理之後，再靠行政手段去推廣。傳說黃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聯盟的領袖，由他的史官倉頡來做這項工作，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倉頡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對群眾自發產生的字符加以規整，所以，《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這裡的「一」就是「統一」的意思，也就是說，當時喜歡文字的人很多，而倉頡的名字單獨流傳下來，正是因為他在整理文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能夠掌握文字的正確規律，在民間「約定俗成」的基礎上，將零散的字符規整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過去，對於倉頡造字說，歷史學家們總著眼於考證倉頡是否實有其人。我們認為，倉頡本人的有無，並不十分重要，即使當時沒有名叫「倉頡」的史官，也一定會有叫別的名字的史官來做這樣的工作。「倉頡」出現的時代，應在原始漢字有了一定數量的積累階段，也就是中華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說他是在黃帝時代，是因為黃帝代表著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的發源時代，而且也是大規模部落聯盟形成的時代，至於具體的時間，是不足為據的。傳說畢竟是傳說，漢字的起源還必需用科學的方法去證實。世界上文明的發生都在大河流域，因為，水源和動植物給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態條件。中國的文明在黃河流域誕生，它是獨立發展的。漢字──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獨立產生的，它和埃及聖書字、古代蘇美爾文字、原始埃蘭文字和克裡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漢字和這些古老的文字一樣，都經過由圖畫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階段；而它與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變中有的停止使用而喪失了生命力，有的變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識讀，被外來文字取代，唯有漢字，自始至終一直沒有中斷過，成為世界上唯一仍在繼續使用的有著嚴密體系的表意文字。既然漢字發展的歷史沒有中斷，那麼，我們沿著它踏出的足跡向上追溯它的起源，應當是可能的。但是，現存最早的漢字甲骨文產生在殷商時代，距今大約有三千四百年的歷史。它已是一種有著比較嚴密體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僅從它相當發達的冶煉技術和銅器、陶器、玉器上的藝術紋飾看，便可以確定它已是高度發達的文明。所以有人說，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國文明的誕生，那就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有了白鬍子。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推測，漢字在進入甲骨文之前，必定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歷程。
但是，沿著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證實漢字歷史面貌的文物與文獻還不夠系統和充分，這就使得我們對漢字的起源，只能以不連貫的歷史證據和依照發展邏輯的推測為基礎，去建立科學的假說。也正因為如此，關於漢字的一些傳說，才具有了非常寶貴的參考價值。
文章來源：《漢字的文化解讀》，商務印書館
王立軍，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師大文學院黨委書記。謝琰，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章黃國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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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