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中庇護上萬婦孺 無法救贖自己的「希望女神」魏特琳
作者：周冉 摘自《文史參考》
南京大屠殺結束後，由於長期勞累和過度的精神壓力，魏特琳患了嚴重的憂鬱症。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這位一向堅強倔強的女性卻選擇了打開廚房的煤氣，結束自己的生命。1886年，明妮·魏特琳( Minnie·V·autrin)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西科爾小鎮，魏特琳很小就給鐵匠父親打下手。因為貧窮，12歲時，魏特琳被送到鄰居家生活，冬天最冷的幾個月都在放牛。為了掙學費，她的學生時代打過各種零工，最主要是上門推銷百科全書。兩年制的伊利諾州立大學，魏特琳半工半讀4年才順利畢業。
1912年，畢業成績優異的魏特琳加入了海外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被派往中國。她花了兩年時間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並根據她的姓Vautrin的諧音給自己起名華群，很多中國人習慣稱她為華小姐。
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女子無才便是德，那時很多中國女人都不識字，魏特琳對這些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她先是排除萬難在合肥建立女校，又在金陵女子大學（1930年以後改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增設教育行政管理課程，培養女中的教師和行政管理人才。她通過募捐在金大附近買地蓋教室，專門招收附近的貧困孩子，鼓勵金大的女學生擔任教師，在中國首開學生教學實習制度。魏特琳認為，這些都是推廣中國女子教育的基礎。對這個陌生國度的女人們，魏特琳有一種天生的責任感。
金陵女子學院教職員合影左四為魏特琳
1937年11月下旬，攻佔上海的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包抄，戰爭陰影瞬間即至。一些在南京的外國教授和杭立武商議，一旦日軍攻入城池，他們計劃仿效上海，在南京建立難民安全區。
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長的魏特琳，主動提出了一個方案：將金陵女院作為難民安全中心。她致信美國駐華大使館說：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從地理位置和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說，作為安全中心再合適不過了。如果這裡被用作人道目的，那些出資捐助的教會組織也一定會很樂意，我們準備立即騰出樓下的房屋，準備好大房間，以備萬一。魏特琳沒有想到，她的這個建議在隨後的日子裡，會成為壓在自己肩上難以想像的重負。
11月17日，宋美齡派人把自己的鋼琴搬來贈送給金女院，因為這位領袖夫人很快也將離開南京，魏特琳勸說打算留在南京的吳貽芳校長趕緊撤離。12月1日，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僅剩下魏特琳和十幾名中國員工。當天晚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安全區正式成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名列其中。
也是在這一天，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並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文件證書上籤上了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請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國使館，指出各國使館這樣撤出是很不明智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只是一些外國人自發成立的「民間組織」，並不是現代國際政治學意義上的「國際組織」，它對主權國家並不具約束力。魏特琳知道，作為中立國公民，她留在淪陷後的南京也並不是絕對安全。此前，南京已經遭遇了長達4個月的瘋狂大轟炸，魏特琳曾在日記中描述被轟炸後的南京：儘管屋頂漆了一個很大的紅十字標誌，但仍有16枚炸彈被故意地投在中央醫院和衛生署所在的院落裡……網球場東面禮堂的西牆倒塌，所有的窗戶都破碎了。魏特琳寫道：「我認為我不能離開……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幾乎是同時，大屠殺開始，整個城市火光漫天。日軍進城時，中國軍隊已經撤退，但日軍還是展開所謂「大搜查」。許多日兵進入民宅搜查，見到女人或是就地強姦，或是拉回部隊配給士兵輪姦。
任何一名日本兵都可以肆意強姦中國女性而不受到任何懲罰。上至七十多歲的老嫗，下到十來歲的小女孩無一倖免，大多數被害女性都是完事後當場被殺死。就像魏特琳在日記中寫的那樣：「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裡找到！」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兒童的難民所，南京淪陷後，有大批女難民湧入這裡。「（12月17日）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這裡也是日軍發洩獸性的重要目標，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裡，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強姦婦女，搶劫錢財。他們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翻越圍牆進校園，還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進來的，在無燈光的大樓裡，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個就對哪個強姦。
對於學院中樹立的中立區標誌，和日本大使館官員寫的不許日本兵進入的手令，日本兵根本不當回事，只有這位金髮碧眼的女士出現並大聲叱喝，他們才會收斂。大多數情況下，日本兵看到她出現，拔腿便跑，但有時也用武器威脅她，甚至動手打她。當時被魏特琳藏在這裡的中國守軍營長郭歧，在他的《陷都血淚錄》中寫道：「日本獸兵如果來了，要進去的話，她(魏特琳)即不顧一切地抵抗不準進去，說理不成，有時動武，同獸兵搏鬥。聽說一次被日本獸兵打了幾個耳光，人人為她擔心，然而她始終如一地奮鬥到底。」
魏特琳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裡奪回中國婦女，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每天晚上和衣而睡，隨時應付突發情況。
對於暴行，魏特琳沒有表現出一絲畏懼，但最讓她心痛的，卻是這些中國女人遭遇。「昨夜，有30個女孩在語言學校被抓走，今天聽說幾十個女孩子從她們家中被抓走的慘事，其中一個只有12歲。」「今天晚上有輛卡車經過金陵女院，上面有8到10個女孩喊著『救命』、『救命』……」她事後在日記中記道，「假如日本婦女們知道她們的士兵——她們的丈夫和兒子所加諸中國人的野蠻和殘酷，我不知道她們該作如何的想法。」
此前，魏特琳為建立國際安全區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她們估計將有2700多名難民到這裡避難，但由於日軍瘋狂地強姦、屠殺，驚恐萬分的女人和孩子們紛紛湧入，最多時超過1萬人，她們大多一無所有，魏特琳要向這些難民提供吃住，還要承擔大量的管理工作，壓力頓時增大，已經遠遠超過了她的預期，而最關鍵的是，她不知道這種壓力還要持續多久。
「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在那些孤立無援、極度恐懼的中國人眼裡，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魏特琳每天都看到大批的中國男人含淚把她們的妻子、女兒甚至母親送入這裡，自己站在門口久久不願離開，那種看著親人遭受暴行的鑽心疼痛，誰都不願經歷，但此一別，也可能是永訣。
1938年1月28日，日軍宣布關閉所有的安全區，所有難民必須在2月4日前回到家裡。很多女性回到家裡又遭到強姦、搶劫，甚至被殺死。每天都有悲劇在上演。「今天又有這樣的事發生，一個39歲的婦女被5個日本兵強姦，一個57歲的婦女被兩個日本兵調戲。」女人們向魏特琳哭訴，卻還保留著最後的一點尊嚴，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婦女們是不願意輕易地告訴我這些事的，因為她們覺得這是最恥辱的事，怎能叫年輕的女孩回家。今天每逢我穿過校園，又有一群又一群的人聚在一塊，求我設法讓她們留下來，我的心真為她們痛苦。」
魏特琳決定不顧日軍的命令，儘自己所能讓她們留下，並收留屬於別的難民營、回過家但無法待下去的女性。她用職業訓練班的形式，變相收留難民，並為她們創造自謀生計的條件。直到1938年5月31日，最後的6個難民營關閉後，金女院仍收容著800多名婦女，她們不是無依無靠，就是家住在經常遭受日軍騷擾的地方。
魏特琳不僅保護女性，還幫助她們尋找失蹤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後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設法尋找。魏特琳一直想方設法改善難民的生存環境，她請來外國醫生為難民看病、打預防針，為兒童弄來奶粉和魚肝油，為女難民開辦學校，補習文化知識……難民們叫她「活菩薩」、「觀音菩薩」。
作為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國人，她對這個國家的感情甚至超過了某些中國人。她曾在日記中厭惡地寫道：「可悲的是有的中國人常常帶領日本兵到有點錢的商人家裡去，在日本兵的槍或刺刀的威脅下，他們不得不將錢交出來。」一次，她看見一個中國小男孩戴著太陽旗的臂章來給姐姐送飯，便上前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你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時期，魏特琳寫下的大量日記，不僅真實記述了日軍的種種暴行和個人遭受的巨大情感創傷，更成為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珍貴史料。
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的孩子
1938 年7月30日，國民政府為了感謝她，秘密地授予她當時贈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採玉勳章」，通過特別途徑把勳章送到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轉交魏特琳。
南京大屠殺結束後，由於長期勞累和過度的精神壓力，魏特琳患了嚴重的憂鬱症。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勸說下，魏特琳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回國治病。日軍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她病情不僅沒有好轉，還眼看著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懸崖邊緣。「我正努力恢復」，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寫信告訴她的朋友說，「不管我多麼努力不再去想別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潰。」
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這位一向堅強倔強的女性卻選擇了打開廚房的煤氣，結束自己的生命。
魏特琳死後，朋友們在她的枕邊發現的唯一遺物，是一張沾滿淚水的金女院避難孤兒的照片。她在生命的最後幾天裡曾對友人說，假如她還能再生一次，她還要為中國人民服務，中國是她的「家」。
金陵女子大學一直是她生命的重要部分，魏特琳在這裡付出的精力遠大於對他的家庭和親人。為了留在這裡，她與已訂婚的未婚夫分手，無法陪伴父親身邊，弟弟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以至於魏特琳住醫院治療期間需要家屬籤字時，弟弟也不聞不問。弟弟無法理解魏特琳為何把一生都獻給一個如此遙遠和陌生的國度。
魏特琳被安葬在密西根州雪柏鎮郊的公墓，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特意製作了一塊4尺見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著一幅象徵金女院的中國古典式房屋圖案，房屋頂部用中文隸書寫「金陵永生」。遺憾的是，在那座小鎮，包括魏特琳的親人在內，一直無人理解這四個屬於那個東方古國的文字。
離世的魏特琳也許不能接受，一年之後，她傾注了畢生心血的金陵女院被日本人佔領破壞的事實：作為軍營、馬廄和指揮部使用，破壞非常嚴重。
就像那座對中國人來說含義深刻的墓碑，沒有出現在南京一樣，因為戰亂和政權更替，魏特琳死後，她的所作所為也不為後世的中國人所知。直到那本厚厚的《魏特琳日記》被發現……
《魏特琳日記》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
1937年12月24日，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這一晚，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再過一天就是聖誕節了。我被叫到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後，我們允許他們挑選……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於找到了21人。」
這幾行文字，在2005年被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看到，以此為靈感，寫下了中篇小說《金陵十三釵》。2011年的冬天，導演張藝謀的同名電影上線。
本文作者周冉，摘自《文史參考》視頻來源：騰訊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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