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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網·海報新聞記者 張穩 張珈瑋 呂樂 濟南報導
「對於大多數患者家屬和臨床醫生來說，我們帶來的更多的是死亡……」
「緊張，特別緊張，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手心都是汗，把手裡的筆和紙都沾溼了，比我高考、結婚都緊張……」
「經常失眠，手機從來不關機，經常半夜就要去外地……」
「聽到過很多特別難聽的話，特別刺耳，曾經有一次，有40多個人圍攻我……」
類似於這樣的表述，還有很多，全部來自於三個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人。而這三個人，從事同一個職業——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隸屬於同一個組織——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簡稱opo）。
死亡，只是生命的結束，卻不是最終的結局。而在死與生之間，他們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因為「器官捐獻」這份來自生命盡頭的饋贈，是許多家庭重生的希望。
40多人圍攻
2020年初冬的一個下午，在山東濟南山大二院見到劉紅的時候，她穿著一身白大褂，和醫院裡忙忙碌碌來回穿梭的醫生別無二致。交談中，劉紅平易近人的氣質、清晰流利的表達，樂觀開朗的性格，完全讓人想不到，10年間，她零距離接觸了300多次死亡。
劉紅是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用她的話說，她是一個奔走在生死之間的人。
今年是我國開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十周年，也是劉紅從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第十年。「2010年7月，我參加全國第一期人體器官捐獻知識培訓班，當時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雖然開展這項工作很有難度，但是凡事總得有個開端，總得有先行者。」
就這樣，劉紅成為了全國首批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剛開始的時候，從事這個工作的人很少，山東省也就只有13個專職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我們的工作，就是及時發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向家屬宣講器官捐獻政策。」經過短短幾天的培訓之後，劉紅開始研究國家的相關政策，和醫院裡的臨床醫生交流，了解病人的相關情況。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之後，劉紅才發現，她還是低估了這件事情的難度。
「剛開始試點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沒聽過器官捐獻。要把國家的相關政策介紹給患者家屬，讓家屬在接受救治無望的結果的同時，還要認可捐獻並同意捐獻，特別難。」劉紅說，從2015年1月1日開始，公民自願捐獻成為唯一的合法來源，但直到那時，很多老百姓都幾乎沒聽說過器官捐獻。
「剛開始的時候，100個人能有5個同意捐獻就算是成功率很高了。」直到2013年，劉紅才成功協調了第一例器官捐獻。
劉紅和臨床醫生在討論患者病情
「你捨得這樣對你的父母嗎？」「你沒有孩子嗎？你不怕遭報應嗎？」從2011年開始從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每次聽到這樣的話還是會讓王憲英特別難受。「聽到過很多特別難聽的話，特別刺耳。曾經有一次，有一個潛在的器官捐獻者是一個15歲的小孩，我去協調的時候，有40多個人圍攻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
「別說家屬接受不了，連很多臨床醫生都不能理解，他們覺得我是從他們手裡『搶』病人。」王憲英說，尤其是一些區縣的臨床醫生，為了避免醫患之間產生矛盾，顧忌會更多一些。「剛開始我去基層的醫院，ICU的大夫、神經外科的醫生，他們不理解這個工作，有的乾脆直接就不讓我們進門。」
「最難的是在和患者家屬見面之前。」今年29歲的萬兆朋，兩年前正式成為了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他至今對第一次協調的情形記憶尤新。
「當時很緊張，來回踱步，反覆問自己，我應該說什麼，家屬問我相關的問題我能不能很流暢地回答出來。手裡握的筆和紙都是汗，人生前二十幾年可能就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
一直在路上
除了患者家屬和臨床醫生的不接受，剛開始時，他們還要面對家人的不理解。「中國人講人死為大，入土為安。我剛從臨床轉過來時，家裡的老人就非常不理解，覺得我的工作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不好的影響，擔心我的安全。還有就是因為這個工作要經常出差，顧不了家。」
正式成為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時候，萬兆朋剛剛結婚不到1年。「我妻子倒是非常支持我，但是我還是覺得非常對不起她。因為我們這個工作，經常出差，不能在家陪她。」萬兆朋說，他最難過時候，是妻子忘帶鑰匙，但他不能及時送過去，只能讓妻子在門口等開鎖公司來開門的時候。
由於山東多數城市沒有器官移植中心資質，只要收到當地有潛在捐獻者的通知，萬兆朋就要立刻趕往當地醫院，無論節假日還是深夜。
「一年當中，基本上是一直在路上，有可能回到家剛坐下和家人一塊吃頓飯，突然來電話，有合適的潛在器官捐獻者，立馬就得走。」籤字筆和器官捐獻登記表是他隨身背包裡從來沒變過的兩樣東西。
「手機24小時不關機，節假日也是。那時候經常失眠，經常凌晨4點，我還在想，如果有案例讓我明天早上趕到，我該怎麼跟家屬說，怎麼讓家屬同意捐獻去幫助有需要的人。」王憲英說，她錯過一秒，或許一個等待移植的患者就要錯過一生。
作為一個女性，王憲英坦言，幹這個工作壓力會更大。「一開始家裡都不理解，說你一個女同志整天往外跑，還有兩個孩子，就感覺壓力特別大。不過現在幹這麼多年了，慢慢的父母都理解了，都很支持，感覺這是個好事。」
「半年以後吧，家裡老人在電視上經常看到一些關於器官捐獻的宣傳，慢慢地也就了解了，接受了。」萬兆朋說，現在家裡老人給他打電話，一聽他在出差，就知道他可能是和患者家屬在一起，就會簡單叮囑一句然後掛斷電話讓他安心工作。
雖然經常出差，但是更多時候，「空跑一趟」才是這份工作的常態。
「有時是因為患者不適合捐獻，有時是因為患者家屬不同意捐獻，原因有很多，大部分時候都是無功而返。」萬兆朋說，願意捐獻器官的病人，需要轉運至山東大學第二醫院，進行嚴格的治療評估。「有時病人在當地送上急救車的時候還同意，但是剛送到醫院家屬又改了主意，只能再送回去。」
剛開始「空跑」的概率高達80%以上。
「儘管只有10%的把握，我們也要按照200%的努力去做。因為發現一個潛在器官捐獻者不容易，我們非常珍惜，但是如果家屬不同意的話，我們也非常理解。」萬兆朋說。
據統計，我國器官捐獻工作開展十年來，已完成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3萬餘人，但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缺口依然很大。
「沒有死亡，就沒有器官捐獻。但是沒有器官捐獻，就意味著對無數器官衰竭的病人來說就沒有任何希望。」萬兆朋說，每當他在醫院看到那些換了器官的人恢復得越來越好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自己從事的職業，是一件無比有意義的事。
「最難過是他們說『願意』的時候」
「我覺得最難過的時候，不是我被拒絕的時候，而是他們抬起頭來，說『願意』的時候。」一個同樣的問題，劉紅、王憲英、萬兆朋給出了相同的答案。
「心情很複雜，因為如果我成功的話，那就代表我接觸家庭的親屬去世了。這是一件很難過很悲傷的事情。因為我們畢竟是和捐獻者家庭接觸，受者這邊我們是不接觸的，所以你說成功好還是失敗好？特別的矛盾，特別的矛盾。」 劉紅說，當患者家屬同意捐獻，他們把患者往手術室送的時候，家屬的狀態是最讓她難受的，尤其是當捐獻者還是孩子的時候。
有一個六歲的小男孩讓劉紅至今印象深刻。「小男孩患了腦瘤，後來轉到重症監護室。父母不能隨時陪同，孩子媽媽就在監護室門口，一遍遍翻看手機裡存的視頻和照片。」劉紅回憶道，「但是捐獻的那天晚上，我就感覺到，孩子媽媽的悲傷程度好像一下子減輕了，特別冷靜，好像找到了精神寄託，一下子釋懷了。但反而那個時候我的感觸特別深，心裡特別不是滋味。」
劉紅至今還記得，這個孩子去世後，捐獻了兩個腎臟、一個肝臟，給了三個人新生命。
醫生向器官捐獻者致敬
「後來過了幾年，那個媽媽又生了個小男孩，我們過去看望她，那個時候才感覺到這個家庭真正能夠重新開始。」劉紅一直留著這些捐獻器官家庭的聯繫方式。她一直認為，這些人對於生命的認知是最深刻的，這超越了學歷、財富甚至所有。
「四五年前，有一個濟南的小男孩，得了腦癱。病危的時候，父母主動提出來要器官捐獻。男孩的表妹今年成年，在她18歲成年禮的時候，登記成為了器官捐獻志願者。她說因為她的哥哥就是一個器官捐獻志願者。」劉紅說，男孩的器官捐獻是生命的傳遞，而男孩表妹讓她感受到了精神的傳承。
「讓我最難受的是一個3歲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同意器官捐獻之後，我把她從手術轉移床抱到手術臺上。放下她的那一瞬間，我的眼淚止不住就下來了。這麼好的一個小天使，為什麼就不能夠健康快樂的成長？怎麼這個意外就發生在她的身上了？她還沒有來得及去欣賞這個世界的美好。」萬兆朋說，從那以後很長時間，他看到孩子就會受不了。
「我前一段時間遇到一個大叔，他兒子做完手術最終沒搶救過來，腦死亡了，沒有自主呼吸。他對象是個殘疾人，他們只有這一個孩子。但是見到我們之後，他一邊哭著一邊說，『王大夫，你看看我兒能救多少人，我們就救多少人』。」王憲英說， 最終他兒子救了5個人。
「感動不止於『成功』」
成功的案例都很相似，有時候更讓他們印象深刻是那些失敗的案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可能是我們的原因，可能是家屬的，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的。」
「有一個17歲的孩子，騎摩託車出了車禍。他的父親是一個熱衷於公益事業的人，同意了器官捐獻。但是孩子母親堅決不同意，也接受不了。孩子母親家裡的兄弟姊妹都過來做工作，一家人都挺認可這個事情的。」劉紅說，「我們就勸她說年紀也不大，才40歲，以我們醫療機構的能力，她將來還有希望能再要一個孩子。這才知道，她早就把子宮切除了。」
「還有一個小姑娘，是一個大學生。父母開始的時候是很贊成的，結果出去和他親戚一商量，就不同意了。後來他親戚直接不讓他父母單獨和我們見面。」劉紅說，後來她才知道，因為小姑娘還沒結婚，家裡想給她結陰親。
「哪怕萬分之一的機會我們也要去試一試，因為很多時候看著山窮水盡反而一下子又有了希望。但是有時候可能希望很大，反而一下子又不行了。我們一開始的工作一直就是這樣。」劉紅說。
「剛開始的時候，是子女給父母做捐獻的決定，後來慢慢會有一些父母給子女做決定的案例，再到現在是一些老年夫妻相互做決定，主動提出器官捐獻的案例也越來越多。」十年來，劉紅能夠明顯的感覺到，社會和民眾對於器官捐獻的認可度越來越高。人們逐漸意識到，讓器官「活」在他人身體裡，也是生命延續的一種方式。
自2010年開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以來，山東省在十年間共建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12個，實現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2911例，共捐獻出腎臟5476個、肝臟2500個、心臟134個、肺臟98個、胰腺55個，在線登記器官捐獻志願者數量達到112810人。全省近8000名器官衰竭終末期患者通過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體系重獲新生。
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全國累計器官捐獻志願登記已達268萬人
今年是我國器官捐獻工作開展十周年。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全國累計器官捐獻志願登記已達268萬人，完成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3萬餘人。但據統計，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缺口依然很大。
劉紅說，這些年，她見到了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了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隊伍，他們更年輕，更有朝氣。他們和全國所有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一起，正在為填上中國器官移植需求的缺口而努力。
「有人說我們是最英雄的』混蛋』，但我覺得我們更像燃起的一個小小的火苗。」王憲英說， 並不是只有她一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全國有這麼多，山東省有很多，濟南也有很多，她覺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有人說，我國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越來越多，代表著我國人體器官捐獻事業越來越成熟。劉紅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如果有一天我國沒有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了，就說明我國人體器官捐獻事業真正成熟了。
「我希望以後我能失業，社會再也不需要我們協調員了，公眾可以通過社會渠道進行捐獻的申請和實施，整個流程更公眾化，我覺得那樣是最成熟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