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說明了1956年古琴採訪的動機是源於文獻增多而琴人減半的窘境，迫切需求保存民族音樂資料。由查阜西、許健、王迪三位先生組成的採訪小組列出了事前計劃和部分工作項目，還記錄了初步採訪收穫。如琴曲方面：收錄了55人的138曲；文獻器物方面：找到了20種琴書、3件漢磚、一對東漢陶俑、1件銅鏡，以及黃勉之和楊時百兩位琴家的遺照等。此次採訪受到了各地文化局、音協、琴社、圖書館、博物館的領導和工作人員，乃至學校師生的熱烈協助，他們組織了有演奏的座談會，還將善本琴書編輯摘要，古譜翻制複本。尤其令人感動的是琴家的誠懇與真切，比如：有的琴家自動承擔採錄工作，有的琴家孜孜不倦地親授學生，還有的琴家雖然多年不彈琴了，但為了證明師承的代表性仍然堅持奏錄。與此同時，部分琴家興趣不濃的原因是生活疾苦，查先生呼籲應該讓抱殘守缺的琴家救活民族音樂，發動更多人來工作，佔有更多資料，召回民族音樂的靈魂。
（本文選自：黃旭東、伊書鴻等編《查阜西琴學文萃》）一、動機和事前的計劃
在各種民族音樂中，古琴的材料是比較豐富的。為了發揚民族音樂優良傳統和整理這一民族遺產，三年來通過各地圖書館、博物館和古琴家的聯繫，截止1955年底為止，我們掌握了以下的有關古琴音樂的材料：
1.從六朝以來的刻本、稿本、印本古琴譜集共達一百三十九種，比較1833年到1923年著錄的六十七種多出了七十二種。
2.各譜集共傳載不同名的琴曲605首，包括這605首它們的創作、改編和分派的古琴曲譜共計是2830個。
3.各地剩下的現存琴人不到一百人，他們尚能演奏的只有八十二曲，比較1936年上海一個古琴社的調查220人，已經減少了很多。
總的情況是統計調查指出了文獻資料增多了一倍多，而演奏的人和琴曲則大大地減少了。
中國音樂家協會了解到這種情況並了解到許多琴家已經是七十以上的老年人，而且每年都有些死去和癱瘓的，就在去年會同文化部和廣播事業局定下計劃，決定收錄這些琴家的演奏。從去年9月到12月，通過各地琴家通信，請他們自己評定人選和曲選，然後由文化部和音樂家協會派人在今年春夏會同各地廣播電臺全面收錄，打算作為一種民族音樂的資料予以保存起來。
二、我們的工作項目和日程
除了那些只有一兩位琴人的地方可以由電臺直接接洽收錄之外，其他人多的地方，必須有人前往協助。此外，中國音樂家協會還希望能發掘出更多的琴人和有關古琴的材料，如文獻、器物之類。在今年4月組織了我們這個包括收錄這些琴曲的收錄採訪小組，由文化部會同中央音樂家協會從中國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調出專業古琴的幹部許健、王迪和我一道前往各地進行這一工作。工作項目是：
1.前往濟南、南京、上海、杭州、長沙、武漢、重慶、貴陽、成都、西安等十個省市協助電臺進行這項錄音的工作，並機動地發掘更多的琴人和琴曲。
2.在各地和圖書館及藏書家接觸，希望發現更多的古琴文獻和曲譜，在可能情形之下攝製或摹抄複本。
3.在各地和博物館及收藏家接觸，參觀並記錄一切與古琴有關的文物，如石刻、陶器、銅器、雕塑、繪畫之類尤其是基建時出土的文物。
4.在可能和便利的情況下，與各地古琴家及其他研究民族音樂的學者、藝人舉行座談會或欣賞會，學習他們的演奏或聽取他們的意見。
5.把每一位琴家的簡史作成詳細記錄並攝製照片、特別著重記下他們的師承、淵源、派系傳授，同時也了解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況。
把特別知名的古琴作成詳細紀錄並攝製照片，必要時補制拓本。
6.在重點地方，如濟南、南京、上海、武漢、成都等處，我們相繼介紹民族音樂研究所領導、整理、發揚古琴音樂的成績和經驗——介紹管平湖、吳景略、徐卓諸先生研究出來的古曲，王迪寫出古琴曲的正譜，許健的古琴曲配器等。我們這個三人小組，攜帶著小型錄音機、照相機。幾種徵訪表和問訊錄，於4月17日自北京出發，至6月12日止，已經按計劃在濟南、南京、上海、杭州、長沙、武漢等地完成了工作任務（我因其他工作暫時回北京，先作此報導。還有重慶、貴陽、成都、西安等地，將於7月內依次前往工作）。
在南京時，我們了解到揚州和蘇州還有老年琴家和重要材料。在杭州時，我們聽說紹興和安徽也有更多的琴人和材料，我們也機動地到了四個地方。
總結起來，我們在這五十六天的時間中，除了在途的時日外，在濟南工作了三天、南京四天，揚州三天，蘇州四天，上海十四天，杭州七天，紹興一天，長沙兩天，合肥七天（包括安慶及我的其他工作），武漢四天。
三、一些初步的收穫
在收錄琴曲方面，廣播事業局規定是由各地收錄之後先送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選制複本之後，再送音協。我們在各地工作是和當地電臺約定工作的日程，然後給每一琴人安排日期和時間，把他們依次送到電臺報幕收錄，收錄以後，即由電臺直接匯寄北京。在已到各地，我們的任務是超額地完成了。雖然上海有六位琴人因年老癱瘓或在產期、病中沒有按原計劃參加，但是加上揚州、合肥等地的意外收穫，我們的收穫還是超過了（有一些待以後繼續收錄），包括已經收錄和約定繼續收錄的在內，我們共收得計五十五人，一百三十八曲。
在收集或記錄文獻器物方面，我們的印象是不很滿意的。我們天真地認為解放以後各地圖書館曾收到大批古籍，一定可以在這些典籍中發現一些有關古琴和民族音樂的重要文獻，但是各地圖書館對這些書籍幾乎全未編出目錄；大批的線裝書都堆在一些房屋裡，一直堆到屋頂，無人整理編目。所能看到的目錄都是舊的。例如南京除八千卷樓和舊江蘇省圖書館的目錄外，所有抗日後和解放後的圖書都未編目，濟南因在提制複本時扯亂了，浙江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我們不夠熱情，安徽圖書館上百萬冊的書全未編整。只有上海和湖北比較好些。
儘管如此，我們在圖書方面，已經找到了二十種重要的琴書，計南京四種，揚州兩種，上海十一種，浙江這兩種，武昌一種。其中，我們把寧波天一閣所藏明代龔經所撰的《浙音釋字琴譜》和張新的《三教同聲》全面攝製了膠片；我們請南京圖書館給我們摹抄了清初的《蘭田館琴譜》《響雪齋琴譜》《扯亭琴譜》，我們錄下了上海胡公玄先生所藏明代《玉梧琴譜》《五音琴譜》《潞王琴譜》的序目和摘要；我們徹底查清了上海圖書館善本部所收民初周慶雲所藏琴書八種並已約定轉摹；我們在揚州收來了三十年前專攻民族音樂在燕京大學教古樂的史蔭美先生的全部遺著十三冊；我們發現了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有程瑤田和朱文藻校注的《吹豳錄》，比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更有特點（民族音樂研究所花了一年多時間抄了北京本，必須與此本作一次勘校）。
我們看到濟南博物館和上海吳金祥先生所藏的「九霄環」唐琴，如果故宮那一張有疑問，那麼真的就可能是這兩張之一；因這兩張的體制、年代相似，而音響更好。南京博物館的三件漢磚都有演奏古琴的畫面，另一對東漢陶俑，證明了琴簫合奏是漢代以來的傳統（武梁祠的石刻，有人疑畫中的琴像瑟，但是這對陶俑最後證明是琴了）。上海的「真子風霜」銅鏡和南京「聶政刺韓王」的復原石刻，浮雕著描繪著漢代和隋代的古琴演奏形式和以畫面表現琴曲內容的傳統。在杭州，我們得見到已故近代琴家黃勉之（1854—1919）和楊時百（1864—1930）的遺照。這些材料，還有十多種其他有關民族音樂研究所供作研究、展覽的資料。
四、各地對我們的熱烈協助
在濟南、南京兩處，當地的文化局音工組為我們組織了帶有演奏的座談會；在上海，音協為我們組織了古樂座談會，今虞琴社為我們組織了交流演奏會；在蘇州，文化局為我們組織了民族音樂演奏會；在漢口，群眾藝術館為我們組織了民族音樂交流演奏會，事後，並組織了座談，在其他各地也都有小型琴會。我們在濟南、南京、上海曾將許健所作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演奏的古琴曲《流水》的合奏曲和王迪所寫的管平湖彈出的《廣陵散》正譜，民族音樂研究所複印的各種古譜指法集解在交流演奏中放出傳觀。我們雖然強調這些都只是發揚古琴音樂的初步試驗方向，但是濟南師院音樂系主任李華萱和南京音專的黃友葵都認為是典型的示範。音樂領導者們對我們表示了親切的熱愛，他們推重我們，也請教我們。李華萱聽了《流水》之後說：「若不事先說出是古琴曲的配器，我們就把它看成一個交響曲了！」陳洪先生對王迪寫的譜，指出應將吟猱上下的走音全面寫出才能使讀譜的人徹底了解；衛仲樂先生說：《流水》的配器某些地方有些亂。許多青年琴人要求我們多寫些古琴曲的簡譜；濟南有名的笛手吹了《駐雲飛》之後，強調此曲是柳敬亭傳授下來的古曲，應當看作古樂遺產，不應看作是憑空的造作。
許多史學家和版本家包括各地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工作同志也是非常熱情的。南京陳念通先生很熱情地介紹了館裡收藏的各譜；蘇州潘天禎同志把他們收得明初《神奇秘譜》的傳寫本急速地調出來；上海翟鳳起先生費去整天時間把所有善本琴書一一調出給我細看並編摘要，甚至把我讚賞《琴書千古》裡面《銀紐絲》等二曲親自抄摹，帶到座談會上來贈送；寧波範氏天一閣的書是百年不許下樓的，但杭州文化局的徐治有同志竟親自前去把明代的《浙音釋字譜》和《三教同聲》拿到杭州來使我們能翻制複本；古琴史學家胡公玄先生慨然把三種明代的珍貴刻本琴譜借出給我們研究並摘出要點。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激的。
五、對各地琴人的觀感
在琴人的接觸中，尤其令人感動，每一位琴家都誠懇而親切地使我們對他作深入了解，使我們能夠按照我們擬定的問訊錄裡的項目一一記載下來，有時還給予我們更多的古琴故事和史料。我們白天組織他們錄音，一到夜晚，他們就排定時間和我們作演奏的交流，或是作深切地談話。南京的張正吟和漢口的陳樹三教了大批的中學生，上海吳景略和郭同甫也教青年學生，其中有的達到了較高的演奏水平。這又是使人興奮的事，看來民族音樂還可能是有前途的。
許多老年琴家，凡是受到政府或組織的照顧的，都歡欣鼓舞的贊助我們這一次的工作。廣州七十二歲的文史館員招學庵甚至自動把我們全部工作擔任下來，使我們可以不到廣州而節省時日，上海年近八十的文史館員黃漁仙（女）多年不彈琴了，為了供證她師龔子輝的代表性，也給我們奏錄了；上海七十多歲的文史館員郭同甫親授學生孜孜不倦；他們都顯得年青了。
中年的琴人，除了少數對古琴特別感到興趣的，多已荒廢；他們說，抗日以來，在疾苦之中，提不起興趣。而解放之後，直到近一兩年才有重視民族遺產的號召。但是經過十年的荒廢生疏了，加上工作忙，就理不出來。另有些老年琴家也一樣，只有那些造詣較深，基礎穩固的還溫習得回來，但他們多在貧困中，也是興趣不濃，因而演奏不很熟練。
從老年琴家興趣不濃因而演奏不能熟練一點來看，不能不使我意識到這是我們今天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一種缺憾。音樂在封建統治時被人視為賤役，僅僅只有古琴和詞曲為士大夫所欣賞而得到一定的發揚，但是五十年來連這兩種音樂也沒落了。現時我們天天叫喊要發揚民族的優良傳統，但是不知道怎樣去發揚，甚至擺在跟前的東西也沒看見。曾在燕大教過民族音樂、著作等身的史蔭美是在前年活活地餓死的（揚州政協副主席徐笠樵反映），據說是前些年對搞音樂的人不大重視之故。現在揚州還有三個琴人都窮困至極，據說是因為「兒女中有反革命嫌疑」的緣故。蘇州的吳蘭孫不僅習琴藝而且有琴學，蘇州和南京博物館要收古琴，收不到一張好琴，而未見把吳蘭孫吸收到文史館或文管會去；此外，未得照顧的老年琴人還很多，問起來多只是地主成份之故。我的看法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棄絕任何有用的人，甚至壞人也要把他改造成為有用的人，民族音樂死了五十年，應該讓這些抱殘守缺的人，一同來把它救活，我要為這些呼籲。
讓我們發動更多的人來共同工作，讓我們佔有更多的材料，召回民族音樂的靈魂，發揚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