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3月12日
這是饅頭說第 237 篇文章
很多人會在後臺留言
希望我寫一下某個人的故事
有的人，一篇是寫得完的
但有的人，可能十篇都寫不完
碰到後者，就只能根據時間節點，選取一些片段
比如今天的這篇
【今日由頭】
1925年3月12日
孫中山逝世
1
1924年的10月，馮玉祥思來想去，決定邀請一個人到北京。
那時的馮玉祥，應該是志得意滿的。他剛剛成功進行了一場讓很多人瞠目結舌的「北京政變」——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老巢，逼退了大總統曹錕，順帶趕走了按照協議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滿清最後的皇室一脈。（具體參見延伸閱讀【一】）
馮玉祥
但即便老江湖如馮玉祥者，盤算了一下，覺得單憑自己的「西北軍」還是吃不住局面：關外虎視眈眈的奉系張作霖，剛剛被自己請回來的老上級外加「老狐狸」皖系段祺瑞，咬牙切齒準備報仇的直系吳佩孚，外加冷眼旁觀的英美，等著看好戲的日本……
想來想去，馮玉祥只能電請一個人北上。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
那一年，在經歷了流亡與顛沛，革命與建國，讓位與失望，再次革命與再次失敗之後，說屢敗屢戰的孫中山心裡一點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
畢竟，這一年，他已經58歲了。
孫中山
所以，接到馮玉祥的電報後，孫中山其實是沒有什麼猶豫的。他隨即發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漢民代理他的「大元帥」職位，譚延闓負責北伐事務，然後就帶著夫人宋慶齡，另外還有汪精衛、李烈鈞、戴季陶及秘書黃昌谷等20多人，乘「永豐艦」北上，經香港轉乘春陽丸輪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
在前往北京前，孫中山對當時他已非常倚重的學生蔣介石說過：
「餘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餘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之可言耶？」
孫中山行前在記者招待會以及與一些同志的話別話語中，一直提到關於「危險」的話題，所以讓人一直覺得，孫中山這次北上，因為知道與北方政權政見不同，所以是「抱著必死決心去的」。
孫中山與蔣介石
孫中山可謂猜錯了，又猜對了。
所謂猜錯，是無論當時各路軍閥怎麼反對孫中山的意見，但以他當時的威望，沒有人敢謀害他。
所謂猜對，是孫中山還是一語成讖了。
只是危及他性命的，不是他想像中的軍閥。
是他自己的身體。
2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抵達天津的時候，身體已經出了問題。
當時有人猜測，孫中山身體狀況惡化，是與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關係。
孫中山當時一公布行程，就引起很多人的揣測：從廣東去北京，幹嘛要繞道日本？孫中山當時給出的解釋是：京津地區陸路不便，航船又沒有好的泊位，所以從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
真是這樣嗎？當然不是。
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頗多的孫中山，希望在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獲得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個幻想：中日能夠聯合，一起趕走在亞洲的英美帝國主義。
雖然這個幻想後來也被日本用來當做「大東亞共榮」的理論基礎，但此時正在謀求在中國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當年需要借力推翻滿清之日本。
而且孫中山提出聯合的條件是：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
哪個日本人敢答應？會答應？
當時孫中山的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並沒有阻止孫的日本之行，在他後來給共產國際的匯報中，鮑羅廷指出：只有讓孫中山親身感受到日本的態度，才能擊破他的幻想。
日本確實給了孫中山當頭一棒。
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出淵勝次在孫中山抵達日本之前，就拒絕了孫造訪東京的請求。而孫中山的那些老朋友們也一個個一反常態：政界要人犬養毅藉故不見；商界要人澀澤去碼頭迎接了他，但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與他長談；「黑龍會」老大頭山滿倒是願意同孫中山聊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問題——如果孫中山能承諾把滿蒙拿出來作為交換的話。
1924年11月30日，孫中山與宋慶齡離開神戶，前往天津
所以，當孫中山悶悶不樂地從日本抵達天津後，身體就開始感到不適了——經常高燒，發冷，肝部隱隱作痛。
按張學良後來的回憶，孫中山不適應北方的寒冷氣候，受了涼，感冒加重了。
我們的張少帥，總是一個樂天派。
事實，哪有那麼簡單？
3
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養了近一個月後，孫中山強撐著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當時任北京警備總司令的鹿鍾麟受馮玉祥之命，上火車統籌孫中山的保衛工作。鹿鍾麟後來回憶當初在車廂裡見到孫中山時的場景，表示自己很吃驚：
「孫先生當時不是坐著，而是躺在臥鋪上，周圍環繞著隨行人員。」
那一天的北京，北風凜冽，烏雲密布。
但從前門東火車站到外面的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過10萬的市民和學生，他們都是自發前來歡迎孫中山的。
鹿鍾麟當時認為，學生聚集太多容易鬧事，所以建議孫中山提前一站，從永定門下車。
但孫中山堅決不答應：
「我是為學生和群眾來的，我要見他們。請不必擔心，學生們即使擠著我了，也不要緊的。」
鹿鍾麟，馮玉祥的得力幹將，國民黨二級上將。解放後曾任國防委員會委員，1966年辭世。
火車開到前門東火車站，孫中山被人攙扶著下車。
鹿鍾麟後來回憶，一生難忘那一幕：
原來七嘴八舌的學生和群眾們，在看到孫中山下車的那一剎那，忽然全都安靜了下來。整個車站沒有一絲聲響，每個人都嚴肅而恭敬地站在那裡，只有風吹動歡迎小旗的聲音。
忽然之間，歡呼聲就爆發了，穿過整座火車站，響徹雲霄。
孫中山在火車站現場發表了短小的演講：
「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力，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
隨後，孫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飯店。
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四名德國醫生和三名美國醫生。
經過會診，醫生們判定孫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術。什麼是「烈性肝病」？醫生們猜測，其實就是肝癌（1999年，根據當初資料還原，證明孫中山其實是原發膽管腺癌轉移到肝部）。
但考慮到孫中山年事已高，國民黨高層、宋慶齡，包括孫中山本人都反對手術。最終，醫生被迫同意孫中山先進行保守治療。
保守治療20天後，情況越來越糟——孫中山渾身水腫，已經到了吃什麼吐什麼的地步。醫生判斷他的肝臟已經過膿發炎，再不採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
最終，孫中山本人同意：手術。
孫中山
1月26日，孫中山被送入北京協和醫院。當天下午4點，協和醫院外科主任邵樂爾親自為他進行了手術。
但整個手術只進行了25分鐘，就結束了。
因為邵樂爾剖開孫中山的腹腔後發現，整個肝臟表面、大網膜和大小腸上已經長滿了大小不等的黃白色結節，結節發硬，將腹髒之器官連在一起。
換句話說，孫中山的肝癌早已擴散到全身了。
邵樂爾只能簡單用水清洗了肝臟，割取腫瘤的表皮留作化驗，就縫上了傷口。
第二天，德國醫生克禮，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主刀醫生邵樂爾聯合出具了報告：
孫中山先生所患系肝癌，且已是晚期。
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拿到報告的宋慶齡，五雷轟頂，痛哭失聲。
4
雖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療手段，都被運用起來。
一開始對孫中山嘗試的，是「鐳射療法」。
「鐳射療法」類似於現在的「放療」，即醫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線照射腫瘤，希望以此能殺死，或至少能抑制癌細胞。當時的「鐳射療法」剛剛在歐洲起步，還處於試驗階段。
在嘗試了幾天之後，孫中山雖然在一開始略有好轉，但四肢很快又開始浮腫——「鐳射療法」很快宣告失敗了。
於是又有人提議嘗試中醫。
但孫中山堅決不答應。
他的理由是：協和醫院是西醫院，在人家這裡使用中醫，是對別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但很快，孫中山便妥協了——2月18日，他被轉離協和醫院，送往鐵獅子胡同5號，顧維鈞的宅邸。
繼續留在醫院，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
鐵獅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以前是一條死胡同，現在已被擴寬改建，並被命名為「張自忠路」。
第一個請來的中醫，是京城名醫陸仲安。陸仲安是胡適介紹來的，因為他曾用中藥治好了困擾胡適很久的腎炎。
陸仲安給孫中山開出了由黃芪、黨參等成分的藥方。服用後，孫中山的水腫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環均回復正常，飲食也正常，和未生病時一樣。就在大家驚喜異常的時候，22日，孫中山又開始腹瀉。陸仲安不敢再開藥了。
第二個請來的是德國精神醫學專業的葛辛慈，他停掉了已經服用無效的中藥，希望通過心理治療來讓孫中山康復——毫無疑問，也失敗了。
第三個醫生，是旅日醫生王綸，因為他手裡有日本新發明的「驅癌液」，叫做「卡爾門加」。孫中山的醫生們經過化驗，發現「驅癌液」的主要成分是「沃度和海萵苣配合而成」，有效無效不敢保證，但至少可以放心使用。
關鍵時刻，也只能亂抓救命稻草了。
孫中山前後注射了五次「驅癌液」，一開始確實有消腫和體溫下降的功效，但腹水卻遲遲不消退。等打到第七針的時候，孫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綸也只能承認失敗。
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裡有點數的人都已明白：孫中山的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醫生委婉提醒孫中山身邊的人：可以開始準備後事了。
5
2月24日，一直陪伴孫中山左右的宋慶齡，被暫時請出了病房。
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來到了孫中山的病床前。經過短暫的沉默後，汪精衛先開了口：
「同志們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誨之言，以便遵照執行。」
孫中山一聽就明白了——這是要他立遺囑了。
沉默良久，孫中山表示拒絕：「你們隨意去做吧。」
汪精衛四人堅持不肯，輪番苦勸。
曾經希望「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
孫中山確實很難說。
離他進京才過去2個多月時間，但局勢已經大變：
邀他北上的馮玉祥已被排擠出權力中心，把部隊撤到了張家口；借勢上臺的段祺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正在努力把權力坐實；曾經承諾「奉軍不入關」的張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經揮師入京；英美日等列強，在幕後頻繁出牌，尋找自己在中國的最合適代言人……
眼前的這個共和國，正和孫中山當初設想的目標越去越遠。
想了許久，孫中山終於對汪精衛他們說：
「我若給你們留下話，會有很多危險。當今有無數敵人正在圍困你們，我死之後，他們便會向你們進攻，甚至肯定有辦法讓你們軟化。如果你們不被敵人軟化，強硬對抗，又肯定會被他們加害，危險也很大。所以我不說是最好，你們應付起複雜的變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說什麼話，你們的環境會更險惡啊！」
但汪精衛他們畢竟還是做好了準備。汪精衛說：
「我們現在預備好了幾句，念給總理聽，如果總理是贊成的，便請籤字，當作總理說的話；如果總理聽了不贊成，那麼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我們可以代為筆記下來，也是一樣的。」
孫中山想了想，回答：
「很好。」
汪精衛隨即將預備好的稿子念給孫中山聽。孫中山聽後，表示很滿意，說：
「好的，我很贊成！」
那篇就是由汪精衛起草，後來最多人熟悉的《國事遺囑》（孫中山一共有三份遺囑：《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政府遺書》（此遺書由蘇聯顧問鮑羅廷用英文記錄））：
「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遺囑定稿後，汪精衛等人準備請孫中山籤字。但此時，房間外傳來了哭聲——那是宋慶齡忍不住在抽泣。
孫中山想了想，對汪精衛說：
「你們暫且收起來吧！我總還有幾天生命的。」
病中的孫中山
6
但死神總是無情的。
3月11日，輪到值班的何香凝發現孫中山的眼睛已經出現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衛：「現在不可不請先生籤字了！」
在孫中山病床前，拿著遺囑，孫科將鋼筆遞給了自己的父親。此時的孫中山，連提筆都很困難了，一旁的宋慶齡含淚扶起了他的手腕。
在遺囑上，孫中山顫顫巍巍籤上了「孫文，3月11日補籤」的字樣。
隨後，汪精衛在「筆記者」下簽名，而在場的其他人在「證明者」下簽了名。
國事遺囑
此時的孫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氣，對在場的所有人說出了這樣一段話：
「餘此次來京，以放棄地盤謀和平統一，以國民會議建設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乃以痼疾所累，行將不起。死生常事，本無足惜，但數十年為國奔走，所抱主義終未完全實現。希望諸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成立，達到三民、五權之主張，則本人死亦瞑目矣。」
在場人無不落淚。
3月12日上午9點30分，經歷了一夜掙扎，孫中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他的最後一句遺言，是他反覆呼喊的話：
「和平……奮鬥……救中國!」
孫中山的葬禮公祭一周，在北京籤名弔唁者74萬多人，參加送殯者30餘萬人，收到花圈7000多個，輓聯6000多幅。
【饅頭說】
就在孫中山辭世的那一天，在廣東的揭陽縣，戰雲密布。
對戰的雙方，是孫中山創立的「黃埔軍校」的三千學生軍，決戰孫中山生前的「親密戰友」，陳炯明的兩萬「粵軍」。
這是一場可以決定黃埔軍校學生軍乃至整個國民黨命運的生死一戰。這場戰役如此重要，以至於孫中山死訊傳來，黃埔軍全軍上下壓下電報，秘不發喪。
這場戰役，史稱「棉湖戰役」。至於戰鬥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擊眾的黃埔軍雖然損失慘重，但最終擊潰了陳炯明的部隊，一舉奠定了黃埔軍和國民黨的威信和地位，對之後的北伐乃至統一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那場戰役中出現的一批名字，後來都為人熟悉：總司令許崇智，黨代表廖仲愷，右路軍總指揮蔣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教導一團總指揮何應欽……
這些人，連同當時在孫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慶齡、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為了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
而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歷史舞臺，基本都和一個人有很大關係。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
這其實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孫中山的歷史地位。
對於孫中山，近年來也有些不同的說法，包括我自己之前的文章裡也提到過他「孫大炮」的外號。
孫中山當然不是一個完人，但他毫無疑問依舊是一個偉人。他有他的歷史局限，但以他的所作所為，在當時他所處的歷史時代，已足以站在潮頭。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的「饅頭說」裡說過這個話題，因為種種原因，今天就不複述了。但還是想指出兩點：
第一，他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過孫中山遭遇過的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繳械投降了。
第二，他不置私產——他的家事遺囑裡留給宋慶齡的，除了衣物和書籍，只有一套愛國華僑送給他的房子。
先行者，總是需要勇氣和毅力的，是謂「越挫越奮」。
革命家，總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謂「天下為公」。
前者難，後者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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