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那會兒，歐洲文壇上有一位名叫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作家，在當時是個頗具爭議的角色。這老姐是位女權運動者，主張「女人是處境而非先天造成的」，覺得人不能決定自己生而是男是女，但也不能因為生成女的就被剝奪為自己人生做打算的權利啊！對於這種思考，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有體現，然而當其代表作之一《第二性》於1949年推出時，歐洲的鍵盤俠們罵得那叫一個慘，甚至連「女納粹」、「女同性戀」這樣的大帽子都扣頭上了。
筆者倒覺得波伏娃要求不算高，她出生於富裕家庭中，家境殷實吃喝無憂，父母又樂於包辦一切。但這老姐不想當被寵壞的孩子，想要自己把握人生。僅此而已，有人就如此噴她：你咋就這麼矯情呢？問題在於，彼時歐洲女權運動發展已日趨成熟，隨著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漸被認可，女權運動的發展也有了相對肥沃的土壤。即便如此，波伏娃仍被她所處的時代排擠。事實上，在男性佔據社會絕對的領導地位的歷史時代，女權運動曾十分坎坷猙獰，諸如「蓋達組織」、「刺客聯盟」的戲碼隔幾天都要上演一回，咱今天就來談談這段往事。
1791年9月，乘著法國大革命的春風，女權運動先驅奧蘭普·德·古熱（Olympe de Gouges）發表了《女權與公民宣言》。這篇宣言是以歷史上著名的《人權宣言》為藍本提出的，也不知奧蘭普同志是不是在碼字時偷懶了，內容總體大差不差，她基本就是改了一些字眼，例如將原文中的「男人」全部替換為「女人」，把「公民」特別修改為「女公民」。奧蘭普提出，既然女性也承擔了社會中一些最苦最累的活，那憑啥女性就不能跟男人一起分享諸如政治這些更加核心的東西呢？
這種要求乍一聽並不過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奧蘭普在《女權與公民宣言》中明確提到了一句：「對於婦女行使自然權利的唯一限制，就是男人的永遠專制。」或許這話道理是對的，但把兩性擺在對立面，這種事只要開個頭就停不下來了。結果好端端的「女性宣言」變成了帶有一定引戰意味的「萬惡之源」，不久之後，法國各大中小城市街頭巷尾都出現了一些專為女性開設的酒吧，男人不準進入，而女人們則在裡面喝酒吐槽，牢騷越發越大，女士們直接將抱怨演繹成了對男權的仇視，於是，她們決心搞一些大新聞。
對於法國的女權運動，筆者倒是特意翻閱了不少文獻，總結而言法國女人們過去搞女權的一大法寶就是一個字——燒。或許是性格比較浪漫平和，在女權運動熱潮最高漲的時期，雖然她們也三天兩頭就跑大街上遊行示威，到處張貼海報，但極少衝著製造流血衝突去。不過，法國婦女們卻每次都要攜帶一些政治色彩較重的書籍紙張，在人群密集處放火焚燒。其中最出格的莫過於跑到政府建築門前燒拿破崙時期制定的《民法典》，有時玩上頭了連國旗都要遭殃——在她們看來，這些東西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它們是男權社會的集中體現。
在廣大法國婦女群眾中滋長出的「仇男情緒」，蔓延到英國時就變味了。英國男人講究一個「紳士」，相比之下那會的女人卻暴躁得多。英國女權運動發展史上，狠人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女權運動大佬艾米琳·潘科赫斯特。此君於1913年時蒞臨美國視察女權運動建設工作，同時做了一場名為《自由或死亡》的演講。其中，艾米琳自比「士兵」，諸如「戰鬥」、「攻擊」等詞頻頻出現。注意，這些詞可真不是僅僅用來鼓舞士氣的，縱觀艾米琳大佬一生，咱把她老人家歸為賓·拉登同行都不過分。
艾米琳建立了一個結構嚴密的女權主義組織「女權同盟」，網羅了大批追隨者，甚至連她的倆親閨女都是其中的狂熱分子。根據資料，艾米琳曾策划過許多十分出格的事兒，其中有一次，當英國某位高官（應該是當時的首相）在會場做演講時，艾米琳就率領著一批嘍囉衝破保安的封鎖，跑到大廳中放肆地尖叫。她本人則指著在座的各位質問：為啥不讓女人來代替這些男人？由於這號人的存在，每當有重要活動舉辦時，人們都要格外注意會場的安保工作。當艾米琳發現自己無法得逞時便會執行「備用計劃」——帶人在會場外邊縱火，強行打斷活動；或是各種打砸，弄出很大動靜。總而言之，只要讓「男人的聚會」舉行不下去，她的目的就實現了。
要命的是，「恐怖大佬」艾米琳因此成了當時女權界的神話，一時間冒出了不少效仿她的人，給當時的社會秩序和治安都帶來了巨大挑戰。甚至有比艾米琳更極端的群體，她們計劃對「大人物」們下狠手，策劃搞一些刺殺甚至是顛覆運動。當然了，這些事兒絕大多數也只不過是想想而已，真正落實的幾乎沒有。
雖說世界女權運動首先是在法、英兩個國家展開的，但這倆卻都是反面教材。相比之下，美國的女權運動就好得多。當女權主義在美國興起時，黑人運動也正如日中天。機智的美國婦女們有樣學樣，將女權運動巧妙地同《獨立宣言》等綱領直接捆綁在一起，高喊「人生而平等」等神聖不可侵犯的口號，一下子變成了美國的政治正確；再加上黑人運動吸引了大部分火力，因此，美國女權運動的進展相對來說更加順利。
事實上，在很長時段時間裡，許多歐洲人根本沒有了解所謂「平權」的真正含義。眾所周知，歐洲人強調「紳士精神」，禮讓婦女；但換個角度來看，善待婦女卻反而是男權的具體表現之一，即強調女權依附於男權，男性包容女性。於是從19世紀開始，歐洲女士們為各種權利而奔走叫喊時，男性一次又一次地選擇退讓，但實際上，男人們心裡大概只是這麼想的：女人嘛，社會的弱勢群體，讓讓她們也是應該的。直至一戰結束後，有社會學家在研究平權問題時直接指出：直至今日，女人們也不屑於去擔任建築工、下水道工等工作，更不會替男人去上戰場，所以男人們也不會讓她們走上政治場（大意如此）。
所以說，歐洲男女權關係就像船與水，水漲船高，從未達到真正的對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17年，當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成立，在蘇俄建立的第一天，列寧就向國民宣布：新政權將會尊重每一位俄國女性，充分保障她們的權利，其中就包括政治權利。蘇聯老大哥人狠話不多，直接設置了大量專為女性準備的公職，甚至在國家核心權力機構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在當時，英法美這些自詡「自由開明」的老牌資本主義強國乾脆都無法接受這點，甚至抨擊其荒謬。
總體而言，世界女權運動從興起到今天，整個過程漫長而複雜，這篇文章恐怕講得連個皮毛都不算。然而我們不得不正視的是，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所謂的「女權」本質就是一種「仇男情緒」，這絕對是不正常的。也正如一些社會學家所闡述的那樣：真正健康的女權運動，是讓女性力所能及地與男人們一起分擔社會的壓力，這是平權運動健康發展的唯一途徑；而只強調同男性分享權利，對對方承擔的義務隻字不提，這是虛假的女權。筆者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男性和女性在其中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承擔著相應的壓力，重要的是做到相互認可和尊重；倘若過分強調性別和權利，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顯然都是矯枉過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