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培 策劃方：杭州藍獅子文化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時間：2021年1月
美國作家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所說：「佛羅倫斯的街道給我們帶來了文藝復興，伯明罕的街道給我們帶來了工業革命……漫步在當代的城市——不論是沿著用鵝卵石鋪就的人行步道還是在四通八達的十字街頭，不論是圍繞環形交叉的路口還是高速公路——觸目所及的只有人類的進步。」
城市，一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誌，是人類利用資源、創造文明能力的最高表現。人類每次科技的飛躍，都將使城市形態產生巨大的變革。
技術變革在劇烈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必將重新塑造城市形態。正如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帶來城市形態的更迭。
信息化、網際網路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就登峰造極，雲計算、物聯網、AI又相繼成了新技術的焦點，城市相應地以智慧化武裝自己，是水到渠成。
此外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大城市病、公共危機、環境威脅等城市治理痛點迫切需要智慧城市提供解決方案。
根據聯合國預測，1950～2050年的100年內，全球城市化率將翻番，2050年將有68.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而用先進的技術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眾望所歸的最佳解決方案。
例如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除了藉助智能化交通系統來幫助市民大幅縮短通勤時間，政府還與麻省理工學院合作，通過路燈上的傳感器實時搜集路況與車流量信息，智能化調整交通信號，以減少騎乘人士被紅燈攔下的次數，引導市民選擇自行車出行，帶領城市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
一、星星之火，卻難以燎原？
儘管作為未來趨勢，智慧城市來勢洶洶，但大部分智能城市項目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很多項目甚至只是空有其名。為何智慧城市這把全球性的星星之火，卻難以燎原？
首先，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作為開發項目，智慧城市建設也逃不過投入產出的商業地產邏輯，土地、融資、建築安裝等高昂成本都是擺在眼前的問題。
韓國自2002年起陸續投入4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800億元），計劃在仁川市松島地區建成世界首座智慧城市——松島新城，但這座城市至今未能完工，有媒體將之稱為「另一座車諾比」。
而未完工的原因就是資金枯竭，無以為繼。其次，錯把手段當目的，陷入唯技術論的窠臼。
當下，科技正在替代生活，手機像輸液器，網際網路供養著人群。然而，僅僅採納任何一項技術本身，不管多麼的優秀，都不能解決城市問題。
在技術至上的思維基礎上建設出的不是智慧城市，而是迷失在技術裡的城市。事實上，城市與手機、平板不同，其智慧化不僅是技術和資金的問題，更涉及一系列基礎設施、法規政策、社會關係、政治利益甚至大眾觀念的角力。
短時間建造出的新技術烏託邦都是空中樓閣，要麼集成一些現成技術匆匆上馬，要麼就只能淪為面子工程。當下普遍存在的數據孤島即為典型。
在中國，部分職能系統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統有自己的數據系統，衛生、稅務和法院等部門也各自有系統，縱向信息或許能實現共享，但橫向數據流通卻有阻礙，這就造成了「條狀孤島」；而先地方再中央的模式，則造成了「塊狀孤島」。
如此一來，以技術提質提效、改善民生，成為一句空談，智慧城市似乎也淪為一場技術理想主義的狂歡。
二、智慧城市的「平衡車」
在種種誤區之下，諸多所謂的智慧城市其實就像是一個搖搖欲墜的高塔，規劃者在塔底講著或將成真的故事，搬幾塊磚就算開工了。
但實際上，即使基礎設施能夠一蹴而就，相關的信息安全技術、倫理道德框架、基礎科學研究和人類社群本身完全沒有準備好。要支撐智慧城市的高樓穩穩建起，需要把握四大平衡：
經濟上，近期投資與遠期回報的平衡
高科技長遠來看的確能降本增效，提高城市運行效率。
但超前技術帶來超高成本，資本總是短視的，而城市發展是緩慢的，一項改變城市的技術從驗證有效、示範成功到商業應用，周期比一般的產品還要漫長得多。對此，一方面可利用PPP模式、產業引導基金等，廣泛引入社會資金；
另一方面可引入市場服務，分散成本。如今一些網際網路巨頭已經使得城市的各個領域——包括政府的一部分治理功能——逐步實現智慧化，例如無現金支付、共享經濟、智慧交通等，完全可以由市場來提供智慧城市服務。
如果地產商、園區運營商和城市政府需要服務，向這些智慧技術的擁有者購買一部分自己需要的服務即可，能夠大大降低政府和企業的建設成本。
技術上，數據利用與隱私風險的平衡
過去10年，科技公司正從代表進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轉變成資本主義霸權的圖騰，而個人、家庭的生活信息通過物聯網全方位暴露，成為砧板上的魚肉。
在這種背景下，智慧城市面臨這樣一個安全悖論：我們是否要為了人身安全而犧牲個人隱私？
這就需要更完善的監管框架來監督新技術和數據的使用，將數據捕獲限制在整個城市的「最低限度」，只搜集解決現有問題所需的數據，而不傷害個人隱私與信息安全。
機制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平衡
在一個智慧城市項目中，企業作為技術的倡導者和最直接受益者，總會更有動力去推動其落地；政府的訴求相對多元，雖然在刺激產業和就業領域與企業有著共同的訴求，但守夜人的職責要求其通過政策法規，守住社會公平和公共利益的邊界；
公眾則最為保守和分裂，即使嘗到了甜頭，也很難對大的變革達成共識，畢竟所有的變革都難免會給一些人群帶來陣痛。因此，在大規模的智慧城市項目中，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統籌推進固然重要，自下而上的市場化創新研發及公眾的廣泛參與，也缺一不可。
時間上，當下與未來的平衡
城市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大多智慧城市的規劃設計都著重解決當下的問題，而未考慮到城市的流動性。智能化固然是趨勢，但城市形態不只取決於技術的包裝、驅動，還取決於生態、人文等因素的影響。
比如說，當前已出現城市收縮現象，假設某個城市50年後人口大幅減少，到時候需要什麼樣的智慧城市？
這可能和當下規劃的背景完全不同。因為人口變化可能會帶來很多連鎖反應或者滯後效應，如何把這樣的未來因素考慮在內，也是智慧城市建設中不容忽略的問題。
三、小節
回顧歷史，城市的發展從來都是磕磕碰碰、飽受非議的。
巴黎大改造前，法國的知識分子近乎詛咒般地抱怨這座城市的髒、亂、差，慘無人道的生活空間和不可理喻的貧富差距。大改造後，奧斯曼的計劃實際上解決了不少當年巴黎存在的問題，並讓大改造成為拿破崙三世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正面政治遺產。
但是大改造本身又創造了許多新的問題，抱怨依然存在，對其詛咒的程度並沒有減退。城市的發展歷程大抵都是這樣，充滿著問題，解決一部分問題後又引發新的問題，智慧城市亦是如此。
城市始終是一個有機生命體，不是一次性交鑰匙工程，基礎設施體系的改造相對容易，但社會系統運行的慣性、人性和習慣的改變，起碼要靠代際的周期才能切換過來。同時，發展的實際意義也始終在人——只有人們產生嚮往美好的動力，城市才能真正地進步和發展。
【《中國經濟2021》作者介紹：王德培。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任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客座教授，常年為全國各級政府、各大高校、著名EMBA學院、央企、大型集團企業開設宏觀經濟形勢、國家地方戰略布局、頂層設計規劃等前瞻性課程，領先完成國家、省市級、央企、園區等重大課題。
著有《中國經濟2016》《中國經濟2017》《中國經濟2018》《中國經濟2019》《中國經濟2020》《金融原罪與金融文明》《第四次金融大爆炸》《人民幣的未來》《再平衡——中國的優勢與美國的強勢》等備受關注的預測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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