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01.01
Happy New Year
在過去的一年，一切都被改變，一切仍在繼續。在心中試圖撿拾起關於2020的記憶時，許多零碎卻深刻的片段浮現在腦海。
很多年後，當我們回望2020，其中的艱難、繁複、五味雜陳，或許依然會如今天這樣清晰：在跌宕的日子裡，我們前所未有地渴望「文學性」，希望藉助文學感性的力量，重新抵達逝去的某個瞬間，找到我們內心共同充盈著、流動著的詩意，從而更理性、更全面地審視自己的生活。
微信之後每日忙碌工作的小編們，在今年的文學現場觀察到了什麼？以文學關鍵詞的形式，我們各自寫下今年自己感慨頗深的工作記憶。這四個字說著似乎有些太正式，但幸好文學就是我們的工作——在文學中，居住著整個心靈世界。
文學語言
或許是更重要了
傅小平/文
談論文學語言時，我們該談論些什麼？以卡佛這一被過度使用的經典句式開場，我並不只是為自己談論文學語言作鋪墊，而是我真的不確定能談些什麼。我不得不說，談論語言和用語言寫作一樣是難的。想來太多談文學作品的文章一上來就奔主題、結構、格局、意義等而去，部分原因也在於語言很難談，也談不出什麼微言大義。當然一般來說，只有語言好，並且比普通作者要好，才配得上「作家」這個稱謂，而所謂作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以文字為生，語言表達之於他們是必備的基本功，這最基本的東西有什麼可談的呢？如果我非要談，大概也只能給自己找理由說，君不見如今「作家」也在蹭蹭蹭地通貨膨脹嗎？
話雖如此，我實際上是不適宜來談文學語言的。在有限的時間裡，我思來想去只能以卡佛式的句子開篇，就足以說明我語言經驗的貧乏。再則，都說詩是語言的極致，讀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直面語言本身，我卻不敢稱自己懂詩，雖然浸淫文學多年，對其他體裁都不算外行了。恕我愚鈍，有些詩我讀幾遍都不是讀得太明白，但要是你想著很多讀者都如我這般是外行，就索性把詩往不明白裡寫，那我要說我雖然一時不理解，但我畢竟還有感知力，我能感知字與字碰撞生成的聲音，句與句磨合發出的節奏，段與段錯落而成的韻律，乃至瀰漫在整首詩的情緒或氣息是否自然、和諧、美妙。我甚至能透過這些不甚明白的語言，感知你的表達是否真誠。不管怎樣，如果你的思維、經驗沒有複雜到非得以讓普通讀者反覆琢磨的語言來表達，你不如把詩歌寫得明白一些。而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讀者都會有的感知力，也是我覺得可以試著談談文學語言的理由所在，縱使如大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所說：「解釋一首好詩，結果可能是一段蹩腳的口水話。」
當然我覺得有必要談談語言，也是基於我個人的經驗。幹了記者這個行當，平常難免參加一些會議，也就經常在會裡會外聽各式專家說哪部作品，尤其是哪部小說寫得好，何況現在各大報紙雜誌都紛紛推出圖書排行榜，真是給人以琳琅滿目之感，我招架不住，也難免受到鼓舞，就把這些被稱道，被推薦的「好書」拿來翻翻，其中自然有一些是好的，但翻了覺得上當的時候也不少。嚴格說起來，說這些書好也沒錯，主題是好的，結構是好的，也有所謂的格局和意義，但其中一些就是語言不怎麼好，有時是語感和質地不好，也有時是文句不通，不忍卒讀。於是我就想，連語言都不夠好，就算其他方面再高妙，一部文學作品又能好到哪去呢！但語言不好，為何也被追捧？那也許是在專家們看來，別的方面太好了，以至於完全可以抵消語言的不夠好，也或許是我有成見，欣賞不來有些好的語言。所以歲末年終不談哪些作品語言不好，而是談自認為語言好的作品，也就成了明智之舉，這樣至少不會被認為太自以為是，也太主觀吧。
賈平凹與他的《暫坐》
譬如賈平凹的《暫坐》，我曾不揣冒昧寫過一段「推薦語」。我說：「讀賈平凹的作品，在我可以只需要一個理由，讀他的語言。賈平凹的文字表達亦雅亦俗、亦巧亦拙、亦真亦幻，加之亦傳統亦現代、亦書面亦口語、亦廟堂亦江湖，有時只在一小段文字裡，都可以讀出千般滋味、萬般風情，讀著讀著就會感慨，他怎麼能寫出這麼有意味的語言呢。」賈平凹的語言好，為一般的文學讀者熟知，我也就免去了追捧之嫌，說到他的語言好在哪裡，可就讓我有些為難了。單是舉個例子吧。小說開初寫到西京上空的霧霾，人們戲謔道：喲，北京的霧霾也給咱飄些來了？！我相信很多作家會這麼寫：喲，北京的霧霾也飄過來一些了？！這裡省去了「給咱」兩個字，生動性就減了大半；「飄些來了」寫成「飄過來一些了」，韻律感又減了大半。應該說，在賈平凹的小說裡，這只是一個普通不過的句子，但都能讓人感覺到這些好來，只能說明他真是把語言寫到家了。
而我所謂的「寫到家」，是說賈平凹過人的才華和長期的訓練，讓他對文字的感覺到家了，而非指的他下了「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須」的功夫，他或許寫某些句子是有過一些琢磨的，但如果句句都這麼推敲，怕是難以一兩年就捧出一部長篇小說來。但無論如何，賈平凹是極為重視語言的，他在一些篇章裡談說語言，在這部小說裡，他也寫道：「任何言語一旦嘈雜了，便失去了節奏，成為一種煩囂，感覺是成千上萬個口齒同時嗑動瓜子，是滿世界的蚊蠅都聚來了，嗡然為雷。」賈平凹的言語或語言自然是不嘈雜，也不煩囂的，讓人讀著舒服。
遲子建與她的長篇新作《煙火漫捲》
作品語言讓人讀著舒服的還有遲子建。在對她的採訪中，我寫道：「多數時候讀你的語言文字，就像看一副好的色彩畫一般，覺得舒服，並且是賞心悅目。在這一點上，你確實是從不與讀者為難，而是盡力讓他們獲得美的享受的。」遲子建在答問中引了新作《煙火漫捲》裡的這樣一句：河面上星光蕩漾，就像一片爽朗的笑聲。她說：「其實誰都知道笑是能看見的，笑聲是看不見的。但我覺得河面的星光燦爛通透，閃閃爍爍，就是爽朗的笑聲。」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她這是用了比喻裡的通感手法。雖然「通感」這個詞，最早是由錢鍾書先生提出來的，但錢鍾書運用通感主要落在人事上，他關於女人穿衣與「真理」的聯想即是一例，而遲子建的通感則通自然，通天地，她的語言有著不染塵埃的純淨和明亮。
安妮·普魯
在美國作家安妮·普魯的作品，我們也能見自然，見天地。就她今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出版的《樹民》，我寫過一個「推薦語」。我說：「她經過漫長思考得出的結論——人的本性就是重蹈覆轍，如狂野大自然一般醒人耳目。她用精湛技藝鍛造的句子亦如美麗大自然一般悅人耳目。」小說從十七世紀末，兩名未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塞爾和迪凱在大變革的時代中離開法國，來到加拿大的原始森林中寫起，安妮·普魯寫道：「不知名的草木和奇異的花朵吸引了他們的目光，莊嚴肅穆的雲杉和鐵杉，松樹枝末梢明亮的新生囊苞，搖擺的銀色柳樹，薄荷綠色的樺樹新枝——一個連陽光都是綠色的地方。」說「連陽光都是綠色的」，也顯然是用了通感的手法。照實說來，類似的比喻算不上出奇，譬如這樣的句子——「滿地松針消減了他們穿行的聲響，交錯的樹枝稀釋了他們的喘息。」也不算多美妙，但如中譯本代序作者尹珊珊所說，安妮·普魯在編織句子時渾然天成的方法，除非你如同她那般去體驗和思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很是有些難度了。
《樹民》
與
同名美劇劇照
我也頗為贊同尹珊珊稱道的，小說裡勒內與印第安人妻子的對白寫得美妙。尹珊珊寫道：「所有的『不準確語法』反而能更完善地呈現出語言本身的意義，當詞語顛倒，語法失效，其中的意義卻露出了它應有的樣子，仿佛先知一般。」這樣的讚譽不可避免帶有作者的偏向性，但作家最大限度利用語言資源，或者是合乎邏輯地「創造」語言，卻無疑是可貴的。我說可貴的前提是，縱使創新也要符合情境，更不能以破壞基本的語言規則為代價。實際上我不時讀到一些陌生化的語言，作者大概是喜好追求新奇的表達，或是自以為現有的漢語沒能達到他要表達的極境而有意為之，但我讀著卻感到說不出來的彆扭，如若不是我欣賞不來，那就只能說明這些生造詞是讓人耳目一新了，卻嚴重破壞了漢語的自然美感。
從這個角度看，語言創新是難的。斯坦納曾在《逃離言詞》一文中稱讚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集結起語詞的大軍，徵召長期睡眠或生鏽的語詞重新入伍，同時還吸收了新的語詞。」同時，他不無遺憾地表示：「更重要的是，喬伊斯從四處偷襲劫掠的語言財富，仍然閃閃發亮地堆在他的作品周圍，還沒有被當成通貨。」以我的理解，喬伊斯的語言財富沒有被很好的繼承，或許在於他設立了太高的門檻，也或許是英語創新的惰性在加強。好在像安妮·普魯這樣的作家卻是執著於語言創新實踐。尹珊珊說，她試著默讀過《樹民》的英文原著，還有中文譯本，覺得小說「長短句的搭配組合、詞語發音高低、長詞的音調、陌生的名詞、冷僻的動詞，僅在語言的語音層面，讀出來已經是一首長得沒有盡頭的歌謠。」我沒有對照讀過英文原著，但從中文譯本看，她說的話大體上是可信的。
如俄羅斯詩人、作家瑪麗亞·斯捷潘諾娃的《記憶記憶》這般介於小說、詩歌、回憶錄、家族史之間的複合型作品，就難說是歌謠了，倒是比較接近於長篇敘事詩。這樣的作品，用出版社宣傳語的說法，既是一部哲學文獻著作，一部充滿了寫作者主體聲音的批評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散文詩美感與精確的微觀想像力的文學著作，本就包含了很大的闡釋空間，是從主題、結構等各個角度，都可以大談特談的。但我還是要說，這部小說最突出的部分還是在語言上。這樣一部向「語言美食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說吧，記憶》致敬的小說，如果在語言上平庸是怎麼都說不過去的！以我看，她把記憶比作麵包就很有意思：「往事如一團發麵，只有在講述的那一刻才會固定形狀，與此同時減少體積。」只要仔細體味一下，她的比喻又準確，又形象。作為一個典型的詩人，斯捷潘諾娃就像有網友說的那樣，善用隱喻和比喻，很多句子都可以有多重解讀方式。同時亦如俄語文學研究專家汪劍釗所說，在這部極具探索性的書中，打破慣性思維的語詞組合俯拾皆是，充分凸顯了語言的詩性，由此照亮了現實中一部分被遮蔽的生活。
想來也是，我們的生活在很多時候是需要詩性的語言來照亮的，而文學作品天然賦有召喚詩性降臨的使命，所以語言當然重要了。實際上，文學語言在今天或許是更重要了。因為文學的空間，正遭遇非文學空間的擠壓，如斯坦納所說，「現在，意義和實踐的大量空間屬於非語詞語言。」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寫作最大限度發揮文學語言的功用，也可以說是在拯救文學本身。我們也有必要重申斯坦納的忠告：「今日作家用的詞往往更少，更簡單，既是因為大眾文化淡化了文學觀念，也是因為能夠由語詞給出必要而充分闡述的現實的數量在銳減。」如此，作家寫作更有必要強化可以由語詞來充分闡釋的那部分現實。但帶有悲劇意味的是，如斯坦納所說，語言的淺薄化已經使如今許多文學作品變得平庸。
今日作家用的詞往往更少，更簡單，既是因為大眾文化淡化了文學觀念，也是因為能由語詞給出必要而充分闡述的現實的數量在銳減。
喬治·斯坦納
以我看，斯坦納可謂一語道出了當下文學面臨的窘境，也因此更加凸顯了文學語言的極端重要性。當然話說回來，語言好是很重要，但只有語言好卻是不夠的。古人言：「文以載道」，如果是理解為文學作品必須講道理，是有其偏狹之處，但如果是說一部文學作品最理想的狀態是，文學語言與主題、結構等如鹽入水，融為一體，可就值得提倡了。問題是如斯坦納質問，現在傾瀉出來的「言」中，究竟多少在載「道」？何嘗不是呢！如果言不成「言」，又當何以載「道」？
寫到這裡，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說清楚了什麼，即使未能瞭然，我也似乎有理由，畢竟談論語言是難的。如果說什麼是好的語言？我們能給出的標準也無非是準確、生動、多義，有好的語感，富有表現力，等等。談語言，確實不如談論主題、結構等，讓人更有談論的興致。再則，作家或寫作者呼喚好的語言，難免會被目為自以為是，自視甚高，也因此如阿來這般斷言：「連語言都不好，即使作品能紅極一時，也不會傳之久遠！」實在是需要足夠自信。我沒有這樣的底氣，但作為普通讀者，我總歸還是抱有讀到好的文學語言的渴望，也就姑妄言之了。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攝圖網、出版書影
2021·文學報40周年·訂閱有禮
訂閱2021年全年報紙，截圖發公號後臺，隨機贈送40周年文創一份。
每天準時與我們遇見的小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