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4人中就有一個為匪,湖南湘西真的盛產土匪嗎?

湘西是一個獨特的地理名詞，狹義的湘西指的是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而廣義上的湘西則是湖南省西部的總稱，包括了湘西州、懷化、邵陽、婁底、張家界及鄰近市縣的部分地區。

廣義上的湘西規模著實不小

向西和隔壁的重慶、貴州山區緊密相連▼

沈從文《湘西雜記》中寫到，外人對於這一片山水的印象是：「婦人多會放蠱，男子特別歡喜殺人。」而巫蠱、趕屍等迷信說法，又給這一地區帶來了一絲詭秘色彩。

想到童年陰影（這並不是趕屍）

（圖片：《殭屍先生》）▼

的確，湘西地處崇山峻岭之間交通不方便，又有獨特的民風民俗，導致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太容易被外界所了解。另一方面湘西歷史上匪患嚴重，這也是人們對於該地區產生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

湘西的大山重巒疊嶂，但並非藏汙納垢之地，土匪橫行的往事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混亂失序狀況在當地的投射，而大山正好為那些夾雜在軍閥之間的敗兵和鄉勇們提供了庇護。

「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由來已久，長江流域富饒的水系和廣闊的八百裡洞庭，讓湖南這個省份有著充足的底氣以魚米之鄉自居。

不過湖南的充裕也十分不平衡，洞庭湖平原地區和湘江流域周邊地區創造了湖南大多數GDP，而湘西地區則一度以佔全省37.2%的面積分走了全省68%的貧困縣名額。

除了湘西，湘東南也是山區大戶

沅江是湘西最重要的河流▼

湘西地形複雜，多高山巨谷。雲貴高原的東延部分武陵山，以及中國二三階梯分界線的雪峰山，兩座東北西南走向山脈一南一北橫亙在湘西大地上，其主脈和支脈覆蓋了湘西地區90%的土地。

在兩座山脈之間，沅江蜿蜒北行，創造了這裡為數不多的河谷平原地帶。湘西地區主要城市（如邵陽、懷化、沅陵等）和近半數人口都集中在沅江和資水的幹支流河畔，過去人們主要通過舟船進行交通出行，而大山深處則是少有人涉足的地方。

隱秘的山林是眾多神秘人群的庇護所。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人緣溪行誤入的世外桃源，正在湖南常德市西部，因秦末戰亂頻繁而退到深山之中休養生息。古代的五溪蠻也原本是居住在洞庭湖、雲夢澤一帶的少數民族，在秦漢中原政權擴張的時候逐漸退散在湘西的群山之中，以沅江上遊5條支流為名。

湘西的複雜地形能為這些難民提供庇護，自然也可以隱匿流匪賊寇的行蹤。

湖南省黨史委具體組織編寫的《湘西剿匪》一書中，就記錄了土匪最早的行蹤，明朝末年在沅江和澧水流域附近，出現了蒙著面或者臉塗鍋灰的強盜劫掠民間財物，與今天的搶劫犯性質類似。

可能很多人小時候都看過▼

在清朝嘉慶中期，湘西土匪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犯罪方法和組織形式。根據當地縣誌記載，在湖南省與四川省的交界山區匪徒活動已經十分頻繁，分為「黑錢」和「紅錢」兩夥。

黑錢組織主要犯罪手法是掉包行騙，行蹤詭秘官府難以緝拿；紅錢組織則更加猖獗，他們之間用拜把子的形式建立起聯繫，在市鎮中欺男霸女，甚至能與官府兵役發生正面對抗。

以上幾個例子都還可以看做是穩定的封建社會中出現的治安問題，湘西地帶的社會閒散人員憑藉自己的一腔孤勇實施犯罪行為，組織性和人數都不足以引起省一級官員的重視。

而到了清末，湘西土匪的性質就發生了一次大的轉換。

上述所講的清代湘西土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叫散匪，沒有固定的組織，也沒有固定的根據地。通常是當地地痞流氓糾集起來，為了私利以流竄作案的手段燒殺淫掠、攔路搶劫。這種散匪頭目通常沒有任何政治野心，由於組織度差、人員較少，還會畏懼集中起來反抗的老百姓。

另一類叫做股匪，有固定的組織和武器裝備，通常有地盤和山中的住所，山寨還有防禦措施。其頭目有一定的野心，股匪之間會因為爭搶地盤而爆發衝突，有的與鄉紳土豪勾結，其勢力可以覆蓋一鄉一縣。這種土匪精熟政務之後還會或用銀錢開道或武力脅迫，給自己謀個一官半職，如湘西頑匪張平就是古丈縣縣長，為自己草菅人命披上了一層偽裝。

而危害性最大、對中國近現代史有著深刻影響的還是軍匪。這類土匪有著較強的武裝力量，人數眾多受過軍事訓練，匪首更是有著同行不具備的軍事素養和政治野心，他們的身份也可根據時局從土匪到職業軍人之間轉換。

顧名思義，軍匪的來源大多是職業軍人。

清朝末期戰亂頻繁，戰爭中退伍官兵和散兵遊勇就集結起來嘯聚山林，其中大頭是徵討太平天國的湘軍。他們在攻克天京後被曾國藩下令遣返，但舊軍隊的習氣一旦沾染很難擺脫。部隊中很多湘西籍貫的老兵回到家鄉後不願意再從事農業，也不願意受官府的束縛，於是選擇成為土匪。

此外還有清末西南土司暴動，很多參與鎮壓暴動的官兵作戰積極性很低，要麼流竄逃亡，要麼與當地土司沆瀣一氣。他們知道自己已經無法回到行伍，乾脆逼上梁山，自立山頭為匪。

湘軍、淮軍可說是當時中國戰力最強的武裝了

他們從太平天國手裡救下了大清朝

但也從此打開了地方武裝的趨勢，再難扭轉

（圖片：wikipedia）▼

後來民國初期的討袁護國運動，護國軍與袁世凱北洋軍在湘西爆發「湘西護國之役」，護國軍以3000人的兵力擊敗了裝備精良的北洋軍30000人馬。北洋軍陷入混亂的大潰散狀態，無數武器被丟棄到漫山遍野，成千上萬士兵失蹤，毫無疑問，這些武器都被當地土匪所得，而那些失蹤的士兵也有很多加入到了土匪陣營。

當時桂系軍閥有相當的實力對抗北洋政府

不過當時的軍政府雖有穩固的軍隊系統

但缺乏頑固的政治和社會系統

故而逃兵、武器流出、兵匪難分問題嚴重

（圖片：wikipedia）▼

除了逃兵潰將，還有一些是在伍的職業軍人，因為上級的行政命令或者軍隊領導的意願，整支部隊完整編制地進山為匪。比如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主力退居臺灣，就命令西南各處的國軍化整為零，轉入遊擊戰爭繼續「剿共」。湘西地區著名匪徒，屠殺了黔陽縣數萬人的潘壯飛就是一個例子。

民國時期湘西有大量軍匪存在，他們的勢力之強讓當權者頗為忌憚。當地官員針對他們往往也優先選擇籠絡和制衡而非圍剿的策略，如陳子賢、張琳兩個匪首就被民國政府委任為湘鄂邊靖綏公署暫編第一、第二軍軍長，其餘被委任為師旅團營級別軍官的土匪不計其數。

以至於當時湖南湖北地區有民謠說：「要想當官，拖隊上山，政府招安，就當大官。」

國民黨集團的結構，從上層到底層都頗為散裝

內部包含了大量身份混雜的各方勢力

這種結構，可以通過投資來迅速擴大規模

但很難具備真正的組織和動員能力

（蔣介石與龍雲，圖片：wikipedia）▼

近現代史上中國的混亂造就了湘西匪患橫行的狀態，可以說造成土匪越來越壯大的原因就是那些各派軍閥。舊時有句話說：「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官兵害民比強盜更甚。這是民國時期的特色，軍閥有匪的一面，土匪也有軍閥的一面。

那些號稱保護民眾的地方軍閥到了自己地盤以外的地方，就肆無忌憚地縱兵搶劫，有組織有紀律地搜刮民財，對老百姓來說比流竄的土匪危害大多了。

而本地的土匪卻大多數默守著「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原則，不會對周邊村莊和窮苦百姓下手。有些匪首本身就是其當地家族和村莊的領導，有不少帶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在多年的共處之中，鄰近村民和土匪之間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聯繫，百姓默許了這些土匪的存在，甚至積極加入他們。

相比被刮民黨拉去當壯丁

落草為寇的生存概率可能還更高些

（圖片：《抓壯丁》劇照）▼

比如湘西地區最著名的土匪瞿伯階，他能在眾多湘西土匪中脫穎而出做到最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能管束部下，讓他們遵守他的規章制度。

瞿伯階部匪徒有著「約法三章」：第一是不得罪窮人，因為窮人既沒有油水壓榨，而且無牽無掛，逼急了會選擇魚死網破；第二不能強姦婦女，因為強姦了一個有夫之婦等於得罪兩個家族；第三是不能牽走別人家的耕牛，讓農民還能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方便長久地收保護費。

就這樣，在經歷了國民黨4次強力剿匪之後，瞿伯階的匪部反而越做越大，發展到近2萬人的規模，可以與當地官軍分庭抗禮。

當然，這並不是因為瞿伯階是什麼儒匪。作為一個舊時代大字不識一籮筐的土匪，他的主要知識理論來源是熟讀《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書，尚且具有傳統的仁義觀和江湖概念。在活動過程中還加入了極其富有時代色彩的近代幫會青洪幫，搭上了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的關係，1947年受封為新編第10師少將師長。

其實熟讀水滸傳已經是算是匪中的知識分子了

可見學習文化知識在任何時代都是極其重要的

（圖片：《水滸傳》劇照）▼

但不管是什麼形式的土匪，他們最後的好日子也就是解放前夕了。

據統計，解放前湖南全境約有土匪武裝18萬人，100人以上的就有170多股。這其中湘西至少佔了10萬人，而根據1936年國民政府的統計，湘西約有壯丁數30萬，這說明最保守估計，湘西青壯年男子中每4個人就有一個從事土匪。

1949年9月，人民解放軍進入湘西，經過兩年的艱苦鬥爭肅清了這一地區的敵特殘餘，陳子賢被俘後經人民法庭審判處決，瞿伯階死後其堂弟瞿波平經程潛勸告率部投誠，其餘匪徒大多死走逃亡傷，再也翻不起波瀾。

解放後人民政府在湘西實行了土地改革、掃黑除霸等活動，讓土匪徹底失去了在當地滋生的土壤。社會秩序逐漸恢復，百姓們也無需再忍受土匪的欺壓，紛紛站出來指證土匪為禍鄉裡的罪行，那些曾經為匪的人按照個人犯罪的過往最終受到了制裁。

慢慢在湘西人眼裡，「土匪」一身份的英雄化色彩褪去，變為了為人所不齒的詞彙，即使是曾經當過土匪的人也不願再承認自己的過往。

現在如果旅行湘西的村寨，遇到年近百歲的老人，不妨聽聽他的故事，說不定能體會到那個年代的風雨飄搖和快意恩仇。

參考資料：

1.《淺析民國土匪賴以生存的社會關係 ———以湘西地區為例》孫靜，劉嘉

2《試論湘西土匪的幫會特點》彭先國

3.《湘西土匪剖析》張偉權，劉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