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都文化在東亞文化圈的流播
微信公眾號｜ 有福之州
作者｜薛菁
閩都文化自漢唐以來隨著移民的足跡傳播到了東亞諸國，雄辯地說明中華文化在東亞文化圈的巨大輻射力和核心影響力。
相關概念的界定
1、東亞
「東亞」這個概念，大致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地理層面、歷史層面、文化層面，這三個層面各有其獨立性又有相互的關聯性。
從自然地理概念看，「東亞」主要指中國、朝鮮半島（韓國人稱韓半島）和日本列島，此亦為狹義的「東亞」概念；從經濟地理概念來看，「東亞」的範圍擴大到了東南亞，泛指自然地理概念中的「東亞」和「東南亞」，此亦為廣義的「東亞」概念。本文中，我們取廣義的概念。
作為歷史的、文化的概念，「東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內涵不盡一致。此為本文研究之旨趣。
19世紀中葉以前，「東亞」是指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夏文明所覆蓋的中心地帶以及所輻射到的周邊地區，也就是受漢字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
19世紀中葉以後至20世紀中葉，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躋身於「西方」列強後，試圖重構亞洲國際秩序，而首先使用了「東亞」這一名詞。它與「東亞共同體」、「大東亞共榮圈」、「亞洲主義」等，均是日本侵略擴張的一種意願訴求。
二戰以後，日本戰敗，「東亞」則是東亞區域內各國各地區基於平等意識、共同的文化認知基礎所形成的一個地區。「東亞」概念的重構，是東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東亞文化整合和發展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韓國與日本之間因歷史認識問題屢生摩擦，在政治層面圍繞歷史問題的抗爭已成為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進而影響東亞和平穩定的癥結。由此，在學術層面的跨國共同歷史、文化研究就成為東亞各國間歷史對話的應有期待。
學者們可以通過基於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學術研究，建構相對冷靜的思考空間與對話環境，進而避免極端政治的幹預和極端感情的產生。中、日、韓東亞三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有著長達千年的深遠歷史文化淵源，三國人民之間有著情同手足的友誼，為了東亞三國實現和平共榮的目標，各國均須從東亞歷史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創建東亞共同的歷史記憶。
從這一意義上，對東亞文化圈的認識與解讀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2、文化圈
文化圈是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範圍比文化區或文化區域更為廣泛。一般而言，文化圈的概念是文化人類學家德奧學派的代表萊奧·弗羅貝紐斯在1911年出版的《民族學方法論》一書中最早提出的，並以之作為研究民族學的方法論。他認為，文化圈是一個空間範圍，在這個空間內分布著一些彼此相關的文化叢或文化群。從地理空間角度看，文化叢或文化群就是文化圈。
與此同時，文化傳播學派的代表奧地利學者W.施密特，從文化傳播學的層面提出，文化圈不僅限於一個地理空間範圍，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連成一片的。世界各地可以同屬一個文化圈，一個文化圈可以包括許多部族和民族，是一個民族群。在一個文化叢相關的不同地帶，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們就同屬一個文化圈。
△東亞首腦會議
文化圈是獨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遷移。一個文化圈之內的整個文化,包括人類生活所需要的各個部分，如器物、經濟、社會、宗教等。向外遷移的不僅是整體文化的個別部分，也可能是整個文化模式。
總括上述，「文化圈」是一個文化地理學概念，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質、文化結叢的文化群體所構成的人文地理區域，往往由某一先進民族或國度組成「中心文化叢」，以其首創的文化播揚於周邊地區(或曰「文化邊緣區」、「文化受容地」)，在核心與邊緣的互動中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文化圈。
當然，這種中心——邊緣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歷史進程中有所異動的。其有二個顯著特點：其一在地理上具有跨地域、跨國界性，亦即文化圈可以不是同一地域和同一民族；其二在生成機制上主要源於文化傳播和影響，這種傳播和影響可以是部分的，也可以的整體的。
時下學界把世界劃分為五大文化圈：東地中海文化圈(俗稱西方文化圈或基督教文化圈)、西亞北非閃族文化圈(或稱伊斯蘭文化圈)、南亞文化圈（或稱印度文化圈）、東亞文化圈、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
3、東亞文化圈
東亞文化圈亦稱漢字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其範圍約指東亞大陸及周邊半島和島嶼，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國、朝鮮、韓國、越南、日本以及以華語作為民族語言之一的新加坡。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是東亞文化圈的文化擴散中心，故而也是東亞文化圈的核心，該文化圈共同擁有：漢字、儒學、中國式律令制度、中國化的佛教，等等。
近代以降，西方文明梯航東來，隨著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的完成，東亞諸國於19世紀中葉相繼開始了由傳統社會向近代轉型的歷程。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率先實現了近代化，一躍成為東亞文化圈的先進國和文化擴散中心。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出現的留日熱潮，便是中國人以日本為中介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種努力。降至20世紀中葉，中、韓等國現代化取得長足進展，漸成迎頭趕上之勢，在新的文明水平上，東亞諸國發生著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動，東亞文化煥發出新的光耀，對全球文明的影響力也日益巨大，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成為當下世界最為強勁的兩大文化圈。
福州移民在東亞文化圈的足跡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向外移民，當這些移民融入當地社會變為當地公民之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移民能像海外華人那樣留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華僑自稱「唐人」，把他們居住和經營商業的社區稱為「唐人街」，稱自己的祖國為「唐山」。
△唐人街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發評論：「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實體，還不如說是一個文明實體——一個唯一倖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包括羅馬的影響——最先是佛教，現在是西方的科學。但是佛教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不會將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中華文化能在海外長存，是廣大華僑通過長期努力作出的重要貢獻。是他們，把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帶到海外，他們以外來語言的元素，改變了當地語言的風貌，使語言也成為中外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閩都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閩江下遊和閩東地區一帶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創造的、在閩越文化的基礎上、經2200多年歷史的浸潤、兼具大陸與海洋特色的一支地域文化。
其分布範圍是以閩江下遊的福州平原為中心，輻射至周邊的閩東地區。明代末年，隨著大批福州人湧向臺灣，流往南洋各地，進而擴展到日本、美國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閩都文化亦隨之流播海外，對當地社會產生一定影響。
關於閩都福州人移居海外的最早記載見於《後漢書》。閩都福州地處閩江下遊，東瀕大海，由於地緣關係，福州人的移居地多集中於東海和南海，亦即東亞文化圈。
福州港（古稱東冶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最古老的航海出洋的門戶之一，早在漢代就已經開通了與中南半島往來的南海航線和通往日本、夷洲、澶洲的東海航線。史載：西漢武帝時期「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
又：「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於此洲，世代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不過，當時的移民主要是為風所漂，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舊時福州港
三國時期，東冶港成為吳國海上活動的重要基地。黃龍二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其航海規模可謂空前。建衡元年，吳國出兵襲擊交趾，吳王孫皓即派「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是時，福州屬揚州建安郡，福州商人正是通過南海、東海的這兩條航線漂洋過海進行貿易活動，有的定居下來成為最早的福州籍華僑。
閩人大規模移居日本當肇始於唐宋時期。五代時，王審知大興海舶，積極發展海外貿易，開闢黃歧半島的甘棠港為福州港的外埠，推動了福州與高麗、日本以及東南亞諸國的貿易往來。宋代，隨著政治、經濟重心的南移，福州海外貿易有了長足發展，出國經商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福州商人到高麗、日本、交趾等地進行海外貿易並在那些國家定居開始屢見於史載。
經學者考證，閩人到日本經商最早的是在宋鹹平五年。據載：「鹹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漂至日本，凡七年。」同時,福州外貿商人周文裔、陳文祐和泉州商人李充等人，屢次往返日本、福建之間。又，陳文祐曾於天聖四年和五年兩渡日本為商；周文裔在天聖四年和六年到日本獻絲綢、麝香、南海香藥等物。
另據朝鮮人鄭麟趾編纂的《高麗史》記載，北宋時販舶高麗的福州商人有：天禧三年「虞瑄等百餘人來獻香藥」；乾興元年「陳象中等來獻土物」等等。這些商人往來高麗，可謂「歲久跡熟」。史載，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密試其所能，誘以祿仕，或強留之終身，朝廷使至，有陳牒來訴者，則取以歸」。這一時期，前往交趾貿易、定居者也不少。
南宋寶慶元年安南國陳氏王朝建立，其太宗皇帝陳日煚即是福州長樂人。明人何喬遠記曰：「安南國王陳日煚故謝升卿，閩人博徒也，美少年，亡命邕州。交趾相率閩人貿易邕界上，見升卿，異之，與偕歸，納為王旵女婿。旵老無子，死，王女主國事，因以與其夫。而升卿變姓名為陳日煚」。福州人在交趾的勢力由此可窺其一斑。
有明一代，向東亞地區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當屬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賜閩人36姓給琉球，所賜36姓多為福州臺江區的河口人，他們「素通番舶」，「多諳水道，操舟善鬥，……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其子孫優秀者，多擔任琉球各種文官。何喬遠記曰：琉球「大夫官、長史官、通事官、司員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國書及閩三十六姓之後人為之」。
明成化十年，福建省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從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便成為中琉冊貢往來的唯一港口，從而促進了福州港的繁榮，也為福州人移居琉球提供了便利，至今琉球許多華裔就是當時36姓的後代。
△琉球
到了明代後期，隨著我國東南沿海經濟的發展以及為逃避戰亂，閩人前往日本經商、定居者越來越多。據《明熹宗實錄》卷五十八「天啟五年四月戊寅朔孟夏」載：「聞閩、越、三吳之人,住於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有人認為當時旅居日本的華僑達三萬人。
清初實行海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福州海外貿易與移民。康熙二十二年開禁後，無論是官方貿易，還是民間私人貿易都有較大發展，在開往日本的商船上，大部分水手、雜工等都由福州人擔任。
由此，福州人移居長崎者遽增，如福州商人王應如是從寧波啟航赴日商船的船主，他的夥伴在16年間曾8次到長崎貿易，其他船言及他回鄉均稱「本國福州」。據統計，清朝從康熙初年到鴉片戰爭前夕，駛抵日本的中國船隻達4000艘以上。
康熙二十七年，一年中抵長崎的中國人就有9100多人，華僑中除了漳泉幫、福州幫之外，還有三江幫、廣州幫之分。各幫由於信仰不同，分別建立了寺廟。這些佛寺，開始是佛教活動中心,但以後逐漸演變為華僑自治團體，成為各幫華僑會館的先驅。
近代福州移民日本則是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並且集中在民國九年至二十六年，以福清高山、東瀚、三山、沙埔為最多，居住地也由此前的長崎擴展到九州島的福岡、熊本、鹿兒島、大分、佐賀等縣。也有少數分散在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大城市。
除了移居日本外，福州也有不少人前往東南亞國家，如暹羅（今泰國）、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經商、定居。在福州人遷移東南亞的諸多典型範例中，福建閩清華僑黃乃裳帶領福州鄉親開發馬來西亞詩巫最具代表性。
1900年，黃乃裳經其女婿、新加坡華僑林文慶博士介紹，與當時沙撈越國王籤訂移民墾荒條約17條，創立「新福州開墾公司」，擬招募千餘名福州籍墾農闢土耕植。
自光緒二十七年至光緒二十八年，黃乃裳先後招工一千多人，全部都是福州府各屬縣的農民、手工業和少數知識分子。在福州籍墾農的共同努力下，詩巫由原來的荒野之地變成萬頃良田，墾場內還建起了學校、商店、教堂，形成繁榮地區，當時世界各國的地圖上都把詩巫稱為「新福州」。
△黃乃裳
現在詩巫已經成為馬來西亞沙撈越州的第二大城市，是一個擁有10餘萬人口的經貿繁榮、交通發達的現代化城市，當地華僑、華裔80%以上是福州人。他們無論在語言還是生活習俗上始終保存著濃鬱的故鄉文化情結，成為閩都文化、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使者。
作者 ｜薛菁
閩江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學博士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