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電影手冊》的這場「宮鬥」,就不會有新浪潮運動

原作者 | [法]安託萬·德·巴克、[法]諾爾·艾柏

摘編 | 徐悅東

 

今年是法國新浪潮導演埃裡克·侯麥誕辰一百周年。說起侯麥，大家往往會想到他那些充滿法式清新味道的愛情電影。侯麥對男女之間的情感進行細微捕捉，在電影中探討情感和道德，使得他的電影看似平淡，卻富有深刻的意蘊。因此，侯麥電影更成為了某種法國生活方式、法國時尚和魅力的代表，影響了許多導演。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侯麥本人的生活經歷和思想，一直以來都是個謎。他的真名叫莫裡斯·謝赫（外號大莫莫），他喜歡與大家保持神秘，故意給身邊的人放各種「假料」，以致於連他的母親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法國最知名的電影人之一。

 

作為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的重要旗手，與許多新浪潮導演一樣，侯麥首先也是一位重要的影評人。他也是從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電影雜誌之一的《電影手冊》裡走出來的，然而這點被許多人所忽略。在巴贊去世之後，侯麥曾經擔任過《電影手冊》的主編。

 

如今，許多人會簡單地把新浪潮運動和《電影手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確，許多新浪潮導演都做過《電影手冊》的影評人。但歷史其實沒有那麼簡單。與大家想像的不同的是，在侯麥擔任《電影手冊》主編期間，因為侯麥害怕顯得「幫襯自己人」，所以，《電影手冊》並沒有為當時剛誕生而遭遇危機的新浪潮運動鼓與呼，而且立場較為保守的侯麥，也沒有在政治立場上站在當時流行的左翼的前線。

 

這可讓新浪潮導演們感到憤怒，他們於是上演了一場有所密謀的「宮鬥大戲」，成功奪權，將主編侯麥「鬥」出了《電影手冊》編輯部。在這之後，《電影手冊》才成為新浪潮運動的輿論陣地。這場重要的「宮鬥大戲」，不僅改變了侯麥的人生，也改變了新浪潮運動，更影響了世界電影史的進程。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侯麥的第一本傳記《侯麥傳》，文章有所刪減。

 

《侯麥傳》，[法]安託萬·德·巴克、[法]諾爾·艾柏著，範加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新浪潮的危機

 

60年代初期，侯麥領導下的《電影手冊》似乎與新浪潮運動相距甚遠，至少從每期雜誌的目錄和專欄看來如此。但這本期刊卻是新浪潮運動的發源地。這的確是個矛盾。每期雜誌最後點評電影作品的「十人評」，在涉及新浪潮影片時多少會委婉一些，尤其是面對過去同為年輕激進電影愛好者的夥伴們。《廣島之戀》上映時，雜誌組織過專題討論；《精疲力盡》上映時，呂克·穆萊在雜誌發表文章對戈達爾進行「維護與闡釋」。然而除此之外，《電影手冊》再也沒有刊登過介紹、分析和評估新浪潮現象的重要文章。

 

如何談論自己，如何談論夏布洛爾、特呂弗、戈達爾、裡維特等人的早期作品？侯麥也做過嘗試，比如1959年2月11日在《藝術》發表文章，評論夏布洛爾的影片《漂亮的塞爾吉》。他認為這部作品具有「真正的新意」，是一部「具有教育意義但並不說教的好片子」，當中的「畫面絕妙地表現出外省所經受的苦難」。但他也不無遺憾地指出，某些剪接處理不當，導致「結構鬆散，有時顯得生硬、不協調」。「夏布洛爾沒能在腦中構建好影片，」文章總結道：「但他有些地方做得非常好，例如故事、風景、人物等，表現出了導演天賦。他最喜愛的表達方式就是鏡頭移動，由此為每一幀畫面注入內涵，使其生動。」

 

埃裡克·侯麥，代表作有「六個道德故事」系列，「喜劇與諺語」系列和「人間四季」系列。

 

侯麥還是最早評論戈達爾的人，早在1956年5月，當人們還沒開始談論新浪潮時，侯麥就曾撰文評價戈達爾早期短片《風騷女子》：「這部16毫米的影片可謂驚喜之作，足以讓那些大尺寸的電影感到嫉妒。」

 

如此罕見的成功作品應當引起注意。《風騷女子》的靈感來源於莫泊桑筆下的一則故事，讓—呂克·戈達爾的鏡頭帶領我們在日內瓦的街道閒庭信步，將故事敘述得十分精妙！這部影片完美地指明了將短篇故事拍成電影的路子，這才是『應該做的事』，相比之下現如今一眾自稱『新浪潮』的作品卻在展示『不該做的事』。」這既是侯麥清醒的認知，也是在讚賞朋友。1958年，帕納斯工作室展映了12部實驗電影，侯麥又大加讚揚裡維特的《棋差一招》：「這部作品［⋯⋯］反映出導演電影的藝術，在這30分鐘裡可以看到的真正好電影，已經勝過整個法國過去一年所有作品加起來的水平。［⋯⋯］其風格樸實但富有為熒幕而生的新意。我看了五遍，每一遍都因不同的原因喜歡它。」

 

從這幾篇文章中能覺察出當時的形勢：它們的寫作時間都在新浪潮真正開始之前，年輕導演們的此時尚未完成各自的第一部長片。侯麥是新浪潮前夕寫下這些文字。然而當運動真正展開，他卻不願意參與其中。他似乎覺得時間還沒來得及完成其使命，因此無法當即評判這場運動的重要性。他在《電影手冊》中坦言：「要我在這批法國新電影中分出個高下來，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它們離我都太近了，我的選擇必定充滿主觀性⋯⋯我心裡清楚，新浪潮將被載入史冊，但是歷史會做出篩選，而我無法預言其結果。」侯麥似乎擔心他的偏好或者言論被視為「幫襯自己人」，而且當時的確有這種說法籠罩著侯麥領導下的《電影手冊》。

 

如果借用特呂弗提出的電影作者論，或許可以將這種做法戲稱為「電影夥伴論」，然而《電影手冊》目前並不準備擔負起這樣的角色，可以說這已成為每期版頁間的一根敏感神經。1960到1961這兩年，《電影手冊》傾注大量精力關注洛塞、朗、普雷明格、富勒、威爾斯、庫克、曼凱維奇等導演，以及古代或神話題材的驚險電影，甚至寧願花筆墨評述非一流的導演，諸如科塔法維、奎因、多南、塔許林、路德韋格等人，也不去關注法國電影，尤其對新浪潮電影避而不談。這樣做只是逃避問題，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侯麥坦言：「60年代初，我們和特呂弗意見相左。他覺得《電影手冊》應該言辭激烈地為新浪潮辯護，而我認為那是錯誤的，因為在旁人看來就好像我們在抱團取暖。」

 

接下來，新浪潮的導演們陸續推出第二部、第三部作品，其中包括特呂弗的《槍擊鋼琴師》，戈達爾的《女人就是女人》，夏布洛爾的《雙重詭計》《馬屁精》《好女人們》，以及德米、阿斯特呂克、魯什、羅茲埃、卡斯特、多尼奧—瓦克羅茲等人的新作。這些影片在票房方面幾乎全軍覆沒，引發了對新浪潮運動的猛烈抨擊，這期間，侯麥的《電影手冊》一直沒有站出來發聲。

 

戈達爾電影《女人就是女人》劇照。

 

1961年起，輿論普遍對新浪潮不利，媒體紛紛指責它敗壞了法國電影的形象，使得觀眾不願去電影院。正如皮埃爾·卡斯特所述：「法國電影生了病，這一點毫無疑問。至於疾病類型則需要進一步探討。人們都說電影觀眾越來越少，於是搬出顯微鏡查看，果然發現這個奇醜的怪物：新浪潮。只見它張牙舞爪，帶出附庸風雅的風氣，使批評也染上病毒。總之，得交給歐迪亞醫生註上一針靈藥，病人才能痊癒。真是奇特的藥物。」

 

電影編劇米歇爾·歐迪亞前不久為《藝術》撰文，痛斥新電影人在倒觀眾的胃口：「特呂弗（或戈達爾）放到內行人面前就是個笑話，卻讓可憐的侯麥欣賞不已。在過去，人們閒來無事就聚在桌邊喝茶聊天，現如今無所事事的人則聚集在熒幕前面。上周是侯麥吹捧波萊，這周是特呂弗奉承侯麥，下周就要輪到波萊把戈達爾或夏布洛爾誇上天了。這些人只會相互抬舉，法國電影近一年的情形莫過於此。新浪潮已死，說到底也沒有怎麼『新』，倒淨是『浪』了。」

 

特呂弗在1960年9月26日的一封信中稱新浪潮運動「成日受到電臺、電視、報紙的攻擊」。他寫道：「我並沒有受到迫害，也不像稱這一切為陰謀，但是很顯然，當下年輕一代出品的電影，只要稍稍偏離了常規，就受到影院經理和媒體評論的一致聲討。這可以說是舊浪潮的報復之舉。」

 

在法國電影如此混亂、新浪潮腹背受敵的情形下，該採取什麼立場？特呂弗決定反擊，儘管他心底很清楚有許多貼上新浪潮標籤的電影質量並不過硬。「以前，戈達爾、雷乃、夏布洛爾等等，我們這群人在接受採訪時會說『不存在新浪潮，沒有這個說法』。但後來，我又希望加入這場運動。應當為屬於新浪潮陣營而感到驕傲，正如德佔時期依然自豪的猶太人那樣。」

 

《槍擊鋼琴家》和《女人就是女人》先後失利，特呂弗和戈達爾堅稱，儘管這批年輕導演各有特色，但「新浪潮精神」的確存在。《電影手冊》的情況則不大明朗，面對這樣的衝突，侯麥領導的編輯部（以及侯麥本人）轉而將精力傾注給法國電影資料館以及經典電影。恰好亨利·朗格盧瓦於1962年舉辦了一場頗具規模的霍華德·霍克斯電影回顧展。侯麥親自帶領一群年輕影評人前往烏爾姆街的放映廳觀看了一場又一場，畢竟這是侯麥時代的《電影手冊》最為看重的一位導演。

 

特呂弗

 

然而，這種對新浪潮坐視不管的態度使雜誌的其他元老著實震驚。即便受到攻擊的是新浪潮的標識電影，《電影手冊》也小心翼翼地不還口，夏布洛爾感到十分氣憤：「可以肯定的是，要是放在過去，《女人就是女人》這麼好的影片在我們的幫助下必然成功。好東西就應該推廣支持，採取任何手段都不過分，對那些找罵的人絲毫不必客氣。當初特呂弗就是這麼給《電影手冊》寫文章的，引起了巨大反響。我們能邁好做電影的第一步，其中多少有他的功勞。現如今，重要電影不斷遭遇失利，你們《電影手冊》的人居然還有心思寫別的！但凡《女人就是女人》這樣優秀的作品不成功，就是你們的失職⋯⋯」

 

戈達爾此時也認為雜誌鬥志渙散：「 《電影手冊》曾經是一支特遣隊，現在如同和平年代的軍隊，只是偶爾出趟操。」自1961年起，雜誌受到四面八方的指責，特呂弗對它的保守態度大為不解，甚至相當不滿。

 

侯麥既不喜歡戰爭或筆頭論戰，也不喜歡「電影夥伴論」，但他內心清楚現在必須表明立場，因為其他朋友已經開始質疑他《電影手冊》主編的地位。新浪潮有不少導演都出自《電影手冊》，出於對他們的支持也要傾向該運動。這一轉變雖然緩慢，但意義重大，經歷了身份困境的《電影手冊》總算逐步重拾戰鬥性的文風。

 

轉變的第一步由侯麥邁出，此前保持審慎態度的他，在沉默兩年之後首度撰文，參與對法國電影的討論。1961年7月，侯麥發表了這篇宣言性質的文章，題為《美的品味》，他試圖「客觀地」評價新浪潮運動，選出其中三部新作品與永恆的經典作品加以比較，分別是阿斯特呂克的《獵物的陰影》，夏布洛爾的《馬屁精》，以及魯什的《人類的金字塔》。比較對象為奧託·普雷明格，在他看來是「絕對電影」和「純粹之美」的標準。

 

這篇文章有宣言的意味，因為侯麥是以雜誌的名義開口，替「我們」發聲，而這個「我們」懷有「用永恆的觀點來看待的評判野心」。侯麥採取的是「博物館視角」，他想為電影建造博物館，勢必要精選出最美妙的作品。現在他將三部新浪潮電影引入這座萬神殿，便是打響了「最積極、最明確、最契合形勢」的一槍。人們鼓勵他加入鬥爭，這就是他的回應，儘管談論的是現時的一場運動，他還仍然要提出永恆與博物館的標準。

 

「我想表明，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幾部作品中體現了美——對，就是這個詞——因此很容易就平衡並掩蓋了媒體樂於揭露的那些缺點。我還要說，在這裡，發覺新意也與感受美緊密相關。」就這樣，他總算表了態，文章莊重嚴肅，令人敬畏，頗有布瓦洛的風格，稱得上侯麥電影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但它並非完美，尤其在批評策略方面欠缺考慮。特呂弗、戈達爾、裡維特、多尼奧、卡斯特⋯⋯所有這些人，侯麥一個都沒有談到。他剛登上批評論戰的擂臺，轉眼又以永恆之美的名義抽身而退。這離夏布洛爾所言——為維護新浪潮而「採取任何手段都不過分」還差很遠，既沒有「對找罵的人不客氣」，也沒有「引起巨大反響」。作為運動的主力軍，導演們無法將自己代入到侯麥對經典的頌歌裡，不免懷疑文章的鬥爭效力。簡而言之，他們很憤怒。

 

反侯麥派的攻擊

 

新浪潮的核心人物決定發起攻擊反對侯麥。作為雜誌的元老人物，他們希望將《電影手冊》變成新浪潮運動進行鬥爭的大本營。儘管雜誌向來主張在檯面上探討不同的影評觀點，但這次攻擊並非在光天化日下進行（這是它不對的地方）。尤其在侯麥看來，這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共謀。

 

戈達爾

 

事情發生在1962年6月初。多尼奧、裡維特、特呂弗、戈達爾和卡斯特，這五人經商討決定向侯麥提議「集體領導」雜誌社，以便將新浪潮充分引進領導層，進而徹底轉變雜誌走向。最初幾次討論會上，侯麥對此充耳不聞。很快，五人意識到必須撰文一篇，才能明確表達他們的意願，並作為行動宣言，以期打造他們所憧憬的全新的《電影手冊》。

 

此事由多尼奧負責。他當時正在伊斯坦堡拍電影，片子是阿蘭·羅伯—格裡耶的《不朽的女人》，由他和女伴弗朗索瓦絲·布裡翁出演男女主角。他起草了一份社論，解釋了雜誌為何作出調整，6月15日寄到特呂弗手中，希望刊登在頭版。文章措辭準確得體，較為含蓄地批評了侯麥的路線。多尼奧是個顧全大局的人，他沒有忘記侯麥在雜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當初人們紛紛轉向拍電影的時候，只有他甘願獨挑大梁。

 

這篇「五人宣言」由多尼奧—瓦克羅茲、戈達爾、卡斯特、裡維特和特呂弗聯合署名，爭取將《電影手冊》與新浪潮運動緊密貼合在一起：「法國電影正面臨危機，形勢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峻。這時候總得要有罪人，於是人們說：是新浪潮的錯。如果這一標籤指的是《電影手冊》走出來的導演，加上其他一些優秀導演，諸如雷乃、瓦爾達或是德米，那麼這種指責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我們並不慚愧於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們明白爭辯也是無益：這種宣判並非基於實證分析，而是因為道德聲稱不允許拍攝這類影片，稱它們有損法國電影產業。至於公眾，他們無權參與評判：他們的電影品位已被人決定。而《電影手冊》正是策劃這些行動的窩點，真應當一把火燒了。」

 

接著，多尼奧嘗試解釋與法國電影危機如影隨形的另一個危機，即《電影手冊》面臨的危機。「 《電影手冊》該不該燒？或許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要提這樣一個問題：曾給它帶來顯赫聲名的那些人，為何如今的目錄裡再也難見他們的名字？首先，我們想給年輕一代電影愛好者更多表達機會，其次拍攝電影需要佔用大量時間，最後也是尤其重要的原因是，一旦我們『開始職業導演的生涯』，就很難說別人不好或是稱讚朋友了。我們不約而同都曾借《電影手冊》作跳板，它不應成為我們自鳴得意或自我陳情的平臺。」

 

末了，多尼奧（他自己這樣說）「讚頌了大莫莫（侯麥）」，緊接著（這一點做得很好）說明宣言的真實訴求：「今天，我們都希望能在《電影手冊》的工作中盡更大一份力。當初我們紛紛轉向電影行業時，唯有一人願意留下來掌舵。埃裡克·侯麥是這支火把的忠誠衛士。多虧有他，這本黃黑色封面的雜誌才能夠每月出版，並在全世界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他沒有辜負奧裡奧爾和巴贊的心血。他嚴厲的作風從未動搖，他辛勤的工作從未停歇。現在我們重新聚在他身邊，一塊兒看著搖籃裡正在茁壯成長的雜誌，我們將重新關懷這孩子。《電影手冊》需要再度成為鬥爭的武器，我們將幫助它完成轉變。」

 

將《電影手冊》變為為新浪潮辯護的鬥爭武器，讓名正言順的元老們回歸，取代過於稚嫩、盲目崇拜美國經典的年輕影評人，這就是對侯麥那篇《美的品位》直截了當的回答。雙方針鋒相對，矛盾一觸即發。

 

埃裡克·侯麥

 

侯麥堅決不接受五人宣言，不願意加入自己的名字，也不同意在《電影手冊》上發表。特呂弗在1962年7月5日給多尼奧的信中寫道：「您的文章寫得棒極了，我和卡斯特、裡維特進行了輕微刪改，但有個很大的麻煩：莫莫不同意發表。他的理由如下：1.他抱怨您沒有親自給他捎個信；2.他認為雜誌正處於極好的狀態，這是他的觀點；3.他承認有些方面還可以改進，他自會慢慢考慮；4.他聲稱刊登社論會導致發行量減少；5.他抱怨我們幾個後來都沒再參與雜誌的撰稿及編輯工作，他覺得最好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證明自己的才能，從9月開始切實履行審校和編輯工作，如果結果可以的話，年底宣布編輯委員會的組織名單。事情就是如此。現在只有兩種解決方案：要麼向他妥協，要麼讓他走人（雜誌的幾位大股東尤其經營人的確有權這樣做）。我當然傾向於第三種方案，但它是什麼呢？」

 

必須緩和緊張的局面，並找到特呂弗趣言的「第三道路」。擅長外交手段的多尼奧開始想辦法，他直接給侯麥寫信解釋情況：「特呂弗、裡維特、卡斯特和我商討提出設立編輯出版委員會的建議，但我聽說您為此十分惱火，懷疑我們在您背後搗鬼⋯⋯請回想一下，在我前往伊斯坦堡臨行前幾天，我們倆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已經向您詳細說起讓老隊伍回歸《電影手冊》，也說起我將與特呂弗碰頭商議此事。所以根本沒有陰謀詭計一說。其次，想回到雜誌社的這幾位可謂名正言順。當初《電影手冊》發行了兩年都影響平平，如果沒有特呂弗和裡維特開始為其撰稿，根本不會獲得後來的成功。至於我，我的權威還需多說嗎？您每天所做的工作——為《電影手冊》兢兢業業的付出——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曾由我負責，且不論喜憂幾何。因此我很清楚我在說什麼，看到有些曾經『撒手不管』的人現在又想摻和雜誌社的事情，您十分惱火，這種心情我也非常能理解。曾經，特呂弗和裡維特在我創立的事業上安營紮寨，鼓吹與我的初衷背道而馳的觀點，我那時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巴贊勸我說，應當給他們施展拳腳之地，他是明智的。如今我們面對的情形雖然與當時不同，但本質上是相通的。

 

《電影手冊》出現了問題，它高談闊論各類學說，對時局卻麻木不仁。眼下到處都在談論法國電影遭遇的危機，絕大部分言論都站不住腳，有價值的評論倍受阻撓，在這種形勢下，《電影手冊》不能高居象牙塔之中，置身論戰之外。我們必須以我們的方式和風格回到戰鬥中去，保衛我們的營壘，不用怕別人說三道四。當然也可以（您已經這樣做了）歡迎新成員加入⋯⋯不過眼下這批年輕人文風過於抽象、教條，在麥克馬洪派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下難以找到自己的定位，顯得不倫不類。我想做的並非『革命』，而是為雜誌帶來一些它欠缺的東西。特呂弗、裡維特、卡斯特、戈達爾這支小組恰好可以完成這一任務，因為他們幾人各有特色，甚至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嘗試一下能有什麼壞處呢？我很清楚《電影手冊》欠您的恩情——沒有您，它根本堅持不到現在，更別說擁有卓越的風格及表達水準了——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否定已經完成的事業，而是為它添磚加瓦。」

 

侯麥回信一封為自己辯護，逐一闡述自己與團隊為雜誌帶來的貢獻，洋洋灑灑寫了足有31頁紙，於1962年7月中旬寄給多尼奧。這封信的核心觀點，正如侯麥在信中所寫，強調了在其領導之下，《電影手冊》成為「電影愛好者自己的雜誌」，其影響力與嚴肅性正源自「與新浪潮保持距離」。收到這封彬彬有禮但話露鋒芒的來信幾天後，確切說是1962年7月21日，多尼奧給特呂弗寫信，當中就侯麥的意思做了總結：「簡單講，莫莫拒絕做出任何調整，而且不管我怎麼澄清，他篤信這是一起『陰謀』，十分懷疑我們動機『不純』⋯⋯基於這些，他拒絕辭去主編職位，並且強調說《電影手冊》是他唯一的經濟來源，而且這筆微薄的薪水僅夠他每天吃一頓飯⋯⋯總之，我們幾個必須見面討論才能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埃裡克·侯麥

 

由於侯麥堅持自己的立場，「五人組」決定加強監督，伺機行事。多尼奧—瓦克羅茲8月8日拍完戲從伊斯坦堡回來，月底，五人聚集到特呂弗的馬車影業公司，決定組建一個半正式的「審查委員會」，如果雜誌面臨危急情勢，他們在必要時會採取行動。於是，1962年夏天至1963年夏天，侯麥的《電影手冊》受到監管，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頭 頂。侯麥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儘管他致信多尼奧時表現得極不開明，但實則思維開放，因此逐步往雜誌裡摻進新浪潮的水分，不時發表幾篇相關文章，而不只是專注於永恆美，甚至連法國電影資料館舉辦的部分影展也不去。

 

1962年8月，雜誌決定公開回應「夥伴論」的質疑，也正是這種聲音導致它一直以來無法為法國年輕一代的電影發聲。五人組成員皮埃爾·卡斯特擔起這次任務，點評了雅克·多尼奧—瓦克羅茲的電影《跳動的心》，儘管他不擅長這類文章，但寫得頗有水準，稱得上新浪潮運動最好的文本之一。卡斯特大大方方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因為「不應當羞於」為新浪潮辯護。除他之外，還有一位1962年9月才剛加入新浪潮陣營的新成員：讓·杜歇。他的加入意義不同凡響，作為侯麥的得力副手，他向來對新浪潮運動提不起興趣，至少從他在雜誌的活動看來是這樣。那年9月，身在威尼斯的杜歇撰文熱情讚美戈達爾的新影片，並由此加入論戰：「 《隨心所欲》的水準超過了不知多少導演，這絕對是一部傑作，是戈達爾本人乃至整個新浪潮第一部完美無缺的作品。」

 

特呂弗的《儒勒與吉姆》被電影監督委員會判定為傷風敗俗，禁止18歲以下人士觀看，侯麥毫不猶豫站出來為導演、為新浪潮說話：「新浪潮經受過很多指責，其中最匪夷所思的罪名就是傷風敗俗。人們似乎已經忘記，八年前特呂弗曾寫過一篇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他指出法國最優秀的電影大師都對黑暗、狹隘、淫蕩、汙穢的元素毫無避諱，甚至在他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無法以現實主義為名搪塞過去，足以引起公憤。你們至少應該承認，如果非要說傷風敗俗，那些大師級的作品可比現在的影片厲害多了！怎麼現在就這麼叫囂呢？沒錯——歷史已經證實——對真實的由衷渴求往往比傷風敗俗更容易招致審查，後者由於符合常規，所以一點都不叫人擔心。」此外，侯麥在接受《法國文學》的採訪時（這也是他最早的採訪之一）向傑拉爾·蓋岡闡明新浪潮的獨特性：「我認為，我們在拍攝方式、製片方法等方面帶來的創新並不是最基本的。關鍵在於主題的更新，即意識到必須做點不同的東西。」

 

自那之後，侯麥的《電影手冊》愈加關注新浪潮，雜誌的論調也愈加富於戰鬥性。這一明顯的改變趨勢終於在1962年12月催生出一期新浪潮特刊，距此次運動的開端已經過去四年。雅克·裡維特早在五個月前就指導準備好了這期內容，侯麥一直遲疑地扣押，現在終於批准發行。

 

夏布洛爾、戈達爾、特呂弗首次以電影導演的身份為《電影手冊》撰稿，法國電影的新一代導演以字典條目的形式被收錄進這期特刊，總計有150個條目。他們也沒有放過那些蔑視新浪潮的人，牽出來攻擊了個遍：喬治·夏倫索爾（Georges Charensol）、讓·科（Jean Cau）、雅克—勞倫·博斯特（Jacques-Laurent Bost）、路易·鮑威爾斯（Louis Pauwels）、亨利·讓松（Henri Jeanson）、米歇爾·歐迪亞（Michel Audiard）以及《正片》雜誌等。

 

最後，侯麥親自撰寫一篇社論，儘管此時他處於被監督的狀態，但文中的真誠卻不容置疑。社論表明了雜誌今後將不懈維護「我們眼中的真理」，侯麥寫道：「有人指責我們沒有站出來為年輕的法國電影說句公道話。它於我們不但珍貴，而且親近，談論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促成了新浪潮的誕生，因而我們缺乏評判它所必需的客觀性，甚至無法拉開足夠的距離去觀察它。然而它已然成為歷史事實，我們的雜誌也不可能視而不見。從現在起，我們要打消內心的顧慮。既然做不到退後一步去看，那不退也罷。既然我們很難站到新浪潮之外去審視它，那索性留在裡面。這種視角很特別，同時富有創造力。不苛求唯一的真理，但至少可以說出『我們眼中的真理』：究竟有多大價值，讀者自然可以見仁見智，但我們認為值得一聽。」這段文字真誠地為新浪潮辯護，十分契合時勢需求，它能否保住侯麥的主編位置？

 

裡維特VS侯麥

 

1963年春天，《電影手冊》內部對侯麥發起新一輪攻擊。雅克·裡維特是這次的主要推手，不過他的行動比較隱秘。他三番五次地質疑侯麥路線，抓住他的某些缺點、考慮不周之處加以指責，利用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做文章，聚集了一支「反動隊伍」，明確表示自己也可以掌管雜誌社。他那時沒有別的事情要忙，第二部長片也遇到困難，一時半會兒拍不了。

 

裡維特有特呂弗、卡斯特和多尼奧的支持，而侯麥有夏布洛爾和杜歇。兩人的最大區別並不在於知識見解偏差（儘管對於現代的觀念並不一致），而在於性格迥異。侯麥溫和禮貌，穩重大度，誠懇傾聽不同意見。裡維特卻不容人置疑，他在談話中佔據主導地位，觀點堅定，鎮定自若，會毫不猶豫地將反對者、平庸之輩開除出去。他一旦改變想法，必將有一陣大風大浪。無論是在《電影手冊》內部還是面對廣大電影愛好者，他都對其中一部分人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他的對手儘管尊敬他、但一點都不喜歡他，形容他專斷、傲慢、教條。

 

讓·杜歇就說過：「裡維特發現自己不再是背後的老大，於是氣急敗壞，搞起陰謀詭計，就像約瑟夫神父⋯⋯」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雜誌社的部分前輩（讓·多瑪爾奇、費雷敦·霍維達、菲利普·德蒙薩布隆）以及推崇侯麥的年輕評論家（克勞德·貝利、菲利普·于格）。

 

讓·杜歇

 

于格曾怒斥：「裡維特身上有聖茹斯特的影子。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雅各賓黨分子，對任何持不同意見的人都嗤之以鼻。他還喜歡像個學監似的教訓別人。」支持裡維特的人卻又是一番說法，他們認為他既有膽識又有才華。他最忠實的兩位支持者如是說：「裡維特的卓越才華無人能及」（米歇爾·德拉艾）；「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他在《電影手冊》讀信時，一看到新手寫的那些冗長無趣的投稿就直接扔進垃圾簍，還一邊開玩笑說，『我趕緊扔了吧，不然莫莫批准發表怎麼辦⋯⋯』 」（安德烈·拉巴爾特）。

 

裡維特和侯麥互相敬重，他們同樣推崇霍克斯，也都反對習俗成規。侯麥甚至還很欣賞裡維特的無所畏懼（他寫文章常常把話說滿，不留餘地），也重視他的電影，尤其是七十年代拍攝的實驗性較強的作品。

 

兩人的衝突首先出現在1962年12月，裡維特負責的新浪潮特刊發行的那段時間。這一期不但內容很多，出刊晚了些，而且還超出了預算。施洛德強調：「侯麥最討厭的事情就是超出預算，這在他眼中是最嚴重的錯誤，等於無知無德⋯⋯」主編因為這事大動肝火，嚴厲指責裡維特開銷無節制。據施洛德回憶，這是他「為數不多發火的時候」。

 

從那時起，裡維特就公開與侯麥對立，況且新浪潮的話題在《電影手冊》也變得極度敏感。米歇爾·德拉艾說：「他們發生了正面衝突，接著變成狂風暴雨般的一通爭吵。從那之後兩個人就開始對著幹，裡維特一門心思和侯麥過不去⋯⋯」拉巴爾特也證實：「裡維特把我們叫過去說，『侯麥現在有問題，什麼都得他和杜歇說了算，可他又不嚴格把關：糟糕透頂的文章也能發表，反動分子大搖大擺地出入雜誌社，新浪潮得不到我們的關注，這兒連個編輯委員會也都沒有。必須做出改變，趕走侯麥。』從那時起裡維特身邊形成了準備行動的小圈子，其中包括特呂弗、多尼奧、卡斯特、德拉艾和我。我們周末會去位於諾讓的雅妮·巴贊家開會。」

 

裡維特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衝突也超越了新浪潮的範圍。最主要的鬥爭點是政治，這也是裡維特攻擊侯麥最有效的武器。他認為侯麥引導下的《電影手冊》已然成為右翼聚集的窩點，刊登出來的某些文章幾乎是在宣揚法西斯和種族主義。

 

多尼奧認為左傾一直以來都是《電影手冊》的重要傳統（尤其是在創刊初期），他自認為是這一傳統的守護人，因而和裡維特一道指責侯麥出現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偏差，居然讓一個「教條且反動的流派」給《電影手冊》施加那麼大的影響。他們指的是麥克馬洪派，其名稱取自麥克馬洪大街的同名電影院，離星形廣場不遠。有一個愛好電影的小團體經常在那裡放映電影，主要是他們的「四大天王」（洛塞、朗、普雷明格、威爾斯），以及富勒、都納爾、科塔法維、德萬、德米爾等。

 

至於新浪潮的其他電影——威爾斯兄弟、卡贊、維斯康蒂、費裡尼、安東尼奧尼、伯格曼等——他們統統看不上眼，認為它們充斥著道德頹敗，完全被輿論高估了。這個流派不乏博學多才的熱烈擁護者：米歇爾·穆爾萊、雅克·盧瑟萊、米歇爾·法

布爾、雅克·塞爾吉納（Serguine）、馬克·貝爾納、阿爾弗雷·艾貝爾等等。他們當中有一些也在《電影手冊》發表文章，例如穆爾萊。

 

麥克馬洪派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被忽視的藝術》，出自穆爾萊的筆下，1959年8月發表。這是一篇純電影宣言，純電影應當僅以其導演藝術（完美，近乎抽象，激發具有情感宣洩意義的美和暴力）徵服觀眾。除此以外的東西只能是醜陋荒唐的，都應當摒棄。

 

穆爾萊將查爾頓·赫斯頓與朱麗葉塔·馬西娜加以對比：前者是純粹導演藝術的絕對楷模，後者是「愚蠢無能、醜陋可憐的侏儒」，是墮落退化的怪物，拍出的電影當然也令人生厭。從對美麗身體的讚美到對醜陋軀殼的唾棄，他給出劃分電影的等級制度/他將電影分成三六九等。這樣的等級觀念放在藝術形式層面上形成嚴苛的正統審美追求（憎惡矯揉墮落的畸態審美），而且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也有相應的訴求。穆爾萊自己也承認：麥克馬洪流派的電影思想提倡精英種族，趨近「人們所說的『法西斯主義』 」。

 

誠然，1959年的麥克馬洪派奉行不問政治的規則，沒有任何成員公開表達過極右思想，但這不妨礙該流派表現出異端性。因此同年8月，侯麥和杜歇決定發表《被忽視的藝術》時十分謹慎。正文部分使用斜體印刷，而且在文章前面有一段編輯按語：「儘管本刊比人們想像的更為開明，但針對下面這篇文章的觀點，本刊僅對其中某幾點表示贊同。然而再極端的觀點也值得人們傾聽，因此我們堅持將此文獻給讀者，並不多加評判。」

 

裡維特和多尼奧正是看不慣侯麥和杜歇接受這種爛文章，哪怕在保留意見、保持距離的前提之下，雜誌社還沒有徹底倒向麥克馬洪派。除此之外，裡維特還翻出另一篇思想有問題的文章：發表時間為1962年1月，由菲利普·于格評論約翰·福特的《馬上雙雄》。裡維特指出有一段話含糊曖昧地討論了時下的熱點——當時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剛剛結束——種族主義。

 

約翰·福特電影《馬上雙雄》劇照

 

于格寫道：「在約翰·福特看來，現代人談論種族主義時，會給它披上面目可憎的科學學說外衣，然而它本質上僅僅是一種蹩腳、鄉氣的趕時髦心態，並不比真正的趕時髦更加兇險。

 

簡言之，它純粹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裡維特認為這是在有意淡化種族主義的危害，因而大發雷霆，並於1962年12月親自撰寫親國民陣線的文章駁斥于格的評論，他談到1961年10月在巴黎發生的暴力屠殺，那次事件中有將近250名馬格里布人遇害。文中公開支持雅克·帕尼熱爾（Jacques Panijel）的《十月巴黎》，該片揭露了北非裔在法國的生存境況，以及1961—1962年那個冬天他們的鬥爭。「這部影片是我們時代歷史的重要檔案，」裡維特寫道。

 

雙方對歷史事件各執一詞，唇槍舌劍不可避免。裡維特指責侯麥把自己的政治觀點加入刊物。他很反感于格（同時也為《法蘭西民族報》撰稿）的那些文章，也討厭在雜誌社遇見侯麥的某些老朋友，尤其是讓·帕烏萊斯科（Jean Parvulesco）。此人是法國秘密軍成員，羅謝努瓦（Rocher-Noir，又稱黑石鎮）政府頭目之一，職位類似法屬阿爾及利亞地下運動組織的文化部長，在西班牙度過幾年流放生活，1962年回到巴黎。

 

侯麥偶爾也會挑釁，比如在雜誌社看《法蘭西民族報》並不遮遮掩掩。但他既非戰鬥分子，也非極端分子，而是想保持《電影手冊》的中立性，不倒向任何陣營。正因如此，他從不刊登影射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文章（除了上文提到的被裡維特指責的那篇）。這樣的中立性在那一時期的法國媒體十分罕見。可是令裡維特感到不滿的恰恰是使雜誌置身事外，不管是在新浪潮的問題上還是在政治方面。

 

侯麥本人並不介意表達個人見解，他不贊成戴高樂「背叛薩蘭將軍，賤賣阿爾及利亞」，傾向支持法屬阿爾及利亞，對感覺「被法國拋棄」的聲音表示理解。施洛德是年輕的進步人士，他回憶說：「他對戴高樂的態度非常震驚。」左派人士米歇爾·德拉艾補充道：「侯麥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都知道他的政治觀點相當傳統，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阻攔其他觀點的人在《電影手冊》上各抒己見，這一點很不容易。」

 

裡維特和侯麥的另一個衝突點在於對文化現代性的態度。裡維特想制定一個改革綱領，他公開支持外國出現的新導演：義大利的貝託魯奇和帕索裡尼，美洲的卡薩威特，英國的自由電影運動，德國奧博豪森宣言的導演們，日本的大島渚，波蘭、捷克、匈牙利等中歐國家的年輕導演⋯⋯他抗議《電影手冊》對安東尼奧尼和布努埃爾這兩位「偉大的現代導演」缺乏重視，希望雜誌能給予正在國際舞臺上愈加重要的新流派應有的關注度（結構主義、符號學、具體音樂等）。

 

裡維特認為，電影評論家不應該對羅蘭·巴特、列維—史特勞斯、福柯、波朗、索萊爾斯、普萊內、布列茲、梅西安、斯託克豪森等人的發現置若罔聞。「我注意到，我們如此喜愛的美國電影已經屬於過去⋯⋯不管願意與否，目前歐洲電影的發展趨勢才是電影的未來。無論人們喜不喜歡，歐洲新電影都處於先鋒地位。我不喜歡先鋒這種說法，也可以說它成為世界電影探索前進的領頭羊。必須緊隨現代藝術的這一發展步伐，哪怕是放手一搏——生活不正需要放手去搏嗎⋯⋯」

 

相比之下，侯麥對於現代性的態度更加傳統、矛盾，更有啟發性。他好奇心很重，熱衷實驗，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涉及現代性的實驗。例如他在《電影手冊》發表文章評論伊西多爾·伊蘇創立的字母派詩歌，以及體育題材影片。他還對建築學感興趣，包括當時尚未建成的新城。他也曾借鑑現代繪畫當中畢卡索等抽象派畫家發起的藝術革命；《獅子星座》的配樂遠談不上具象；他支持16毫米鏡頭，支持魯什、利科克、布洛爾特等人的創新探索，支持直接電影和真實電影的嘗試。簡單將侯麥視為經典電影代言人是有失公允的，侯麥的電影思想複雜且多面，他以經典的眼光關注現代藝術。

 

侯麥電影《獅子星座》劇照

 

侯麥對現代性的態度有點矛盾，然而裡維特主張綱領性地推行現代性。裡維特希望使批評成為現代電影「探索前進的領頭羊」，他吸納羅蘭·巴特、布萊茲、列維—史特勞斯的思想，期待將其作為《電影手冊》的行動綱領。儘管侯麥和杜歇反對將批評變成「別人的影子」，他的戰略宣言仍在1963年春天達到了目的。考慮到《電影手冊》所處的政治—知識—文化背景，裡維特的立場符合人們渴望看到新前景的訴求。

 

《電影手冊》的侯麥時代的終結

 

哪些人的訴求？這是個問題。裡維特、多尼奧—瓦克羅茲、特呂弗、卡斯特、拉巴爾特、德拉艾組成了傾向於改變的一方；而侯麥、杜歇、多瑪爾奇以及雜誌社一些年輕人則組成反對的一方。雙方基本勢均力敵。正如特呂弗1962年7月信中所說，他們可以合法地趕走侯麥，因為多尼奧是雜誌社的經營者，他和另外兩位股東——百老匯影院的經營人多西亞·瑪熱（Dossia Mage），雷奧尼德的女婿雷昂納爾（雷奧尼德是雜誌社創始人，1957年去世）——擁有真正的決策權。

 

但如果要使用強硬手段，前提必須是有一支隊伍願意追隨裡維特續寫《電影手冊》傳奇。因此，戰爭在基層打響，聚焦在雜誌社的年輕群體身上，其中有不少人是由杜歇和侯麥親自帶上路的。現在需要扭轉局面，為了成功地排擠侯麥，必須逆轉最新一代的觀念，也就是1962年進入雜誌社的一批年輕人，他們剛來沒多久就正遇上了派別鬥爭。

 

讓—安德烈·菲耶斯基的第一篇文章（評論尼古拉斯·雷）發表於1962年3月；讓—路易·克莫裡（評論霍克斯和普雷明格）則是同年9月。1963年3月，克莫裡發表題為《電影萬歲》的宣言，使他成為這批新人的領導者。在他們身後，還有韋基亞利、讓·納爾博尼（《正片》諷刺他們是「科西嘉幫」），以及塞爾熱·達內、路易·斯科雷奇、雅克·邦東等人。他們初來乍到時屬於侯麥派，更準確地說屬於杜歇派，但是迅速意識到雜誌社內部分成了兩大陣營。

 

他們被裡維特的才幹和「現代化」綱領吸引，也期望在其身邊大展宏圖。他們先是「仔細觀望」，就像德拉艾所說，然後倒向勢頭更強的一方。侯麥追憶此事時寫下：「1963年3月至5月：《電影手冊》內部發生革命，讓—路易·克莫裡和讓—安德烈·菲耶斯基把我攆出雜誌社。」杜歇十分惋惜：「真沒想到我帶進來的幾個年輕人會在背後捅我一刀⋯⋯」

 

1963年3月，侯麥的一個疏忽加速了事情的進展。阿蘭·羅伯—格裡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3月27日即將上映，該片前一年夏天在伊斯坦堡拍攝完成，由多尼奧—瓦克羅茲主演。《電影手冊》僅有一名編輯（弗朗索瓦·韋耶爾岡斯）出席了媒體放映會。

 

影片臨上映幾天前，憤怒的多尼奧給「他的」雜誌主編寫了封信：「近日以來，《不朽的女人》映前場次全部座無虛席，不是誰都有機會來看。波朗今天特意一大早去看了9點場次，科克多夫婦、馬爾羅、雷乃、格諾來看，也是提前打了招呼。其中有一場放映室特別為《電影手冊》準備的，可結果呢？只有一個觀眾⋯⋯我無話可說。且不論看完之後會如何評價，人家好心好意地給咱們雜誌社特別放映一場，正常人都不應該這樣冷淡回應，我認為這實在太過粗魯。

 

阿蘭·羅布-格裡耶電影《不朽的女人》劇照

 

《電影手冊》做什麼都不會使我震驚了，但對於有點驚訝的現場工作人員，我真對他們感到抱歉。」侯麥和多尼奧相互有些誤會。後者坦率地表示，今後會幫助別人取代他的主編地位。此外，雜誌社的財務情況也不容樂觀，雖然並不十分嚴重。《電影手冊》陷入平淡的機械運轉，發行量在1959年至1961年尚且有所增長，現在卻停滯不前。1963年第一季度，雜誌社出現虧損，這是1957年以來的頭一回。侯麥非常難過，把錯誤歸咎於裡維特和他的新浪潮特刊，而這期特刊正是多尼奧為首的「五人組」強烈要求的⋯⋯

 

多尼奧給侯麥提了最後一次醒：必須改變《電影手冊》的領導方式，打破當前的工作日常，成立編輯委員會，由前輩和新人共同負責，找到一位能以新方案重振《電影手冊》的編輯。侯麥表示拒絕，他尤其不接受把杜歇踢出領導層。多尼奧回憶說：「我提醒他了，可是一點用都沒有。侯麥這人可不是一般的固執。作為電影導演，這是他的一個長處，可是在《電影手冊》的事情上，他的固執導致的後果卻是雜誌社負責人於1963年5月召集會議，商討接下來該怎麼辦。在侯麥看來，這次會議簡直是天大的醜事，因為他堅持認為主編的職責應該由他獨攬。雙方的分歧最終爆發成衝突⋯⋯」

 

1963年5月中旬，多尼奧所說的會議在雷昂納爾·凱熱爾住處召開。凱熱爾這樣描述：「裡維特奪權是一出經過策劃的詭計，其共謀者需要拉攏我的意見，以確保能夠成功。裡維特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必須見一面』，語調客氣但是堅定。他來了一隊人到我家，其中有幾位雜誌社前輩，多尼奧、特呂弗、卡斯特，也有年輕一代，菲耶斯基、克莫裡、拉巴爾特、德拉艾他們。他們跟我說，『真是拿侯麥沒辦法，他現在完不成拼版，財政也出現問題，我們想把雜誌交給裡維特⋯⋯』多尼奧堅持這樣做，我後來也表示同意，儘管在那之前我一向很支持侯麥。」

 

讓·多瑪爾奇為了幫助侯麥一方，試著提議與讓—皮埃爾·梅爾維爾一起買下雜誌，讓他做主編。不過多尼奧和特呂弗推翻了這個設想。

 

至於侯麥這邊，1963年4月底，他預料自己地位將要不保，於是諮詢自己的法律權益，想知道可以提出什麼要求，可以有何退路。他聯繫到法國記者工會和法國基督教工會聯盟，負責人安德烈·蒂塞蘭德於5月24日接見了他。此外，侯麥還見過律師瑪麗—克萊爾·薩爾維，後者在1963年1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向他分析形勢：他有權得到解僱的預先通知，一筆假期津貼，以及一筆解僱補貼。她還建議他申請「違約金」賠償，但表示不一定能獲賠：「關於解僱理由是否合理，法律上並沒有細緻的規定。我衷心希望不會發展到那一步，最好你們能和氣地解決此事。」

 

然而三位股東，多尼奧、凱熱爾、瑪熱還是決定辭退侯麥。1963年5月31日，多尼奧以雜誌社聯合主編的身份發出通知函：「親愛的侯麥，當您讀到這封信時，應該不久後就會收到您的正式解聘函。我很遺憾事情會發展到這一地步，我在您眼中成為搞小動作的無恥之徒。但是，《電影手冊》的創始人中只有我還留在這世上，因此責無旁貸地要保護它，而且我也沒有逃避責任的習慣。早在將近一年前，我曾經提議做出一些改革。我一直相信，如果我們做了那些改變，根本不必要像後來那樣弄到天翻地覆。但是您沒有相信我的話，於是事情朝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從我來說，我並不願意看到這樣結局，可是已經無法挽回。儘管我對於《電影手冊》的理念與您不同，但我一直尊敬、重視您的理念⋯⋯並且欽佩您為雜誌的辛勤付出。您在最後一刻沒能與我們一同拯救它，對此我無比遺憾。但無論如何，請您相信，在整件事情中，我絕沒有不正直的行為；和其他人一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電影手冊》著想。您的朋友，多尼奧。」

 

5月30日18點，蒙日街72號，侯麥的確收到一封需要回執的掛號信，來自《電影手冊》：「親愛的朋友，如您所知，本社現進行人事調整，您的主編職務將於1963年6月1日終止。您將獲得一份工作證明，以及如下款項：解僱通知2400法郎，解僱賠償4535法郎，假期津貼600法郎，總計7535法郎。鑑於《電影手冊》當前資金短缺，希望您同意接受分期結算：首款現付3535法郎，之後每月1000法郎，分四次結清。衷心感謝您曾為《電影手冊》執筆，請接受我們最誠摯的敬意。」侯麥當時的唯一收入來源就是雜誌社的薪水，他提出增加賠償金額並最終達成：總計10568法郎，約合四個月的工資。對雅克·多尼奧—瓦克羅茲來說，不得不辭退侯麥是很不愉快的經歷：「真沒想到我們居然請走了侯麥先生。」

 

摘編｜徐悅東

編輯｜張婷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