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回覆：日本史學界對「七七事變」的討論，與中方意見差異較大、且具有代表性者，主要有兩點。
關於事變導火索，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是中方「打響了第一槍」其一，關於事變的導火索，也就是所謂的「放第一槍」問題，在日本史學界廣泛流傳著「中國責任說」乃至「中共責任說」。
關於「中國責任說」，最典型者，莫如千葉大學教授秦鬱彥。其所著《日中戰爭史》（1961，河出書房新社）一書，曾以25000餘字之篇幅討論盧溝橋事件，其中又以13000餘字討論事件當天的槍聲問題。概而言之，其基本觀點是：「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的是國民黨第29軍的士兵。不過這一行動不見得是蓄意製造的，而是偶然發生的」。理由是：若是蓄謀，則打響第一槍後，必有中方的大舉進攻隨之而來，而事實上沒有。故盧溝橋事件只是一個「突發性的偶然事件」。①
至於「中共責任說」，較典型者，可推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中村氏認為：打響第一槍的「是共產黨系統的過激分子」，「據說是劉少奇或者說是劉少奇領導下的潛藏在中國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張克俠」，即便盧溝橋事件「是偶然發生的，並非延安的命令，……然而，此後將事件擴大的無疑是共產黨。」②餘者，如堅持「南京大屠殺虛構論」的田中正明也竭力鼓吹：「日支事變是由誰引起的呢？毋庸諱言，是由中國共產黨挑起的。」③
除此之外，關於「第一槍」問題，日本學界還流傳有多種觀點，如：西北軍馮玉祥系分子所為、藍衣社所為、共產國際陰謀策動……等等。簡言之，在日本學界看來，此乃「昭和史上留下最大的一個謎。」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歷史學者劉鳳翰，曾著有專文駁斥秦鬱彥之觀點。劉鳳翰認為：秦氏所採納的史料，既稱「槍聲帶閃光及喇叭聲」，且一次連發十八顆子彈，則絕非29軍士兵所為。因為「當時二十九軍裝備陳舊，只有捷克式七九步槍及輕機關槍，無此新式機關槍及曳光彈裝備」，唯日軍之「六五輕機槍」具有此種射擊特點。④
至於「中共責任說」，劉鳳翰認為：「中共確有黨員如劉少奇（化名胡服）等人，……不過他們可能有手槍，或許可能有步槍，但不可能有日式六五輕機關槍及曳光彈，故機會不大」。 ⑤另一臺灣歷史學者吳相湘，也曾於1960年赴東京，會見據稱擁有能夠證實「中共責任說」史料的前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吳氏的結論是：今井出具的材料，「絲毫不能證明所謂放第一槍是共產分子。」⑥
事實上，秦鬱彥曾很坦率地承認，他沒有找到足夠支撐「中共責任說」的依據：「最近幾年，比較流行的中國共產黨陰謀說，是以1947年中共政治部編的《初級戰士政治課本》的有關部分為『證據』的，但沒有找到原文，缺乏可靠性。」⑦
圖註：通過宛平城前往演習場的日本駐華部隊
關於事變引發中日全面戰爭，不少日本學者強調非當局之本意其二，關於盧溝橋事件何以會導致中日全面戰爭，日本史學界往往側重強調事件發展偏離了日本當局「不擴大」的本意，具有相當的偶然性。
最典型者，莫如2010年由中日兩國諸多歷史學者完成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之《日方報告書》。其中對於七七事變，其表述將大量的筆墨花在了「不明槍聲」上面，並高度強調日本內閣的「不擴大」方針：
「7月8日，近衛內閣臨時閣議決定『不擴大』……7月11日，閣議決定不擴大和現地解決的方針，同時允許陸軍省部的要求，承認派遣三個師團，……派兵聲明斷定『此次事件無疑是支那方面有計劃的武力抗日行動』，『但為了不擴大局面，不放棄和平交涉的願望』」。 ⑧
所謂「不擴大」，意即謂日本政府當日並無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故而，在強調政府「不擴大」立場的同時，「日本學界也困惑於當時國民政府的行為，因為在此之前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日本方面一用兵，中國肯定會妥協，而這次，蔣介石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以硬對硬的態度，所以日本學界也有人認為，蔣介石的強硬也是引起全面戰爭的一個因素。」⑨
但上述論調似乎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7月9日，日本內閣制定了對中方要求極為嚴苛的「不擴大方針」；11日，二十九軍方面，已接受了日方超出9日要求的更苛刻的和談條件；但就在同日，日本內閣已決定向華北大規模增兵。
對此類行徑，日本學界的慣常解釋是：軍隊的擅自「獨走」綁架了政府。但若聯繫到甲午戰爭中，陸奧宗光曾謂：「我政府在外交上常欲居被動者之地位，然一旦有事，在軍事上一切皆欲先發制人」⑩，則不難理解，軍部之武力主動先行，政府之外交被動跟上，乃是日本近代以來，對外侵略的慣常模式——此種模式下，既可得實利，又可兼虛名——獨獨歸罪日本軍人之擅獨，則恰恰落入了陸奧宗光之圈套。
圖註：盧溝橋上的日軍警戒士兵
①秦鬱彥之《日中戰爭史》尚無中文譯本。秦氏的基本觀點，可參見：《駐守盧溝橋營長明確而又重要的證言》，秦鬱彥/撰，齊福霖/譯，《黨史研究資料》1988年第2期。②中村粲：《大東亞戰爭的起因》，收錄於《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新華出版社1997年(內部發行)。③田中正明：《虛構的「南京大屠殺」》， 收錄於《大東亞戰爭的總結》。④⑤劉鳳翰：《評秦鬱彥教授〈盧溝橋事變與蔣中正先生的開戰決意〉——兼論非法射擊問題》。⑥吳相湘：《盧溝橋頭第一槍》。⑦秦鬱彥：《駐守盧溝橋營長明確而又重要的證言》。所謂《初級戰士政治課本》並不存在，唯紹興戰旗社抗戰期間曾出版過《初級戰士軍事讀本》。⑧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書·日方報告書》(內部版)，2010，P260-261。轉引自王希亮《表象與內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決策層侵華國策的趨同及深層剖析》。⑨王建朗：《民國時期的外交與中國國家地位的變化》。⑩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29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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