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63年，一個年僅26歲的年輕人開始了其歐陸的「大旅行」（The Grand Tour），次年的10月15日，他坐在羅馬卡皮託山的遺蹟之上，聽著朱庇特神廟中傳出的禱歌，萌生了撰述永恆之城羅馬衰亡的念頭。這個年輕人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愛德華·吉本。吉本的這一想法在十二年後得以實現，只不過撰述對象從 羅馬城擴大到羅馬帝國，1776年2月，《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第一卷出版，在之後的十餘年中，作者筆耕不輟，並於1788年出版了該書的最後一卷。該書問世後，旋即獲得巨大的成功，第一卷在出版六周內便賣出1000冊，九個月內賣了25000冊，僅第一卷的三個版本就為其賺得1000磅的收入。除了生前的名利雙收外，這本撰述了從羅馬帝國盛期一直到拜佔庭帝國滅亡的皇皇巨著也奠定了吉本作為現代歐洲第一位古代史家的地位。250多年過去了，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可謂是一直被模仿，卻難以被超越。雖然後來的學術研究能夠發現吉本撰 述中的史實錯誤與闡釋爭議，但如其著作現代標準本的編訂者J.B.伯裡所言，「在重要的問題上面，他仍是我們超越時代的導師」。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讀客版
在兩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閱讀《羅馬帝國衰亡史》，除了其自帶的經典光環的吸引外，似乎仍需要給出一些理由。第一個理由自然就是這本書的內容本身。該書六卷分為三大部分內容：從帝國早期的圖拉真時代到395年西羅馬帝國的覆亡；從查士丁尼到查理曼大帝；從西部帝國的復興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這一宏大視野基本構成了理解現代歐洲的前史，換言之，現代歐洲可以被視作羅馬帝國衰亡的遺產，不了解羅馬帝國，無以真正理解現代西方。 除了史詩般的敘述之外，吉本還給出了自己關於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解釋， 在全書的最後，吉本總結說導致羅馬衰敗最重要的四個因素是：第一，時間和自然的侵蝕；第二，蠻族和基督教充滿敵意的攻擊；第三，對建材的使用和濫用； 第四，羅馬人內部的紛爭。在四個原因中，第二個原因的提出使得吉本備受爭議。 在該書的第38章總結評述中，吉本直言不諱地談及自己對基督教在帝國衰亡中作用的觀點： 「宗教的終極目標是追求來生的幸福，但要是聽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濫，對羅馬帝國的衰亡產生若干影響，也不必表示驚訝和氣憤。教士不斷宣講忍耐和退讓的教義，奮發圖強的社會美德就會受到阻撓，連最後一點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財富的很大一部分，被奉獻給慈善事業和宗教活動， 而且這種需索永無止境。士兵的薪餉浪費在成群無用的男女身上，他們把齋戒和禁慾看成唯一可供讚揚的長處。信仰、熱誠、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緒和爭取野心，燃起神學爭論的火焰。教會甚至國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傾軋之中，這種鬥爭極其慘烈且永遠無法和解。」 在吉本的指控中，基督教作為古代精神秩序的替代方案弱化了羅馬的公民精神，使得羅馬人自己無法保衛帝國，而只能依賴蠻族。這一解釋在吉本生前和身後都引發了激烈爭議，像前面提到的讚美吉本永不過時的伯裡也表示對這一解釋很難認同，因為像東羅馬帝國，也就是拜佔庭帝國比西羅馬帝國更為基督教化， 但卻一直延續到15世紀。另外一些基督教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學者也從基督教建制的積極方面修正和批評吉本的這一詮釋。但無論如何，吉本對羅馬帝國衰亡範式的研究支配性地影響了後來研究的問題意識和走向，在他之後，羅馬晚期領域經歷了從衰亡範式到轉型範式乃至晚期古代的研究繁盛期。值得注意的是，晚近的學者又開始重提「衰亡」命題（具體可參見劉津瑜《羅馬史研究導論》和李隆國相關研究），這麼看來，吉本已經成為現代羅馬晚期史研究的共同智識背景， 並且不時顯現於當下的研究潮流之中。
愛德華·吉本和吉本對基督教的態度相關，最後一個需要特別提出的理由是通過閱讀吉本， 可以通過歷史書寫重新理解啟蒙時期思想和歷史的複雜與豐富性。《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的同年，亞當·斯密發表了《國富論》，北美原英屬殖民地籤訂了《獨立宣言》，如果把這些事件擺在一起，我們便能更為直觀地感受這本書的書寫語境。借用曾發願模仿吉本進行寫作的思想史家波考克（著有《野蠻主義與宗教》）所言，在啟蒙運動時代，宗教戰爭終結了，取而代之的是諸多能夠制約和掌控宗教紛爭的主權國家，隨之而來的歐洲不再是帝國，而是經由條約來相關聯繫的諸國聯盟。與政治秩序變動相對應，現代政治也逐漸成型，而在追尋現 代政治智識傳統的過程中，吉本所提出的宗教與野蠻主義需要倍加重視，它們或許一直躲在現代性大幕的背面，默默支撐著今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