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達種族大屠殺（Rwandan Genocide）發生於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是胡圖族（約佔當時盧安達總人口的85%）對圖西族（佔15%），以及胡圖族溫和派進行的有組織的種族滅絕。短短兩個月時間，共有50萬至100萬人死於這場屠殺——這也就意味著，平均每10秒就有一個人死於槍枝、砍刀，或者削尖的木棒之下。這種屠殺速度比納粹用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速度還要快好幾倍。然而，面對如此非人的「種族主義」殺戮，聯合國，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西方大國在當時袖手旁觀，更有甚者火上澆油。
被《衛報》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部非虛構圖書」之一的《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盧安達大屠殺紀事》（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一書，將1994年盧安達發生的那場巨大的悲劇帶到大眾面前。作者菲利普·古雷維奇（題圖照片）自1994年開始跟蹤報導盧安達的種族滅絕。他曾先後6次前往盧安達及其鄰國，並以第一手的記錄，揭露災難背後的扭曲神話、政治操控，以及國際社會的無所作為。近日，這本書的中文版正式與讀者見面了。
為了更好地使大家了解整個事件的背景和經過，我們節選翻譯了《向您告知》一書的作者菲利普·古雷維奇參與的一檔相關的電視臺訪談節目。在訪談中，古雷維奇談及大屠殺發生前盧安達存在已久的種族衝突，以及最終導致大屠殺發生的導火索。他也梳理了大屠殺發生時西方世界的態度，以及大屠殺結束後，留給盧安達的混亂局面及其引發的難民問題。30年後，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歷史慘劇，似乎能夠回答「它為何發生」。然而，類似非人（inhumane）的集體行為，是否真能「永遠不再發生」（never again）？
菲利普·古雷維奇訪談
1、問：關於1994年盧安達的種族大屠殺，我們最需要了解的是什麼？
答：在盧安達，1994年春季和初夏的100天裡，有80萬人被殺，這是自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以來，最無疑義的一次由國家支持開展的種族大屠殺，他們企圖滅絕特定的族群，消滅一個民族。
盧安達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明確地、有計劃地在盡力消滅圖西族這個少數民族群體中的每一個人，只因為那些人的民族，他們是圖西族。他們的邏輯就是要殺光所有人。不允許放過任何一個人。不允許有漏網之魚。這種邏輯，這種被盧安達人稱為種族滅絕的邏輯和另一種意識形態很像，也就是納粹主義對待歐洲猶太人的意識形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淨化人民，就必須把猶太人清除乾淨。種族大屠殺中的這種烏託邦式的因素令人費解。但它是在努力創建一個最嚴格意義上的「我們V.S.他們」的社群，這就需要徹底幹掉「他們」，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有人都成了共犯。他們當時的計劃是讓所有的胡圖族都參與到對圖西族的屠殺中。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過政治謀殺、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的例子，但從「二戰」結束以來，從聯合國在納粹大屠殺後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以來，就沒有哪個國家或社會因為一場純粹的、明確的種族滅絕而陷入如此深重而徹底的震蕩中。
2、問：圖西族和胡圖族是怎樣的民族？能請你總結下這次種族大屠殺發生的背景（內戰爆發、籤訂停火協議、派駐聯合國維和部隊）嗎？
答：盧安達的人口基本是由兩大種族構成的，絕大多數（約85%）是胡圖族（Hutu），圖西族（Tutsi）是少數（約15%）。同時還有極少數的俾格米人（Pygmy）。直到19世紀末，也就是歐洲開始殖民時，少數民族圖西族代表的是貴族上層階級，而胡圖族代表的是農民群眾。歐洲殖民者帶去了一種「種族科學」（race science）的觀念，因為這種觀念，他們維持著盧安達人口的傳統結構，而且更進一步，使之極端化，形成了一個近乎種族隔離的體系。他們給盧安達人下發民族身份證，圖西族享有一切特權，而胡圖族則備受壓迫。
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各國都鼓吹要走向獨立，具體到盧安達的話，他們以多數裁定原則為名，發起了一場胡圖族的獨立革命，然後推翻了之前的體系。革命後，盧安達仍然是一個種族隔離、兩極分化的國家，區別只在於掌權的變成了胡圖族這個多數民族。胡圖族的獨裁政權就在整個60、70、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獨攬大權。這段時期，胡圖族通過系統性的針對圖西族的政治暴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
60年代末以來，受暴力影響，大量難民外逃，盧安達有數十萬圖西族流亡國外，流落到盧安達周邊的各個鄰國，但這些難民沒有加入鄰國的國籍，他們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歸故國家園。但盧安達政府拒絕讓他們回國。
1990年，一支反叛軍（「盧安達愛國陣線」，RPF）橫空出世，讓盧安達政府措手不及。他們從盧安達北部的烏幹達發起攻勢。內戰爆發，1990年到1993年盧安達斷斷續續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內戰的戰場，基本上都在國界線附近，它波及到盧安達大部分的邊界地帶，但並沒有席捲整個國家。
1993年時，交戰雙方達成了一項停火協議——共享民族權力、政治權力，創立一個多黨制國家，對軍隊進行整合，安排接收難民。為了讓敵對雙方切實履行自己的承諾，關鍵點就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進駐。進駐的時間定在1993年的秋季……這一決定得到了雙方的認可，維和部隊將被部署到盧安達，主持推進和平進程，並將權力移交給這個新的共治政府。對時任盧安達總統的胡圖族人哈比亞利馬納（Habyarimana）及其身邊的胡圖族極端分子而言，比起戰爭，和平才是真正的威脅，因為這就等同於失敗。這意味著他們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勝利。他們突然面臨著要與他人共享權力的威脅，這恰恰是其最無法容忍之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聯合國維和部隊抵達盧安達，試圖主持和平進程，而總統這一派卻無意讓其達成目標。
3、問：你覺得內戰和種族滅絕有什麼區別？
答：在一場內戰中，基本上會有兩支作戰部隊。有時是兩支部隊在互相戰鬥，有時平民會以民兵的身份參與戰鬥。但種族滅絕是不存在什麼政治目的的……他們想要的只是消除某支血脈。這意味著凡是帶有這一血統的人都必須被消滅掉。所以，哪怕你還只是個嬰兒，也無濟於事。在內戰中，嬰兒通常不會被當作是真正的「敵人」，但在種族滅絕中，嬰兒是「敵人」，因為今後60年裡，難保哪個嬰兒就順利長大成人了。奄奄一息的老祖母也需要被消滅。至於孕婦，參與種族滅絕的盧安達人會說：「你們一定要多留意，要將她們開膛破肚，確保子宮裡的胎兒也都沒命了。」種族滅絕就是這麼回事。
4、問：能再詳細談談它們的區別嗎？
答：正如不少報導所說，1994年4月初，「盧安達的內戰硝煙再起」。但內戰涉及兩支或更多的部隊相互作戰——一支反叛軍以及一支政府軍。也就是說，對戰雙方都是軍人。目的是戰勝對方。因為是戰爭、是內戰，所以時常會殃及平民。
但種族滅絕卻截然不同。你經常會無視敵軍部隊而去追殺你決定稱之為敵人的那些人。所以你決定稱圖西族為敵人。這意味著，你不是要去前線殺敵，而是要闖進一個圖西族的家裡去把他的稚子老母統統滅口，因為你的理念是要斷了他們這支血脈。
更進一步地說，當我們談論內戰時，我們會談到該國的內政，談到外交政策制定者對此有何看法。當我們談論內戰時，外交政策制定者會說：「那是別國內政，我們不會介入別國的內戰。」但對於種族滅絕，我們卻一向承諾要進行幹預。所以，如果認為這是一場內戰，那你往往就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正在發生的是一種系統性地、試圖消除某支血脈的行為，忽視這是一種種族滅絕的行為，是一種讓所有人都協調一致、組織有序地參與其中的行為。
一個圖西兒童沾滿血的腳印
這個孩子想要通過攀爬出牆來逃脫大屠殺
5、問：就盧安達的情況而言，它的內戰、停火協議失敗了嗎？
答：毫無疑問，哈比亞利馬納總統的飛機被擊落、盧安達開始種族大屠殺後，內戰也再次爆發。這是盧安達代理政府——這個發動種族大屠殺的政府與盧安達人民之間的對戰。「盧安達愛國陣線」立刻重返戰場，再次開火。很顯然，這種情況是預料之中的。
所以，毫無疑問，二者是同時發生的。盧安達在進行內戰的同時也發生了種族大屠殺——我得說，這情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樣。人們同時經歷了「二戰」和猶太人大屠殺，二者是獨立的。正如我們所知，兩者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二戰」期間本來用來給東線戰場運輸補給的火車卻被用於將猶太人運往讓他們喪命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原本可能是計劃與「盧安達愛國陣線」作戰、奪取內戰勝利的部隊，卻被派往盧安達監督對圖西族的種族滅絕。
6、問：總統的飛機出了什麼問題，又引發了什麼後果？
答：在所謂的和平執行（peace implementation）期間，在極端分子持續施加的巨大壓力下，哈比亞利馬納總統並未執行和平進程。他故意拖延。他抵制決議。他想盡一切辦法避免執行。1994年4月初，他應邀出席地區會議。「好啦，你得響應這個計劃，執行和平協議。」1994年4月6日，結束會議後他乘飛機回國，目的地是首都基加利（Kigali），在他的飛機降落到機場的過程中，被一枚（或兩枚）地對空飛彈擊中，機身起火，最後（宛如神話般地）墜毀在自己的宮殿後院裡。
胡圖力量極端分子的電臺立即開始指責叛軍（「盧安達愛國陣線」）。自此，人們一直在猜測到底是誰做的，是怎麼做到的。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間接證據指向了總統隨行人員中的極端分子。這些人經常「提醒」他，如果他不遵守他們的規矩，而是遵守和平協議的話，他就得去見上帝了。他們在半小時內發動了一場政變。從本質上講，政府現在赤裸裸地表示，自己成了一個由胡圖族極端分子組成的政府。這成了一場軍事政變，建立了一個新的傀儡政府。當晚（4月6日晚），他們按原計劃開始連夜實施屠殺，最先處死的不是被挑中的種族——圖西族，而是政治上的反對派。他們真正在意的是那些最可能引起政治爭端的人。總統衛隊的成員被招集起來，並被下令去暗殺名單上列出的需要除掉的人。大屠殺開始了。我們所能看到的、他們宣傳的內容基本上是——「他們，那些圖西族，叛軍，殺了我們的總統」。所以他似乎成了個犧牲品。他們的論調是「我們敬愛的總統被他們殺害了」，而事實上，一切證據都表明，要麼就是他們自己殺了總統，要麼他們乾脆就是在利用他的死來發動屠殺。
7、問：伊克巴爾·裡扎（Iqbal Riza，聯合國官員）曾說：「當然，在最初的幾天裡，無論是當地人還是我們都不知道這是一場有計劃的種族大屠殺。我們只知道戰火重燃了。我們都視之為停火協議失效。」對此你作何回應？聯合國都掌握了什麼情報？
答：很明顯，在哈比亞利馬納總統遇刺時，聯合國總部流傳著大量信息，大意是他的隨從，他周圍的人，急於對圖西族展開屠殺。90年代的十年裡，一直有屠殺——人們可以稱之為「常規意義上的屠殺」——發生。屠殺還在繼續。1994年開始的幾個月裡，發生了好幾起政治暗殺事件，製造了諸多麻煩。人們不得不把這次屠殺排除在外；人們不得不任性地忽視許多信息，以便說服自己，無論是總統的飛機被擊落，還是基加利又陷入暴力之中，這些暴力事件都只是說明之前的內戰重燃戰火，而不是政治屠殺的新秩序。不說別的，從第一天晚上持續到第二天清晨的肅清行動（當然，這期間比利時士兵也遇害了）是前所未有的徹底和極端的。他們殺的並不是敵軍。
所以，那些執行聯合國聯盧援助任務的人現在辯解說他們沒有意識到當時發生了什麼，這對我而言是不太尋常的。他們當然希望這只是違反了停火協議，而不會想清楚地認識到這實際上完全應驗了所有關於種族滅絕的預言。我認為，正是這種希望忽視事實的想法佔了上風。
大屠殺紀念中心內的受害者照片
8、問：種族大屠殺是怎麼結束的？
答：盧安達人、作為反叛軍的「盧安達愛國陣線」制止了種族滅絕。世界各國讓盧安達獨自面對種族滅絕。一些盧安達人奉命行事，其他盧安達人則奮力阻止。當「盧安達愛國陣線」最終橫掃盧安達，控制了基加利，並在7月中旬建立起一個新政府時，發動種族滅絕的政權（其軍隊和民兵）帶走了他們的大部分追隨者，帶領他們越過邊境流亡海外。早在4月下旬，25萬人就越過邊境進入了坦尚尼亞。7月，據說有150萬人越過邊境進入薩伊（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是現代史上最迅速的大規模人口外遷。你可以看到聯合國搭建了大量難民營來安置這些剛跨過盧安達國境的人。
但在聯合國庇護之下的，實際上是發動種族滅絕的政權殘餘的軍事和政治勢力，它完好無損，流亡海外，帶走了自己的軍隊，並繼續影響盧安達的政治生活。
隨大屠殺而起的難民營
9、問：這一切最終意味著什麼？
答：「二戰」結束後不久，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一位偉大的作家）寫了一本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書，裡面寫道，在集中營的時候，被關押的人經常會說，「我們至少可以肯定，這種事不會再發生在我們身上了」。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他又寫了一篇文章，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這種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再度發生」。我認為盧安達證明了他說的很對。請對比看下這兩句引文，它們都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句話是在提醒我們，大屠殺之後我們希望永遠不要再面對這樣的暴行和罪行了；事實上，到了20世紀末，我們卻被帶到了一個似乎越來越熟悉、極有可能發生大屠殺的境地，而且我們要採取行動來制止它的承諾似乎也被棄之不顧。我認為這確實讓我們陷入一種非常不確定的狀態。這也讓人懷疑，我們是否真心希望培養一種真正具有約束力的人道主義精神。
10、問：從《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承諾到針對盧安達制定的實用主義政策，我們應該吸取什麼教訓，或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嗎？
答：1998年12月，我們舉行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通過50周年的紀念活動。紀念性的活動很多，而周年紀念活動基本上都會談到：它現在情況如何？在我看來，這並不是在辦一個50周年的生日慶典，這更像是一則訃告、一次守靈活動，因為盧安達留給我們的教訓是——《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中至少提到過，它似乎承諾過，世界各國都會把人道主義精神置於一切之上；當出現明確的種族滅絕案件時，它至少是支持制止這種行為的——已經證明，它被……從文件裡刪除了。它被從記錄裡刪除了。它被從國際準則中刪除了。它留給我們的，只有「永遠不再發生」（never again）這個想法。這也許是一個真實的願望，但卻是一個不實的承諾。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Stories from Rwanda
（點擊書封即可購買）
[美]菲利普·古雷維奇 （Philip Gourevitch）著本書榮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喬治·波爾卡新聞獎/《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筆會/瑪莎·阿爾布蘭德獎第一非虛構獎、紐約公共圖書館海倫·伯恩斯坦獎、美國海外新聞俱樂部圖書獎、《衛報》首作獎
1994年，盧安達境內人口佔多數的胡圖族對作為少數民族的圖西族展開全面屠殺，100天裡至少有80萬人遇害——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盧安達大屠殺的累積死亡率幾乎是死於大屠殺中猶太人的三倍，這也是自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以來死亡率最高的大規模屠殺。
菲利普·古雷維奇（Philip Gourevitch）
美國作家、記者，長期擔任《紐約客》（The New Yorker）特約撰稿人，也是《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的前編輯。古雷維奇於1986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1992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小說寫作項目的藝術碩士學位。另著有《阿布格萊布的民謠》（The Ballad of Abu Ghraib）、《一個鐵證懸案》（A Cold Case）等。
李磊 人文社科類譯者，譯有《對民主之恨》等。
年輕的菲利普·古雷維奇從非洲的屠殺現場帶來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標誌著他已躋身少數幾位偉大記者之列，他們都冒著生命危險將黑暗的真相帶給了這個對非洲一知半解的世界。他既有學者的頭腦，又有優秀小說家的觀察力，他的寫作似由天使執筆。本書使他能夠與麥可·赫爾、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和託拜厄斯·沃爾夫比肩。
——羅伯特·斯通（美國小說家、記者）
海外報導類作品的一座裡程碑，自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以來幾乎無人能與之匹敵的邪惡編年史，古雷維奇扣人心弦的敘述值得人們閱讀。
——喬納森·蘭德爾，《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讀完這本讓人難忘的書後，就再也不可能對社會、對人類、對自己還抱持著跟過去一樣的感覺了。
——羅納德·斯蒂爾（美國作家）
古雷維奇的書已躋身作為道德見證的新聞報導的最佳範例之列。
——蘭斯·莫羅，《時代》
作者極具推進感的敘事呈現出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大多數人絕望放棄，在遇害之前已如行屍走肉；少數人四處逃逸，和死亡博弈；也有人挺身而出，保持為「人」的底限，與不義抗爭。倖存者、國際組織成員、盧安達高級政要……作者對各方當事人分別進行採訪，力圖還原事件全貌。
★ 催生了一系列從不同角度記述盧安達大屠殺的文藝作品。
如2005年轟動一時的好萊塢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2004年出版的傳記《跟魔鬼握手：人道主義在盧安達的失敗》（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以及2006年出版的倖存者的回憶錄《寬恕，我唯一能做的——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告白》（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
新書也參加我們京東店的開業活動哦
（點擊「閱讀原文」即可進入三輝圖書京東專營店）
訪談來源：美國公共電視臺前線頻道（PBS FRONTLINE）特別節目「The Triumph Of Evil」https://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evil/interviews/gourevitch.html訪談翻譯：李姍
按語寫作 & 編輯：草尉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