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論爭，我們看到，引起論爭的問題在時過百年之後依然存在，可見當時討論的範圍之廣。一代現代思想前驅者在論戰中寫下的檄文極富於啟蒙的意義，今天重讀，我們一樣有醍醐灌頂之感。
「五四」一代決定降生的時候，現代思想觀念從西方進入中國，已經有了二十年或更長的歷史了。
在推介西方思想方面，翻譯家嚴復等人功不可沒。那時，像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甄克思的《社會通論》、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等經典名著陸續出版；《新青年》等雜誌也不斷發表有關政治、哲學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譯作。「五四」時，各種主義流行，如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實驗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一時眾聲喧譁。「五四」一代是從國族危機中崛起的一代，他們普遍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不但翻譯家有針對性地選擇文本，而不止於純學理的輸入，而且，眾多接受者也都由於西方觀念的引導，勇於進行各自的思想實踐和社會實踐。
對於一個時代來說，社會觀念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改變。然而，傳統觀念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外來的革新觀念必然引起舊制度衛道者的不安、恐懼、憤怒、抵制與攻擊。「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於是，論戰發生了。最先的論戰表現為父與子兩代人的衝突，接著，「兄弟鬩於牆」，衝突在新文化營壘內部次第展開。
東西文化論戰
傳統與現代的對壘
在「五四」前後從未間斷的論爭中，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爭為時最早，規模最大，時間最長。
這場始於1915年《新青年》與《東方雜誌》之間的爭論，可以說，它是清朝末年中學西學之爭在新形勢下的一種延續和激化。爭論大體集中在東西方文明的優劣比較上面。杜亞泉（傖父）把中西社會歸納為「靜的社會」與「動的社會」，主張「以靜為基礎」，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國是」、「國基」，說是「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陳獨秀率先批駁這種「復闢」論調，並從此順勢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
《東方雜誌》與《青年雜誌》。
章士釗認為不能以新文明代替舊文明，只能在「保舊」的前提下，「逐漸改善，新舊相銜」。這種文化「調和」論，實際上是對新文明的變相的阻拒。於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等多種報刊群起而攻之，一致認為西方文明是「世界的」、「科學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
隨著梁啓超率團赴歐考察後發表《歐遊心影錄》，以及梁漱溟發表關於「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講演，新思想運動再度受到嚴重的挑戰。梁啓超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演變為反對者，認定立足於科學之上的西方文化已經破產；梁漱溟把歐洲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並列為三種不同的路向，斷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以實現「中國文化之復興」。
胡適、張東蓀、常乃惪等人奮起批判，完全取對立的立場，指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實質上是古今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是現代文化、世界文化，只能走西方文化這樣唯一的一條路。在論戰後期，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對西方文明有所批判，引進馬克思主義學說，乃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明」的問題。《新青年》前後有過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東西方文化論爭的演進。
所謂文白之爭，實質上是新舊思想之爭在語言形態上的表現。由於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在一個思想劇變的時代，文言文的廢除與白話的推行是勢所必至的事。這時，連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這樣激進的方案也被提出來了。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從此揭開新文學運動的序幕。至次年，《新青年》收穫了第一批白話文學作品。
新文學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發生，使白話文迅速普及，如胡適所形容的，傳播「一日千裡」。但是，從王敬軒（錢玄同）與半農（劉半農）著名的「雙簧戲」，林琴南與蔡元培的通訊，吳宓、梅光迪、胡先驌及章士釗等人以《學衡》《甲寅》為據點，對新文學前後發動的攻擊中可以看到，書寫革命並非一帆風順，紙上談兵同樣充滿了火藥味。
《新青年》雜誌封面。
問題與主義
探究科學的能力邊界
在新文化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以飽滿的熱情和新鮮的體驗，宣傳各自的主義，並試圖利用這些外來的思想資源，解決面臨的中國問題。這時，在他們中間，開始出現不同的偏向、不同的方法和步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認為問題的解決只能逐步實現，那種自以為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的辦法是不足取的。文章發表後，藍公武發表《問題與主義》與之相榷。他從多個方面闡明「主義」的實質，認為它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李大釗也寫了反對的文章，題作《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問題可以並行不悖，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多數人的共同運動，需要有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運動的準則，因此說主義是必要的。胡適一再反對空談主義，並主張用「歷史的態度」對輸入的主義進行研究。由於發起討論的雜誌《每周評論》遭到北洋政府查禁，論爭至此遂告結束。
在陳獨秀等人提倡民主與科學之際，梁啓超把科學懸為「科學萬能夢想」而撰文加以否定。張君勱1923年2月14日在北京大學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提出「人生觀」的概念，說明科學與人生觀是不同的，並推論說：「不管科學發展到什麼程度，也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他的意向很明確，就是西方文明不如東方文明，只不過措辭迂迴一點罷了。他的朋友丁文江隨即寫下《玄學與科學》一文，痛打「玄學鬼」，說人生觀是受科學方法制約的，知識和心理學都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科學就是萬能的，中國需要「科學神」。兩人來回多個回合，張君勱得到張東蓀、林宰平、範壽康、瞿菊農和梁啓超等人的支持，文章集中發表在進步黨的報紙《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上；丁文江則有胡適、王星拱、任叔永、朱經農、唐鉞、陸志韋和吳稚暉等人的聲援，他們的文章主要發表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上。爭論持續了一年之久，這就是當時有名的「科學玄學大戰」。
1923年，論戰中的主要文章被收集整理成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言，以不相同的觀點，對論爭做了總結。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影。前排左起為康寶忠、崔適、陳映璜、馬敘倫、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陳漢章；中排左四為馮友蘭。
國故與宗教
對偶像的批判
「整理國故」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批評，大約與「科學玄學之爭」同時進行。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批判「東方文明」，散布對於傳統文化大膽懷疑的風氣。這時，一些學者開始「整理國故」，運用西方的觀念和方法進行史學、哲學和美學研究。像梁啓超、胡適、湯用彤、馮友蘭，包括王國維，都在整理和闡釋古籍方面作出了帶有開拓性的貢獻。但是，他們對於「國故」缺少足夠的批判態度，甚至盲目推崇傳統，有悖於「五四」的時代精神。
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公然提出，新思潮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整理國故，主張青年「踱進研究室」。他創辦了《讀書》雜誌，鼓勵青年學生鑽研古書，隨後又同梁啓超為青年開列研究國故的書單。魯迅針鋒相對，在報社徵求「青年必讀書」時，公開主張「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理由是社會實踐對於青年來說是首要的。對於「整理國故」，吳稚暉持極端反對的立場，這位老牌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學大盛是政治腐敗的表現。
「五四」時期，一面是宗教自由，一面是反對迷信。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對於宗教，大抵是反感的；特別把「孔教」作為國教，尤為他們所不容。1920年以後，反宗教的勢力開始加強，連把宗教作為「偶像」，作為「政府與教育的工具」而加以反對的陳獨秀，也一度遭到沈玄盧等人的批判。1922年4月，鑑於教會學校與愛國學生的衝突，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大會。這次事件，導致一場普遍的反宗教運動。知識界幾乎一邊倒，這時，馬相伯、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提出異議，主張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蔡元培建議以美育取代宗教；陳獨秀則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
回顧「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論爭，我們看到，引起論爭的問題在時過百年之後依然存在，可見當時討論的範圍之廣。一代現代思想前驅者在論戰中寫下的檄文極富於啟蒙的意義，今天重讀，我們一樣有醍醐灌頂之感。
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問題，都有一種現場感，一種切膚之痛。他們自覺地背負歷史的使命，有一顆正義與探求真理的勇敢的心，因此，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種學者」，沒有犬儒主義者，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俠客、鬥士、肇事者，都是從格鬥中過來的。在論戰面前，為了捍衛各自的原則，他們不惜短兵相接，而周旋到底。即使沒有直接參與其中，對於社會思潮和諸種問題，也都抱有關注的熱情。他們是「五四」精神的體現者，唯其有了他們，才有了一個思想鬥爭的範式，一個自由開放的、寬敞的公共空間。「五四」藉由他們，開拓出了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主義時代，平民的時代，創造的時代，讓後世的我們追慕不已。
文/林賢治 編輯 徐悅東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