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女真」之稱謂，在明代經歷了從對女真人的蔑稱發展到專屬稱謂的過程。明嘉靖中葉，為整頓女真羈縻衛所朝貢亂象，開始控制海西、建州女真衛所的朝貢人數，分別確準海西女真衛所憑1000道、建州憑500道敕書入邊朝貢貿易之策，且將不在此1500道敕書之內，「極東」「遠甚」的女真人，稱作「野人女真」，其可「朝貢不常」，自此才將女真分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分。迄今國內外學界所認為明代「野人女真」，又稱「東海女真」的用法並不準確，明朝各種文獻中，沒有將「野人女真」稱為東海女真的記載。以東海瓦爾喀、呼爾哈、窩集三部作為東海女真，最早出現於《滿文原檔》，此稱謂被清朝沿用，但東海三部之範圍，與明代「野人女真」的範圍不同，不應將兩者等同。
關鍵詞：明代 「野人女真」 海西女真 衛所 敕書
作者趙令志，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郵編100081。
長期以來，學界一直認為明朝將女真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但目前關於何謂「野人女真」之研究並未深入，多系考證所謂「野人女真」之部族及其與海西女真關係之作，並未探討明朝將「野人女真」從蔑稱到專屬詞彙之轉變及其成因等問題。且自清代以來，基本認為明代之「野人女真」即東海女真，故多將明代女真人寫作建州、海西、東海三部分。然檢索明代《實錄》《會典》等政書及各類私著，並不見「東海女真」之稱謂。實際上，明代對女真之分類，在嘉靖中葉之前，主要分為海西、建州兩大部分，其中海西女真即包括居住在忽剌溫地區的女真人，亦包括黑龍江下遊奴兒幹都司所轄衛所，必須經由海西等地方可進邊入貢的女真人等，因而海西女真的範圍很廣，且即使在黑龍江下遊地區所設之衛，也多冠以「海西某某衛」，在衛所系列內，系將其納入海西之列。至嘉靖二十年（1541）左右，明朝整頓女真羈縻衛所之朝貢亂象，規定海西、建州每年入邊朝貢、貿易等人數，額定海西女真敕書999道（後增為千道）、建州女真500道，每道敕書每年許一人一馬入邊。而對黑龍江中下遊邊遠之地的女真人，因路途遙遠，未規定其每年必須入貢，且將這些「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的女真人，分為「野人女真」，自此，明代按朝貢情況將女真之區分由兩類變為三類，並且，明後期官修和私撰之漢文文獻，建州、海西女真之外，將位於黑龍江中下遊北部的部分衛所及至外興安嶺一帶邊遠地區的女真人，均稱作「野人女真」，並無「東海女真」的叫法。以「東海」稱呼女真部族，始見於《滿文原檔》《滿文老檔》等文獻中，這些女真人自己的文獻，將黑龍江中下遊呼爾哈、窩稽及部分瓦爾喀等部女真人不再稱為「野人」，而是按區域冠之以「東海」。此稱呼被清代沿用，稱該地區的女真人為東海某某部。本文復檢舊題芻論，冀以探討明代「野人女真」所指之變化及其與清代所謂「東海女真」之關聯等問題，糾正彼此混同之亂象。
一、明代女真分類之變化
明朝前期，雖在女真地區設置了羈縻衛所，授予女真頭目為都督、都指揮等職官進行統治，卻將女真人均視作「野人」。檢索各朝《明實錄》，在洪武至正德年間，即《明太祖實錄》至《明武宗實錄》內，將海西、建州女真人等都稱作「野人」之條目，處處皆是。凡女真人，名前多冠以「女直野人」或「野人女直」字樣，即使像阿哈出、西陽哈、猛哥帖木兒、李滿住等被明朝授予高官的建州、海西女真首領，也都以「女直野人頭目」或「野人女直某某」稱之，如「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忽刺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 、「建州左衛野人女直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等來朝貢馬」 、「海西各衛野人女直都指揮頭目人等」之類，乃此時將建州、海西女真人皆視作「野人」，「野人」乃女真人之蔑稱之一。但《明世宗實錄》以後之各朝實錄，基本不再以「野人」稱呼女真人，而多冠以衛所官員之職位，並多稱作「女直夷人」。此乃與嘉靖中葉以後，「野人女真」已變為專屬群體有關。
明朝對女真的分類，在中葉之前主要分為海西和建州兩大部分。從兩部分變為三部分的過程，實錄內不見記載，但從明代兩部《會典》對女真分類中可以探究其具體演變情況。弘治十五年（1502）修竣，正德四年（1507）頒行的《大明會典》中，對女真之分類為：「海西、建州、毛憐等處，有衛、有地面、有千戶所、有站，皆遣人朝貢」 ，毛憐衛自設衛之時，無論地域和職官，即與建州有關，因將其納入建州系列。據此窺得，直至正德年間，女真實際分為海西、建州兩部分，松花江下遊及黑龍江中下遊地區的女真人，均屬於海西女真，所以海西女真實際是包括忽剌溫地區和黑龍江地區的女真人，即前來朝貢的海西女真和經由海西前來朝貢者，明朝一直均將其列入海西女真系列。
完成於嘉靖三十年左右，續補竣於萬曆十五年（1587）的《大明會典》所載女真分類，開始將女真分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分，即「蓋女直三種。居海西等處者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等處者為建州女直。各衛所外，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賜勅，一如三衛（指兀良哈三衛——引者注）之制。其極東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貢」；且「近年定海西每貢一千人，建州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其中之「近年」，當系嘉靖三十年完成該部《會典》纂修之前的相近之年份。可知此後明朝對女真人的區分標準，是以女真衛所官員前來朝貢為依據，海西、建州女真衛所官員，須每年一貢，而「野人女真」卻以「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在這一分類中，「野人女真」的區域和衛所範圍並未規定，因而屬於泛指。但可以明確的是，每年需憑頒給海西女真衛所官員的1000道敕書、建州500道敕書，準許一人一馬入貢；而海西女真的近千道敕書、建州之五百道敕書內，不包括「野人女真」的敕書。換言之，即不在建州、海西女真近1500道敕書之內的女真人，均屬於「野人女真」。這些「野人女真」因前來朝貢，路途遙遠，行進艱難，故不必每年前來，可隨意朝貢，若前來貢，仍以原來發放的誥命敕書為憑證，從海西女真貢道入貢，明人所謂「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可知「野人女真」因無朝貢年限規定，僅至開原貿易，但朝貢者卻逐漸減少。因其不能按期前來，故定若有不能於十月至十二月女真人朝貢期間到來者，「如次年正月以後到邊者，邊臣奏請得旨，方準驗放」 。建州、海西女真為入邊朝貢得賞，貿易土產，基本都會每年定期前來，此規定顯然係為路途遙遠，難定時日，朝貢不常的「野人女真」所制定，此亦萬曆《大明會典》記載析出「野人女真」，而增加此條之緣由所在。據此可以明確，將女真從兩類分為三類，是嘉靖年間從規範朝貢體系的角度進行劃分的，故「野人女真」之稱，已經不是此前對所有女真人之蔑稱，而成為泛指黑龍江中下遊及松花江下遊之外的邊遠地區，所謂「極東」「遠甚」之女真人的專稱。此專稱出現的時間，據增井寬也先生考證，是在嘉靖十六至二十年左右，頗為可信。
明初以來，在女真地區設置羈縻衛所，授予敕書，任命衛所官員管理各自屬眾，逐漸確立了女真人與明朝的朝貢體制。明前期女真人入邊朝貢，憑敕書驗放，對人數未作具體規定，故有的年份，至京城朝貢人數超過3000餘名，京城館舍溢滿，難以承受接待之責，賞賜等項亦給朝廷帶來沉重負擔，故於成化年間修改女真各部的朝貢制度，規定為：「建州衛、建州左衛、建州右衛、毛憐衛，每衛每年許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憐達子，每年十二人。海西各衛並站、所、地面，每年每處不過五名。其都督來朝，許另帶有進貢達子十五人同來。」如此開始明確規定了女真朝貢時間和人數。但明中葉以後，海西女真部分衛所在南遷過程中，因地理因素等影響，發展極不平衡，對朝貢貿易需求亦不一樣，近邊之衛所，朝貢貿易方便，故對敕書需求亦甚，而處於黑龍江下遊地區的邊遠衛所，路途遙遠，經濟滯後，每年遣人朝貢，難以實現，為此就引起海西女真爭奪敕書，借名入貢之亂象，影響到明朝對女真地區進行有效控制。在女真地區誥命敕書多有遺失，朝貢貿易亂象叢生，女真來朝者人數不斷增加，因之給明朝帶來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明朝為了維護朝貢制度，解決入邊人數冒濫，保障女真人朝貢和貿易利益，復再次著手規範其入邊規則。嘉靖中葉，進一步改革女真人憑藉敕書入邊進行朝貢貿易之政策，制定出女真各部依據敕書朝貢定額，開始確定海西女真、建州女真每年的入邊人次，而入邊朝貢或貿易的憑證仍為敕書。據《三朝遼事實錄》記載，「所賜東夷一千四百九十八敕」中，「給海西屬夷敕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敕驗馬入貢」，同時給「建州三衛四百九十九道」，後略有增加，為海西至1000道、建州至500道。如此，便將海西、建州女真每年的朝貢貿易人數控制在1500名以內，基本與明朝在海西、建州女真地區發放的敕書和所任命的衛所官員數目相符，其旨在控制朝貢人數，防止冒濫，規範女真衛所之朝貢問題。此後，海西、建州女真憑各自所掌握之敕書每年以固定名額入貢，海西女真人可自開原，建州女真人可自撫順入邊，進而進京朝貢或於開原廣順關、鎮北關和撫順貿易。這種按海西、建州分配入邊名額的制度，改變了以往由衛所官員憑敕書自行朝貢、貿易的體系，使得女真地區的羈縻衛所職能發生了改變，出現敕書之爭，敕書之所屬亦隨之發生變化，其中海西女真衛所的敕書，在明末基本被哈達、葉赫部掌控。在此次對女真衛所朝貢制度革新中，將在所定海西1000、建州500道敕書之外，不能每年前來朝貢的女真人，析出為「野人女真」，規定這些「野人女真」衛所官員仍憑原執誥命敕書，不限期前來入貢。如此，自嘉靖中葉以後，女真便分為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部分，而其區分則與憑敕書入貢密切相關。
二、「野人女真」之範圍
明後期所謂「野人女真」乃為區域性泛稱，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外之女真人都屬於「野人女真」，因而「野人女真」的範圍較廣。目前，學界因對「野人女真」的理解不同，故對其範圍解釋亦不一樣。其中，《滿族簡史》認為，明代「野人女真」即東海女真，「分布於建州、海西以東和以北的廣大地區，大體從松花江中遊以下，迄黑龍江流域，東達海岸」，這些地區，氣候寒冷，經濟滯後，故人煙稀少，多以漁獵為生。如此劃分，系對建州、海西女真範圍確定有誤所致。迄今學界對明末建州女真及其所屬衛所基本明晰，而對海西的劃分，頗為混亂，甚至認為「海西女真，內部又分哈達、輝發、烏拉、葉赫等四部（又稱扈倫四部），分布於開原邊外，輝發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遊大曲折處」，乃將海西女真等同於扈倫四部，與明末按衛所敕書劃分的海西女真範圍，相差極大。《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卷所繪宣德八年（1433）和萬曆十年兩幅明時期全圖及《奴兒幹都司》幅，將松花江、黑龍江下遊直至入海口的廣闊區域，皆標為「海西女真部」，應為明代海西女真範圍的定論性之地圖，可惜未見文字論證，亦未引起學界重視。
從萬曆《大明會典》記載可知，明後期將女真人分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分，是出於規範女真衛所官員之朝貢秩序而劃分的，劃分的依據，則是頒發給女真官員的敕書，具體規定了頒給建州500、海西1000道敕書的女真衛所官員，每年必須一人一馬入邊朝貢一次，因而，對海西女真的劃分，應該從持有此1000道敕書的屬於海西女真的衛所入手，方可考證出究竟哪些衛所屬於海西女真的範疇。即使明代海西衛所有部分南遷，甚至到明末此1000道敕書，因明後期出現的敕書之爭，基本被哈達、葉赫部霸佔，但從明朝的角度看，明朝仍將所頒發1000道敕書的海西女真各衛所官員，視作海西女真人。因「野人女真」基本是從明前期的海西女真析出的，故要明確「野人女真」的範圍，必須先明確明朝認定的此1000道敕書的海西女真衛所的範圍。
海西之稱始於元代，如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戊寅，「立海西遼東提刑按察使，按治女直水達達」，知此官之設，同治理女真人有關。「女直水達達路」之範圍應包括今松花江至黑龍江下遊流域這一廣袤地域。《元史》中多次出現的海西一詞，自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以後雖未再出現，而在《明太祖實錄》復又出現，明洪武十六年（1383）「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從「海西右丞」可知，海西作為元朝官衙名稱曾在北元時仍沿用。這也是明代最早出現「海西」一詞之記載，海西泛指地域的用法，亦被明朝沿用。當時海西的範圍，明太祖給阿魯灰的敕書中，指出了當時其所守的海西地域為，「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足見明初所確定的海西範圍之廣，幾乎涵蓋黑龍江、松花江流域。
明朝將本居於松花江之元朝降將納哈出，封為海西侯，乃以海西之名賜封予女真首領之爵位。洪武二十一年「命俺得迷失等往遼東海西等處，招撫夷民，各賜衣物」，但從永樂年間所設海西衛所範圍來看，明代之海西基本指松花江流域以及黑龍江中下遊地區，從《遼東志》中《海西西陸路》中的第一站肇州為今珠赫店，《海西東水陸城站》中的第二站阿術河為今阿勒楚喀等來看，廣義上的「海西」係指以今松花江、伊通河交匯點附近為中心，西至嫩江口、東到瑚爾喀江之間的地域。而朝鮮《龍飛御天歌》內，將松花江稱作「海西江」，雖非規範性名稱，但據此可佐證元代海西之大體位置。
明朝和朝鮮的史料中，將生活在海西地區的女真人，泛稱忽剌溫（扈倫）女真。而忽剌溫這一稱謂可上溯至金代的古代女真語。《金史》卷4《熙宗本紀》皇統九年（1149）十一月癸巳條記：「上獵於忽剌渾土溫。」泛指忽剌溫河（呼蘭河）一帶。但忽剌溫作為地名使用在明初極為混亂，初期招撫女真時，範圍甚至到達黑龍江流域之地，包括奴兒幹地方等地，中期以後才作為指代與海西範圍基本相同的地名出現，並沿用下來，且將海西的女真人也泛稱作忽剌溫女真。明代隨著女真人結盟抵抗蒙古以，及部分衛所南遷，海西女真各部的貢道和敕書，逐漸被遷至開原附近的衛所掌控，並最後形成了勢力較為強大的哈達、葉赫、烏拉、輝發之所謂扈倫四部，但是，扈倫四部僅為明末海西女真的一部分，並非指全部的海西女真。
基於洪武年間對海西的認知，明朝初年開始在女真地區設置衛所時，除將胡裡改部、斡朵裡及部分南部瓦爾喀人設置的建州衛、建州左衛（後自此衛析出建州右衛）、毛憐衛作為建州女真外，其餘所設女真衛所，均屬於海西女真的衛所。永樂元年（1403）十二月，忽刺溫等處女真頭人西陽阿、鎖失哈等至京師（今南京）朝貢，明朝於其地設置兀者衛，以西陽阿為指揮使，鎖失哈為指揮同知，吉裡納等六人為指揮僉事，餘為鎮撫等官。此乃明朝政府在海西地區設立的第一個衛。
自永樂二年，明朝在黑龍江下遊地區設立奴兒幹衛以後，陸續在黑龍江下遊及出海口附近設立伏裡其衛、乞勒尼衛、敷答河千戶所等，於黑龍江中、下遊及其與松花江合流附近，以及在烏蘇里江、綏芬河流域設立了喜申、兀喇、囊加兒、古魯、滿涇、塔亭、也孫倫、可木、督罕河、塔速兒、玄城、兀列、和卜羅、五屯河、哈兒分、兀剌忽、葛林、扎嶺、木吉裡、忽石門、札肥河、忽兒海（後改弗提）、吉灘、考郎兀、忽魯愛、札真、阿速江、亦蘇裡江、速平江、撒兒忽、木魯罕、朵兒必河、答罕山、牙魯等50餘個衛所。這些衛所前，即使奴兒幹都司所轄衛所前，在《明實錄》內多冠以「海西」，稱作「海西某某衛」，且這些衛所之女真人前，亦多冠以「忽剌溫」或「海西」，可見明朝是將這些地區的女真人均作為海西女真人來看待的。
受居住環境等影響，明前期有部分女真衛所南遷，其中以建州衛、建州左衛從三姓一帶最後遷至蘇子河流域，最為典型。海西女真分布於黑龍江中下遊及烏蘇里江流域的衛所如喜申、兀刺，囊加兒、督罕河、哈兒分、兀刺忽、葛林、忽石門、札肥河、速平江、撒兒忽、木魯罕、朵兒必河、答罕山、牙魯等，也出現南遷或聚居地變化等情況，但海西女真衛所居住總體變化不大。明中葉，瓦剌勢力進入東北及脫脫不花汗統治松花江中遊一帶海西女真時，該地區之「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明朝於該地區所設衛所消失殆盡，為居住該地區東北部的海西衛所南遷創造了條件。此後海西女真衛所南遷影響較大者為兀者衛、兀者左衛、兀者右衛、塔山衛、塔山前衛、塔魯木衛、肥河衛、嘔罕河衛等衛之女真人，這些衛所之人，到明末成為扈倫四部之主體。但蒙古東進，尚未到達建州女真地區，亦沒有到達松花江下遊及黑龍江中下遊一帶，這些地區的海西女真衛所受到衝擊較小，他們多數仍居住於原來的駐地，故並非明前期所設之海西女真衛所均南遷至松嫩平原，多數海西衛所仍居住於黑龍江、松花江流域。
嘉靖中葉，規定海西女真所有衛所官員，可以憑頒發海西的1000道敕書每年赴開原入貢後，掀起海西衛所間的敕書之爭。處於黑龍江、松花江下遊較偏遠的海西女真衛所，因每年入貢不便，故多依託靠近開原附近之衛所入貢，而作為入邊憑證的敕書，逐漸被這些處於開原近邊的衛所掌控，如塔魯木衛在祝孔革時，掌控海西衛所敕書700餘道，後與該衛實力相當的塔山前衛，在王忠掌衛事後，殺死塔魯木衛都督祝孔革，自己掌控了海西女真的全部敕書。儘管這些海西女真衛所敕書被實力較強的衛所掌控，但從明朝方面看，其所任命的海西衛所官員沒有變化，並且這些官員在承襲時，不斷要求升職，且從《明神宗實錄》等史料可知，至萬曆末年，海西衛所官員承襲而替換敕書之事宜，一直持續未變。
海西女真衛所的1000道敕書，明末有363道敕書歸於哈達部之猛骨孛羅（或寫作「蒙格布祿」）所有。萬曆二十七年，建州兼併哈達部，其363道敕書實際為努爾哈赤所有。萬曆三十八年，努爾哈赤為了利用這批敕書赴開原廣順關（南關）貿易取賞，將此363道敕書分作三份，分給三個穆昆（mukūn），並將分配情況記錄於太祖朝《滿文原檔》之第79至81冊之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該檔冊所錄海西女真衛所之363道敕書，雖為海西女真衛所敕書之一部分，但涉及海西280餘個衛所。其中有的衛所前冠以「海西」，筆者根據該檔冊所錄「海西某某衛」的信息統計，其中冠以「海西」的衛所達158個，地面1個，敕書之襲替時間為明後期，其中嘉靖年間53道、隆慶48道、萬曆70道。而這些衛所，許多為上述於黑龍江中下遊、松花江下遊的衛所。據此可以窺得，延至明末，明朝仍然將這些地區的衛所，作為海西女真衛所。襲替時更換這些地區衛所的敕書，亦均在海西女真之1000道敕書之列。
明朝按朝貢情況，分別規定海西女真衛所之1000道敕書、建州女真衛所之500道敕書的持有者，必須一年一貢，將此外之女真，因路途遙遠，不便每年前來朝貢的女真人，分列為「野人女真」，因而「野人女真」的範圍，無疑在上述海西、建州衛所之外，即黑龍江中下遊和松花江下遊之外更遠的區域，其中包括明末的所謂「北山女真部」。蔣秀松先生認為「從地域上看，野人女真主要分布於外興安嶺、錫霍特山脈，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岸，以及庫頁島等地，包括這些地區不同語系或不同語支的若干氏族、部落和部族。他們互相之間缺乏血緣和地緣的聯繫，更談不上是一個統一的民族」，此結論是可信的。明朝女真人的概念本身就是泛指東北之「夷人」，而「野人女真」更是泛指在海西1000道、建州500道敕書之外的女真人，即今天的部分滿族（被編入八旗滿洲之「新滿洲」後裔）及赫哲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以及俄羅斯的納乃人、烏爾奇人等，其祖先都在明朝所定「野人女真」之列。
三、「野人女真」不能等同於東海女真
迄今為止，學界一直以為，「野人女真」又稱為東海女真，或以東海女真替代「野人女真」，將兩者等同。「東海女真」之稱，初見於《三朝北盟會編》，記遼代女真分類，其中「有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其人勇鷙……部族雖同，居處綿遠，不相統屬，各長雄。其地則至契丹東北隅」。此東海當系今日本海，東海女真分布在位於契丹東北今錫霍特山脈以東，至日本海一帶，明代「野人女真」的一部分亦在此範圍。但檢索明代《實錄》《會典》，並無「東海女真」之稱，更不見將「野人女真」稱作東海女真之記載，可知明朝並沒有沿用遼朝「東海女真」之稱，來稱呼明代之女真人。目前所見，較早將部分「野人女真」稱為東海女真者乃《滿文原檔》，其中將呼爾哈（或寫作「庫爾喀」）、瓦爾喀、窩稽、卦爾察等部，冠之「東海」，多稱為「dergi mederi i gurun」即「東海之國」，或「dergi mederi tehe warka」（居於東海之瓦爾喀）、「dergi mederi tehe hūrka」（居於東海之虎爾哈）等，概於本族之人，不呼之為「野人」，而以區域稱呼所致。《滿文原檔》之「東海」稱法，後被清朝沿用，清朝稱位於松花江下遊及黑龍江中下遊地區的女真，為東海女真，主要有呼爾哈、瓦爾喀、窩稽三部。魏源在《聖武記》以為，「東海三部則皆野人衛，在寧古塔以東，瀕海島嶼，距明邊絕遠，羈縻而已」，直至清末到民國，都有人認為「東海三部，明人所謂野人衛是也」，這是不知明末三部內之部分衛所仍屬於海西女真衛所所致。將「野人女真」稱為東海女真，實乃清朝人的稱呼，而清朝人所謂的東海女真所指範圍，要比明代的「野人女真」狹窄，即清代的東海女真，並未涵蓋明朝的「野人女真」，兩者的範圍並不一樣。
明代劃分「野人女真」依據，是根據女真各衛所之朝貢情況，將海西、建州衛所之外，不能每年按期前來的女真人，作為「野人女真」的；而《滿文原檔》及清代所稱的東海女真人，是位於東海地區的幾個部族，主要為窩稽、瓦爾喀、呼爾哈等部族。從居住區域來看，上述部族所居區域，如窩稽等區域，乃為泛指，因而明末呼爾哈、瓦爾喀、窩稽部等所屬的松花江及黑龍江下遊區域內，設有許多海西女真衛所，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中的「海西呼爾哈衛」「海西哈兒分衛」「海西忽兒海衛」「海西忽魯愛衛」「海西吉灘衛」「海西木魯衛」「海西朵兒必衛」「海西扎嶺衛」等，均設置在東海窩集、瓦爾喀、呼爾哈人的居住區域，但這些衛所管轄之區域，無疑不屬於「野人女真」的區域，而是屬於海西女真。《聖武記》《雞林聞見錄》所記東海三部乃明人之「野人衛」，乃屬臆斷。因而，這種以衛所區分的「野人女真」，和以部族稱呼的東海女真，區別較大，不應將兩者混同。
努爾哈赤興起後，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對黑龍江中下遊的呼爾哈、瓦爾喀部、窩稽部進行招撫或徵伐，皇太極繼位後，仍延續對東海三部的招撫和徵伐策略。從實錄和檔案的相關記載可以窺知，呼爾哈、瓦爾喀、窩稽部地域較廣，各部內亦有區分，如瓦爾喀部，有長白瓦爾喀和東海瓦爾喀之別，其中長白瓦爾喀的中心為毛憐衛人，曾隨建州女真南遷，儘管其依附建州，最後融入建州女真之內，但明朝一直將該衛與建州三衛並列，朝貢一如建州，嘉靖中葉頒給建州女真的500敕書內，含有毛憐衛之敕書，因而這部分長白瓦爾喀人，不在明朝所劃分的「野人女真」之列。而所謂東海瓦爾喀，居住於瓦爾喀河入鴨綠江之南岸、沿圖們江、烏蘇里江直達黑龍江下遊沿岸，至烏扎拉地方以南；東海岸則自僧庫勒河以南，錫霍特山東西兩麓，及至英門河、額霍次克海岸等遼闊地帶，這部分瓦爾喀人，在明末一部分屬於海西衛所管轄，大部分屬於「野人女真」。窩稽（weji）女真語乃「森林」「密林」之意，女真族系之人將生活於密林中之部族，稱為窩稽部，故此稱謂乃屬泛稱，各個時期所指範圍不同。較早者系魏晉時期，將女真先民皆稱「勿吉」，當時泛指松嫩平原以北、以東的肅慎遺部。而清後期的窩稽部則範圍較小，指外興安嶺東部和黑龍江下遊的部分地帶。而明末窩稽部所屬有赫席赫路、額謨和索羅路、佛納赫託克索路、呼爾哈路、綏芬路、那木都魯路、寧古塔路、穆稜路、瑚葉路、尼瑪查路、烏爾固宸路、雅蘭路等，根據地域，均有「某某窩稽」之稱，如《大清一統志》所載，畢哷根窩稽，在寧古塔東北二千六百五十九裡。又北三百裡為格楞窩稽，即明朝所設葛林衛一帶，位於葛林河，在今俄羅斯格林河上遊，系最北之窩稽。總之，明末之窩稽分布在南至吉林敦化、西至吉林市東部、東及東北至今俄羅斯東北沿海、北達俄羅斯格林河的廣大區域內，既為泛指居住在密林中之女真，其中或將部分呼爾哈、瓦爾喀人，亦列入窩稽之內。故對窩稽所屬，亦應逐一區別，其中北部窩稽無疑屬於「野人女真」，但位於南部敦化、吉林市一帶的女真，明朝是將其列入海西女真系列的。故區分東海女真時，要注意三部內部之區分，而確定其是否屬於明代「野人女真」時，必須探究其是否屬於1000道海西女真敕書之外的衛所。庶幾近之。
四、結 論
綜上所論，明嘉靖中葉為了整頓女真衛所之朝貢亂象，規定了海西、建州女真每年入邊朝貢之額定人數，定準海西女真每年可憑1000道，建州女真可憑500道敕書，每道敕書限一人一馬，分別從開原、撫順入貢。將不在此列、居住遙遠、不能確保每年前來入貢之女真人，稱為「野人女真」，對其之入貢不限時日，可憑衛所之敕書隨意前來。因而研究明末之「野人女真」，必須從作為明末衛所朝貢憑證的敕書入手，方可考證明末「野人女真」之範圍等問題。但迄今對「野人女真」之研究成果，基本是從部族的視角，將清代的所謂東海三部，作為明末的「野人女真」，甚至認為東海女真即「野人女真」，將兩者混同。如此稱謂，與史實不符。今以滿文檔案所記明末海西女真衛所敕書史料，更正明末劃定「野人女真」及其與海西女真和清代的東海女真的關係等問題。謹舉一孔之愚見，冀方家反三於其他。
〔責任編輯 賈 益〕
原文發表於《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釋和參考文獻刪去。引用請務必以期刊發表版本為準。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下載pdf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