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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拍片還是開餐廳，蘇青和米娜所做的，或可以稱之為，關於「聾人」的實踐——都是為了讓這兩個群體能夠彼此靠近、增進了解，哪怕只是一點點。
《梧桐樹》劇照
蘇青米娜：關於「聾人」的實踐
採訪、撰文/佟珊
大約四五年前，有次去宋莊看放映，被朋友帶去米娜餐廳吃飯。點菜的時候才知道，服務員是聾人，點菜也是自助式的：她給我們一個iPad，在上面選就可以了。那是一個初春的日子，陽光穿過透光的屋頂大棚照下來，暖洋洋。餐廳大堂散落坐著幾桌客人，觥籌交錯，食物的香氣激起人的食慾。我默默觀察了一會兒，發現客人跟聾人服務員溝通起來都沒什麼問題，有什麼需要，就揚手示意一下，少了尋常餐館裡經常聽到的大聲招呼，反而安靜而怡人。朋友告訴我，餐廳老闆蘇青、米娜也拍獨立紀錄片，作品也是關於聾人的。我沒看過片子，卻記住了他們。
2017年秋天，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節上我有機會看了蘇青米娜的新作《梧桐樹》。放映場地是山形市的一個小型影院，平日放商業片，門口有一排電影海報欄，《梧桐樹》的海報就跟很多正上映的電影海報貼在一起。海報上一位美麗的紅衣少女婷婷而立，微微揚起的臉上帶著一點點迷惘。如果單看這海報，我會覺得影片應該是一個關於少女成長的故事。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只不過說得更確切些，是關於幾個女孩（聽障人和盲人）的成長。
《梧桐樹》海報
《梧桐樹》是一部很溫柔的片子。女孩的臉讓人印象深刻，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小世界，在那裡，快樂和悲傷都那麼純粹：李聰用手語講著她的小烏龜——「美美愛照鏡子，很臭美」；寒子在老師的指導下一遍遍的練習擁抱；盲人姑娘王怡文在午後陽光燦爛的教室裡唱著歌，歌聲那麼美。那是首著名的義大利詠嘆調，Caro mio ben（我親愛的），後來也成了影片的另一個片名My Dear Beloved。
本片雖然也是人物紀錄片，但與近年來提案會上流行的線性經典敘事模式有所不同，全片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基本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碎片、狀態，孩子們小小的喜悅、困惑、悲傷，尋常卻觸動人心。碎片與碎片之間是鶯飛草長的四時風貌。春去秋來，孩子們一天天地成長。蘇青說，這個片子想講的是陪伴和成長。
2008年底，蘇青和米娜決定在宋莊開一間有聾人團隊的餐廳。蘇青說這是「把紀錄片延展到生活中」。在拍攝聾人群體的過程中，蘇青漸漸意識到他們在教育、就業、婚戀、醫療等方面遇到各種切實困難。他說，創作《手語時代》（2010）就是想為聾人發聲，希望能夠引起更多的社會關注。但片子拍完了，也在電視臺放了，實質性改變幾乎沒有。蘇青就想著不如憑藉一己之力做點事吧。有了這個想法，蘇青和米娜便一起開始工作：蓋房、種樹、裝修、設計菜單、聯繫採購、招聘聾人服務員、培訓員工，事事親力親為，一點點打造起米娜餐廳這個小小的烏託邦。
經過幾年，餐廳經營步入正軌，聾人服務的模式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而新鮮的食材、獨特的手工製作也使米娜餐廳在宋莊廣受歡迎。宋莊最熱鬧活動多的那幾年，米娜餐廳裡總是賓客滿盈，大家看完放映、展覽，就聚在那裡吃飯喝酒聊天。蘇青說，有天自己在餐廳溜達一圈，發現客人居然都是認識的：「那種感覺還挺好的。」如今，米娜餐廳名聲遠揚，來的客人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新面孔了。
米娜餐廳員工
目前，蘇青和米娜開餐廳，也做紀錄片。無論生活還是創作，都與聾人群體有關。他們拍聾人，用紀錄片展現他們的生活與困境，為他們發聲，也讓更多人了解他們；他們也跟聾人做朋友，為聾人提供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他們也讓更多人看到這樣一種模式的可行性——不僅僅是說聾人可以勝任類似的工作；而且，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只要抱著開放的心態也多一點耐心，就完全可以跟聾人朋友交流、溝通，而不是將他們作為特殊人群區隔開來。
美國長期從事殘疾人工作的研究者Juliet C. Rothman認為，「創造一個只能滿足正常人需要的社會環境，剝奪了那些所謂『非正常人』應有的權力，從而限制了人們對人的多元性的理解，這種做法是喪失人性的。」這句話點出了殘障人社會管理思路上的癥結。
據統計，我國現有殘障人士8500萬， 相當於每16個人中就有1名殘障人士，如此龐大的群體，卻很少出現在社會公共場所。殘障人士的生活、工作的領域也往往與普通人截然分開，比如進特殊學校學習，做某些固定工種的工作，缺少參與、融入社會的途徑。也正是這種區隔管理的思路，將殘障人士置於更加「弱勢」的地位，也讓他們與普通人（除親朋好友之外）之間互不了解，缺乏溝通相處的經驗。而無論是拍片還是開餐廳，蘇青和米娜所做的——或可以稱之為，關於「聾人」的實踐——都是為了讓這兩個群體能夠彼此靠近、增進了解，哪怕只是一點點。
蘇青導演目前正在進行新片《朱家角的歌聲》的創作。這部新片的主人公正是《梧桐樹》中充滿音樂天賦的盲人姑娘王怡文。通過長達幾年的跟拍，新片講述了王怡文與母親艱難重重卻又不失溫馨的求學之路。該項目入圍了2019IDF提案單元並獲得「IDF優選提案」。
以下採訪完成於山形電影節期間，我和蘇青、米娜還有剪輯師郭曉東，一起聊聊他們與聾人群體的緣分，聊聊《梧桐樹》的創作歷程。
米娜、蘇青、郭曉東在日本山形電影節
凹凸鏡DOC：我知道《梧桐樹》之前，你已經有兩部紀錄片作品了。那兩部片子也是關注聾人群體。為什麼會一直關注和拍攝這個群體？
蘇青：拍攝這個群體是因為我對這個群體比較有感情。我哥哥是聾人，童年到少年，我和我的哥哥的關係都非常親密。我們家裡只有我會手語，我爸媽如果想跟我哥哥說什麼事的話，他們一般都會跟我說，我哥跟我爸媽交流也是通過我。再大一點，我哥哥的初中同學也會來我家玩，他們就用手語聊天，我基本都看得懂。再後來我去重慶，不經常回內蒙古，只有過年的時候回家。有一年吃年夜飯，我哥就說你不回來的時候我都不回家，回家也沒意思，跟家裡沒法說話，你在的時候好多了。我才意識到我不在的時候，我哥內心是孤獨的。
凹凸鏡DOC：拍攝紀錄片之前，你做什麼工作？是怎麼開始獨立紀錄片的創作的？
蘇青：我在重慶呆了挺多年，在電視臺做編導，在那裡認識了米娜，但她一直在北京上大學、工作。直到2001年，我就放棄了重慶的奔波，去了北京。我想拍紀錄片，想找更適合的地方去發展。我到北京後，米娜就問我想拍什麼，我說我就想拍我哥哥這個人群。他們整個群體非常封閉，不被外界了解。我想通過記錄片的方式也許能讓更多人認識他們，慢慢去了解他們。
2001年開始拍《白塔》（2003），做了兩年吧。2003年因為張獻民老師推薦，片子在法國馬賽電影節首映，在法國獲了兩個獎，一個是處女作獎，一個是最受觀眾歡迎獎，對我鼓舞也挺大的，覺得個人作品能夠受到認可承認。
凹凸鏡DOC：《白塔》後來也參加了山形電影節吧？第一次來山形什麼感覺？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嗎？
蘇青：2005年《白塔》來的山形，也是亞洲新浪潮這個單元。那次印象還是比較深刻的，有很多國內同行，大家都是各行各業的做什麼的都有，但都喜歡紀錄片喜歡拍片子，聚在日本山形這個不算大的城市。這個事情就很奇怪，就像做了一件別人都不認可，但有一個地方認可了，來了以後呢，互相都有一種認同感，像一個聚會，那種感覺還是不錯的，像找到組織了。
那屆中國導演也比較多，比這屆多。我們在國內也不認識，是在這裡認識的。我記得當時評委是賈樟柯吧，05年，他也沒有現在這麼大腕，當時也跟我們一起玩，挺平易近人的，在一起吃飯啊，玩啊，聊天啊。
我覺得來電影節主要是一種被認可和自我鼓勵吧。從紀錄片作者的角度來講，做作品是我自己對自己的認可。對於做作品的方式和生活上等方面並沒有太多受影響，作品依然是以個人化的獨立視角去觀察去記錄，還有創作過程中其實我並不會與同行做過多交流，我習慣自己獨立去完成拍攝乃至後期剪輯的工作。
《白塔》海報
凹凸鏡DOC：剛才提到關注聾人群體是因為哥哥的關係，那你真正決定要拍一個紀錄片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以哥哥作為拍攝對象？
蘇青：有啊，有想過。但我不太好意思拍他，因為一家人嘛，很難為情的感覺，後來也拍過一點他生活的素材。但很遺憾的是，我哥哥06年突然就離世了，在醫院輸完液後突發心梗，他之前身體還不錯的，完全沒有任何的預兆，我非常接受不了這個現實。
凹凸鏡DOC：這個事對你後來創作有影響嗎？
蘇青：導致我做的第二個片子《手語時代》（2010）更注重於為他們這個群體去維權、去發聲。比如我採訪了這個群體裡的老年人，他們跟我講他們怎麼去看病，涉及到醫療看病等社會機制方面的問題。也有關於教育、成長、就業、婚姻等等的問題，方方面面都涉及了。當時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MID會給獨立紀錄片作者提供一些經費。他們知道這個項目後，就投了製作費，片子最後也在紀實頻道播出了。
我覺得《手語時代》還是能表達我個人的訴求的，當時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也喜歡帶點獨立觀點的片子，但後來我覺得片子也沒有真正解決啥問題。我就在想紀錄片它能解決什麼問題，無非就是一些小規模的放映，然後媒體訪談一下，對紀錄片感興趣的會來看一下，但不足以改變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況。所以獨立紀錄片本身還是比較小眾的，接觸到的觀眾面本身就窄，解決不了什麼現實的問題。後來，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從電影本身出發，去做一部帶點藝術性又好看的電影，而不是停留在為小眾群體發聲這個層面上。
但2008年我們開始做餐廳，從籌備到搞建築、蓋房子、做裝修，後來餐廳開業聾人朋友的加入，內部調整需要很大的精力。中間有三年到四年的時間吧，把主要精力都放到餐廳上去了。拍《梧桐樹》是從2011年才開始。
《手語時代》海報
凹凸鏡DOC：拍攝《梧桐樹》是怎麼個因由？這部可能更多是關注教育和成長？具體來說，您是怎麼想到要去拍學校？
蘇青：《白塔》是關於成年人的愛情生活，《手語時代》是拍老年人，但很多人都講到自己童年的成長。有了前面兩部片子，我想再拍這個群體，是不是是可以從成長開始？《梧桐樹》裡的這個特教學校，我拍《白塔》時就去過，在十五年前，那時跟現在的校園基本是一樣的。我記得跟當時的教導主任孟繁玲老師還聊過關於怎樣認知聾人群體的一些想法，她很有理想，對聾人群體非常很有感情。後來她離開這個學校，創辦了聾人藝術設計學院，並擔任院長。2011年，我想拍學校和特殊兒童的成長，就給孟院長打了電話，她幫我跟學校打了招呼，說明了我的意圖，之後我就開始了長達五年多的拍攝。
當時我也有去別的學校，也拍了一些素材，但我還是決定了拍這個有盲生和聾生的學校，它條件也比較好。這個條件好比起那個條件差的學校會讓紀錄片迴避掉一些東西，避免未來影片中的人物被施予過多的同情和被消費，我覺得這個片子不應該是那樣的，它是一種純粹的生活日常和心靈的成長，觀眾會進入她們的內心世界，和他們一同體驗相似又特殊的人生。表面上看，其實這些孩子過的還是波瀾不驚的、正常的學習生活。我不想表現貧窮和痛苦。
《梧桐樹》劇照
凹凸鏡DOC：Q&A的時候提到，拍攝時有拍男孩也有拍女孩，但最後剪出來主要以女孩為主，當時是說這個年齡段的女孩比較成熟？
蘇青：確實是一方面。這幾個女孩在學校裡是特別出色的，比如寒子，算在學校裡長的最漂亮的，男孩子也有拍，但是我覺得還是有點拍不進去。
米娜：這個可能比較個人化。蘇青他作為拍攝者，一定有他的興趣所在。我覺得這些女孩子可能在外形上會比較好看，多數表達能力也比較強，也容易更親近一些。這個年齡段的女孩子確實也會更懂事一些，情商上、語言上、行為動態上，會讓人覺得很可愛。蘇青拍攝作為男性導演的身份，他當然會覺得這種東西能夠激發自己很溫柔的情感。
凹凸鏡DOC：每次拍攝都是你們兩個人一起去嗎？
蘇青：基本上是我去。
米娜：我去的少，我們還有個助手跟著他（蘇青）。拍攝總共有五個人，但以蘇青為主。有的是去一次，有的去幾次，有的人去的多一點，有的去的少。
凹凸鏡DOC：創作上你們一般怎麼分工？
蘇青：這次拍攝是以我為主，後期是剪輯師和米娜。
米娜：對，這次有剪輯師曉東的加入。之前就是我們兩個，從拍攝到後期，我們做所有的事情，從《白塔》開始就是這樣。我不懂手語的時候，也拍，憑感覺，有時候他們打手語以為我看不懂，反倒能拍到一些很不錯的東西。一開始兩個人也沒有明確的分工，反正就是都做，隨時交流，產生分歧了就是互相說道理，有時候也爭執不下，很痛苦，也是互相的一種消耗。但最終有個很重要的結論，我也經常講，畢竟我們是一加一大於二的一個組合。
《梧桐樹》劇照
凹凸鏡DOC：《梧桐樹》在畫面上很精緻，無論是人物還是風景，都拍的很美，這個美又跟孩子們心靈上的純粹感很契合。這種畫面風格是提前構思好的嗎？
蘇青：我覺得拍電影，綜合起來說，是一種表達。這個表達又跟你內心的情感相契合。你在你的片子裡面傾注一種關懷，這種關懷不僅僅是你要去關注什麼，而且需要用一種形式傳達出來。我拍片子時，首先想到畫面是什麼樣的氣氛，不是說僅僅記錄下來。開始籌備的時候一直都在看不一樣的東西，在想我的畫面最終是怎樣的。當我決定用佳能5D之後，我基本上就知道片子最終呈現的是什麼樣的感覺了。用5D呢，會出現漂亮的畫面，背景會有淺景深，虛實的感覺、人物的立體感、色彩感，都要比普通攝像機好很多。但用5D是很不好拍的，需要隨時調焦，焦點很容易跑，所以它不能跟拍。在開機之前你要想下你拍的東西是什麼，你想達到怎樣的畫面效果，然後就知道用什麼樣的器材了。我覺得5D和我所要表達的情感、所要追求的畫面，是相符合的，就堅持用5D。
有一個鏡頭我自己感覺拍得很好，就是拍王怡文第一次唱歌。拍這個鏡頭真的是一種情感表達和技術的結合，她唱的那首歌非常打動我，我把鏡頭推上去的那一刻，也特別自然。那個推上去不是用攝像機推，是我手動擰變焦環推上去的。那一刻，隨著她唱的旋律線的上升，我就往上貼，把它推上去。那個鏡頭拍下來後，我覺得這一刻真的太美妙了。雖然是一個簡單的鏡頭，它會很震撼你，晚上回去看也覺得真是太完美了，就覺得我的方法是對的。但是也會有一些問題，比如為什麼我的片子裡沒有很多運動、跟拍，就是因為這個器材，我也沒有各種輔助設備，就一個相機，一個三腳架。我基本上是在架子上拍，很少拿下來，因為我知道一拿下來，風格又不一樣了。
我覺得拍電影，想表達是一方面，但實際上需要的條件還是蠻多的：首先你心裡要有表達的意願，要有強烈的情感，然後你還要有一種好的方法和好的技術來幫助你完成想法，這需要多年的摸索和實踐。
《梧桐樹》劇照
凹凸鏡DOC：這一次有剪輯師加入進來，是怎樣的契機和考量？
蘇青：曉東說吧。
郭曉東：其實像這樣的項目不多。我覺得很多作者在做紀錄片，但他自己的生活（跟創作）不一定那麼緊密，可能我欣賞也就欣賞在這吧。我也是做電影做了很久，覺得做電影如果只是一個工作，跟自己的生活聯繫不大的話，那麼你的激情可能會越來越少，會做得很油。你會知道怎樣把一個電影做好，這樣電影有很多，也包括藝術電影，就是說知道這個電影是有意做出的這種效果，知道怎麼抓住觀眾，知道怎麼去渲染氣氛、煽情。但是我還是不想做那樣的電影，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在一起合作。
凹凸鏡DOC：這個片子剪輯期是多久？
郭曉東：整個後期大約有半年的時間，包括剪輯、聲音、調色。但剪輯開始得比較早，真正看素材是14年，後來我們做提案剪段落，其實也是為最後的成片做準備，會想到片子的呼吸啊，結構啊，人物啊。跟剪輯有關係的思考是從14年開始的吧。
凹凸鏡DOC：影片在剪輯思路上是怎麼確立起來？我的感受是，影片在故事性上比較弱，都是一些碎片，而這些碎片又是通過季節的變化來結構的，不知道你們當時是怎麼考慮的？
郭曉東：首先是尊重作品的意志。這個我覺得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說不管拍攝的情況，只以後期的呈現作為唯一評判標準，一定要尊重導演的意志。這個片子裡的作者意志是很強烈的。概括來說，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是要突顯這些孩子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相同之處，他們這六年的生活跟大部分正常孩子的相同之處；第二是陪伴，這是蘇青米娜一開始就有的一種心態，影像是一種陪伴式的影像。所以一開始，是在尊重這兩點的前提下，才開始剪輯工作的，這是前提。任何時候當剪輯遇到困難，就要回到這個前提。我們有時候找不到感覺，就回到這個初衷，反而有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
另外，我覺得還是要給影像更多的當代性。電影是今天的電影，跟以前的電影有什麼不同，這是我思考的比較多的東西。我們做提案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我們這樣的電影是做不出來的，也有人沒有直接說，但他心裡是覺得我們這樣的電影是做不出來的，因為它沒有故事。
米娜：就是打問號的吧，非常難說。
郭曉東：就是祝你們好運吧。
米娜：就你們人還不錯，片子不好說，就再看看。
郭曉東：但我們自己其實是知道的，我們還是挺自信我們這個片子能夠做出來，而且很好的方式做出來。這種電影的當代的可能是什麼？我在思考這個問題。這個電影的獨特氣質。
米娜：我補充一下。因為每個人背景不一樣。比如蘇青，他非常有生活體驗，也有美術音樂的底子，比較綜合；曉東呢，他專門學電影紀錄片，也接觸到當代藝術的一些東西，也會帶著這些東西到創作中來。後期就以曉東為主來完成，我也給了一些建議。
蘇青：《梧桐樹》的創作是一個自由的創作，我們每個人都有很遼闊的創作空間。我們曾經也去提案、去找錢，因為我們也希望有人能把錢投給我們，我們用這個應該用的錢做，而現在的結果是我們完全花的是自己的錢。因為給錢的人一定是想要看到他想看到的東西，所以就問我們，你們的故事到底是什麼。當時我也說了，可能沒有什麼故事。「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就感覺吧。」「你們在賣感覺是嗎？」
這個片子比較難剪，難以把它做得像通常的電影那樣，有劇情，有發展、有高潮、有收尾。但從另外的角度講，它是一個自由的空間，既然沒有這些東西，你就可以自由發揮。曉東最後用他的經驗、想法以及他對這些孩子的愛，他用這些東西把這個片子給剪出來了，觀眾也蠻喜歡，我也挺佩服他的。
《梧桐樹》劇照
凹凸鏡DOC：我有去提案會觀摩過，知道一般提案會可能希望影片能有新穎人物，有故事線。《梧桐樹》是有人物的，但沒有非常連貫邏輯的線性敘事，這個是你們一開始就有意識排除掉的嗎？
蘇青：這個跟你要拍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有關。你可以拿起攝像機去拍一個故事，這個是沒問題的，但你不拍故事，那你拍什麼，這個是我遇到的一個新的挑戰吧。一個故事，要有人物命運的變化、發展，起承轉合，紀錄片也好，劇情片也好，首先是主人公遇到問題和障礙，然後去想辦法解決，但我想要傳達的東西不是去講他們怎樣解決問題，而是去陪伴他們生命的成長，去體會他們內心的喜悅和悲傷，希望觀眾能感受到影片裡傳達出的那份關懷、愛和分享。
郭曉東：這個跟片子的剪輯是有關係的。剪輯，無論你是剪故事或剪動作，又或者兩個都沒有，你就剪其他的東西，這是剪輯的可能性。說這部電影的故事不是很強，不等於它沒有故事。它每個段落裡也有故事，但故事的連續性、邏輯性並不強，動作屬性就更不強，比如具體發生的動作，誰去幹的什麼事情，就更不強了。所以我的剪輯是僅僅圍繞情緒展開的。為什麼我剛才講剪輯的當代可能性，比如你去看香港的功夫片，你最後獲得的並不是動作，而是一種情緒，那就是說一個電影是通過情緒的積累和最後釋放，讓觀眾觀影得到一種滿足感。這個電影，我覺得其實就是跟著情緒走，觀眾情緒的積累、爆發，情緒上的抑揚頓挫昂。我們用情緒來引導觀眾，讓他們獲得一種情緒。我覺得這個方法也成立，因為從觀眾的反應來看，我們看到觀眾在觀看時非常投入，他們獲得的觀影感受是非常飽滿的。
原標題：《蘇青 米娜：19年，在無聲世界拍電影和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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