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瀋陽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由於東北軍執行了「不抵抗」命令，日軍一夜之間佔領了瀋陽，從此開始了對中國長達14年的野蠻侵略。「九一八」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黑暗時刻，每逢「九一八」，遼瀋大地上都會響起警報聲，這是遼瀋人民拒絕遺忘國難的誓言。多年來，圍繞著「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誰下達的問題爭論不休。今天，就讓我們來探尋這一歷史懸案的真相。
學界觀點與張學良本人說法大相逕庭
長期以來，在學界尤其是大陸學界普遍認為，「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未予抵抗，是蔣介石向東北軍發出了「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只是「忍痛」執行命令，當了「替罪羊」。例如，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東北日報》1946年8月24日）
蔣介石與張學良
到了上世紀末，當事人張學良在被國民黨監禁半個多世紀後，終於獲得自由了。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
張學良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在晚年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這樣說，即使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是這樣講的。
按照張學良的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達「不抵抗」命令的正是他自己，而非蔣介石和中央政府。這樣一來， 「不抵抗」命令是誰下達的好像已經有了定論。
張學良接受媒體採訪
已經公布的《蔣介石日記》似乎也從側面佐證了張學良這一觀點。「九一八事變」當天，蔣介石乘軍艦前往江西「剿共」，得知事變是在9月19日晚到達南昌之後，其消息來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變的任何消息，也沒有從張學良處得到任何消息。所以蔣介石不可能於「九一八」夜拍發「不抵抗」電報。
「不抵抗政策」的主要證據《銑電》是否存在？
然而，2019年初，臺灣民進黨當局突然公布了蔣介石的一批歷史檔案，其中就有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向蔣請示應對之策的電報，這批檔案使「不抵抗」命令是誰下達之爭再起波瀾。
在臺灣民進黨當局公布的這批檔案中，有一封1931年8月24日張學良致陳群轉蔣介石電報，張學良就「萬寶山事件」後的東北態勢應對之策請示蔣介石：「近來對日外交性情緊迫，彼國朝野上下公然密謀侵佔我東北（彼方謂為滿蒙），勢甚積極，不可終日。弟曾盡力設法以謀疏解，終鮮效果，所有一切經維寅兄電達左右，荷蒙鑑譽，轉呈總座，至深佩感。近數日來，情況益緊，……日人方面屬有意動作，現已揭開面目，必將另造事端以為藉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為此事，日夜焦慮，我兄卓識盡籌，對日外交研究有素，當此危急之時，我方應用何法以為應付，尚祈詳賜指示並請密陳總座決定方策。……總座明燭，幾先對此必有良謀，亟望與外交方面負責人員切實商討，指示遵行，不勝企禱。」
1931年8月24日，張學良致陳群轉蔣介石的電報
這封電報的背景是，1931年7月，長春西北萬寶山地區的朝鮮農民因挖溝引水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日本以護僑為名毆打、槍殺中國農民多人，即「萬寶山事件」。事後，日本在朝鮮各地掀起排華風潮，同時揚言將向滿洲增派軍隊，致使中國東北地區形勢陡然緊張。「萬寶山事件」發生後，張學良鑑於「對日外交性情緊迫」「彼國朝野上下公然密謀侵佔我東北」的嚴峻形勢，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挑釁和進逼，本著「外交歸中央」的理念，就如何應對當前的緊迫形勢和嚴重威脅，向蔣介石請示對策。
在1931年9月8日給蔣介石的「齊申電」中，張學良就當前態勢又作請示：「日人於朝鮮暴動案發生後，百計尋事，特飭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為中村失蹤之事，由駐沈總領事嚴重交涉，語多挾制，東京方面陸軍人員尤為激昂，顯有借端侵略狀態。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點詳查，良不能親自回遼，萬分焦急。……內憂外患，應付殊難，僅密奉聞，敬乞指示。」
1931年9月8日張學良給蔣介石的「齊申電」
從以上兩電可知，張學良非常清楚日本即將有超出常規的軍事行動，並且十分懷疑退避是否有效（「恐非退避所能了事」）。說明當時張學良對「不抵抗」是有懷疑的。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多次通過陳群或直接向蔣介石匯報東北事態，緊急請示應對方略。
這些檔案無疑對張學良是有利的，使得「不抵抗」命令是誰下達之爭發生了新的偏轉。然而，這批公布的檔案中，卻沒有最重要的《銑電》。史料記載，蔣介石在8月16日給張學良發了這樣一份電報：「北平。張副司令鈞鑑。絕密。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中正。」這份被稱為《銑電》的電報，明確表達「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銑電》因此成了蔣介石向張學良明確「不抵抗政策」的主要證據。
據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的洪鍅回憶：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一體遵守。文中說:(九一八當日晚）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鐵路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條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4頁）
另一個當事人趙鎮藩回憶，當年8月，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張學良匯報日軍情況，回來後傳達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幹，一切事先外交解決。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非暴力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他寫道：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的《銑電》(八月十六日)，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4頁）。趙鎮藩當時是第七旅的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在《「九一八」之夜》中，也提到了《銑電》的存在。
洪鍅、趙鎮藩、楊正治都是東北軍中能接觸核心機密的人物，他們的回憶應該具有權威性。三個當事人的回憶都證明有《銑電》，由此看《銑電》的存在似乎不容懷疑。
但也有人對《銑電》的存在提出質疑。理由是：
一、洪鍅和趙鎮藩的回憶均系多年後的回憶，只有片斷文字。更關鍵的是，該電始終不見於各種文獻檔案。臺北政治大學的劉維開教授曾遍查大陸和臺灣的各類檔案，包括保存蔣介石資料最為完整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均不見此電。因此，他主張對此電存疑。
二、唐德剛先生在訪問張學良時提到：「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對此，張學良回答：「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第434頁）
前文提過，張學良多次否認「不抵抗命令」和蔣介石的關係。在上述談話中，唐德剛雖然特別引述《銑電》的關鍵詞語以提醒張學良，但他仍然堅決否認。這種情況，恐怕不能用年老記憶衰退來解釋。這麼看，《銑電》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過。前幾年，有書中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的展櫃中藏有《銑電》原件，後來有人電詢該書作者，該書作者承認：「此書不足為據。」（參見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頁）
儘管目前尚未找到《銑電》原件，張學良本人又矢口否認，但以洪鍅、趙鎮藩、楊正治三位東北軍要人的身份，他們在不同崗位卻都在回憶中提到了《銑電》，並且內容也大體一致，不能說《銑電》孤證不立。
那麼，《銑電》究竟是否存在？是無中生有還是被人為銷毀或者散失？這還需要今後去深入辨析考證。
蔣介石有沒有在火車上向張學良明確「不抵抗命令」？
「九一八事變」前，看到日本人可能要在東北動手了，蔣介石考慮到張學良年輕氣盛而又爭強好勝，擔心他事到臨頭，為報殺父之仇而「逞一時之憤」，特地於9月12日，把正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的張學良召到石家莊，在專列上向張學良鄭重面諭：「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凡遇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事後，張學良曾私下對東北軍將領何柱國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見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槍的，他們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不清了。」
這段史料，是根據時任東北軍步兵獨立第九旅中將旅長何柱國的回憶而來（《文史資料選輯》第76輯，何柱國《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231頁）。這說明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蔣介石與張學良曾經對東北形勢有了初步判斷，並且達成了一致的處理辦法——「不抵抗主義」。
但是，有的學者認為，蔣介石9月12日在南京呆了一整天，沒有去石家莊旅行。從那天蔣的活動來看，蔣和張沒有時間見面。 因此對何柱國將軍這段回憶持懷疑態度。
蔣介石在火車上向張學良面授「不抵抗命令」（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蠟像）
「不抵抗」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既定方針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擔心「萬寶山事件」導致全國性抗日運動的高漲，影響他的「剿共」大計，所以從江西「剿共」前線給南京政府發電，稱「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傷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專門強調要「協力抑制排日運動」。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已經箭在弦上，但蔣介石不是要求張學良做好應變準備，反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正式提出「攘外應先安內」，稱：「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氣，而後方能禦侮；完成國家統一，而後乃能攘外。……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攘外應先安內」從此成了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蔣介石在11月30日的講話中，又把「攘外應先安內」改為「攘外必先安內」，對其重要性作了進一步強調。「應」字改為「必」字，一字之差，表明蔣介石的「安內」是其一切工作優先考慮的重點，是第一位的，「攘外」必須排在後面。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糾結於《銑電》是否存在，而來判斷蔣介石有沒有向張學良明確「不抵抗政策」，其實是走入了一個誤區。判斷蔣介石有沒有向張學良明確「不抵抗政策」，重要的不在於一封電報存在與否，而要看其一貫的政策和行為。
我們確切掌握的是，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主導下，「不抵抗」已經成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日策略的既定方針。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一再告誡張學良對日要執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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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明確：「此非對日作戰之時。」7月13日，于右任也致電張學良：「中央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告誡張學良不能擅自行動，不要壞了「平定內亂」的大局。
「西安事變」可以證明「不抵抗」並非張學良本意
5年後發生的「西安事變」與「九一八事變」有著密切關係。張學良因為「不抵抗」丟失東北而被國人罵成「賣國賊」，他一直背負著沉重的思想負擔。日本人殺他父親，奪他土地，這樣的國恨家仇讓年輕的張學良做夢都想著報仇雪恨。為了逼迫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蔣介石放棄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12月，他不惜冒著殺頭風險兵諫蔣介石，與楊虎城將軍共同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正如宋美齡所言，張學良搞「西安事變」不要錢，不要地盤，他只要犧牲。因為他急於抗日，急於報仇，急於雪恥，也急於擺脫「千古罪人」的罵名，急於成為「民族英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之舉，可以證明「不抵抗」並非出自他的本意。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
如果「不抵抗」真的是張學良背著蔣介石私自下達的，蔣介石大可以「矯傳軍令」的罪名將張學良治罪。但是蔣介石如果真的這麼做了，那就意味著他必須抗日了，否則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而從後來他的對日態度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想抵抗，所以他也不會去治張學良的「不抵抗」之罪。後來給張學良治罪和對其終身監禁，是因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挑戰了他的權威。從這裡也可以分析出：對於張學良下達的「不抵抗」命令，蔣介石不僅支持而且是知情的。
結論
1、「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直接下達「不抵抗」命令的是張學良本人，而張學良之所以下達這樣的命令，根源正是蔣介石三令五申的「不抵抗」政策。
2、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僅僅105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等東北三省就全部淪陷，東北大好河山被日寇輕易佔領，這完全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嚴重惡果。作為「不抵抗」政策的最高決策者，主要責任無疑應該由蔣介石來承擔。張學良作為東北軍的最高長官，不打折扣地完全執行了「不抵抗」政策，使東北軍大部不戰而退，也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3、張學良在晚年所說的「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與蔣介石無關」的話該如何解釋呢？要知道，當時張公已經90多歲了，或許是為了報答蔣介石的不殺之恩，或許是為了換取自由與當局達成的條件，而甘願自己去背鍋。而這些，除了不可能公之於世的當時國民黨核心人物清楚外，張學良已經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裡去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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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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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第6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蔣中正的東北經驗與九一八事變的應變作為》，《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圖片採自網絡
作者：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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