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的郎朗，是當今世界頂尖的鋼琴演奏家之一。2020年9月23日，《美麗心靈》《達文西密碼》的導演朗·霍華德宣布將執導郎朗的傳記電影。（受訪者供圖/圖）
鋼琴家郎朗在德國萊比錫的聖託馬斯教堂演奏《哥德堡變奏曲》時，感受到一種時空的重疊。
那裡是巴赫的安眠之地，當地時間2020年3月5日，當開場的詠嘆調再次奏響，郎朗聽到了自然的聲響。他事後將自己的心流訴諸一種神秘學的解釋：「音樂當中還是有靈魂的。巴赫當時彈這首曲子，就是在這裡彈的。我不一定是跟巴赫重疊，但起碼這個曲子在這間教堂裡重疊過。」
《哥德堡變奏曲》是巴赫晚期的一部羽管鍵琴作品，1741年出版，被業界稱為「音樂上的珠穆朗瑪峰」。郎朗將演奏這部作品視為自己人生下半程的漂亮開場——他在巴赫工作多年的教堂裡公開演奏此曲，還錄製了雙版本CD。《紐約時報》評價：「音樂確實是巴赫的，但這一次，郎朗讓它煥然一新。」
38歲的郎朗，是當今世界頂尖的鋼琴演奏家之一。他是林肯中心和卡內基音樂廳開幕夜和慶典音樂會為數不多的首選明星之一。2016年，英國最具權威的電臺ClassicFM評選出「歷史上最偉大的25個鋼琴家」，郎朗名列其中。2018年7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為什麼說郎朗回歸是古典音樂界一大盛事？》的文章，文中稱：「一年多來，鋼琴演奏家郎朗由於左臂受傷基本上無法演出，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因為他是古典音樂最大、最賣座的明星之一。」
近年來，中國大眾對郎朗的印象或許更多停留在他的綜藝形象上。他參加《青春環遊記》《妻子的浪漫旅行》，在《明日之子》決賽中和太太吉娜鬥琴。人們津津樂道於他的「咆哮哥」表情包，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郎朗也展示了自己的微信表情包——總共有好幾頁，他自己也經常使用。但郎朗坦言，他擔心過度的娛樂化會「toomuch」，「離我的中心太遠」。
人生下半場，郎朗對自己的定位是成為更偉大的藝術家，他對此非常篤定。「我從小見過太多流星了，真的是小天才，然後一夜之間沒了。包括和我一起成長的一些音樂家，你會看到，到了某些年齡段他就上不去了，明顯就上不去了。我不要看到自己是這樣的一種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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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知道他們偉大，但是我彈不出來」
南方周末：錄製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對你來說是實現了一個夢想。這背後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郎朗：這首曲子是巴洛克時期的巨作，並不是我平時擅長的領域。這幾天我做了很多採訪，到國外也是，他們都覺得我選擇彈這個曲子，還是挺不可思議的。因為像古爾德他本身就彈這種類型的作品，有他自己的風格。而我平時彈很多浪漫派的作品，像蕭邦、李斯特這種，很多人認為那才是我風格強項的作品（編者註：古爾德是加拿大二十世紀最具精神魅力的鋼琴演奏家之一，他演繹的巴赫《哥德堡變奏曲》已成為音樂史上的瑰寶）。
但實際上，我從小就對巴赫有一種敬畏之心。因為我的老師朱雅芬教授，是全中國對巴赫最有研究的人。她從小就跟我說：「你如果能彈好巴赫，以後什麼曲子都能彈好。」所以我一直很崇拜巴赫。
但是崇拜歸崇拜，巴赫、莫扎特、貝多芬這三個最牛的作曲家，我跟你說實話，我小時候沒有太感受到他們有多偉大。不像蕭邦、李斯特，我一聽，太牛了。我從小就很敬畏那三位作曲家，我知道他們偉大，但是我彈不出來那種偉大，確實是嫩，太嫩的小孩。
所以我就先從浪漫派開始彈，隨著年齡越來越大，這些作品彈的時間長了好像容易膩。但你聽莫扎特、貝多芬、巴赫永遠不會膩，包括勃拉姆斯，你會覺得這一群人這麼有深度，越彈越想琢磨出點新東西。
我第一次聽《哥德堡變奏曲》，是10歲的時候聽古爾德彈的。我覺得他彈得很有創造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沒有什麼對比的巴赫——聽的時間一長，容易令人犯困的那種。我聽巴赫有時會犯困，但是古爾德一彈，哇！我的耳朵就是豎起來的，他能把旋律彈得這麼清晰，能把一些音色的處理變幻出這麼多的顏色。
以前我覺得古鋼琴也就那聲兒唄，也弄不出來啥聲兒。聽了古爾德的版本，我就想如果有可能換一種彈法來彈巴赫的話，會不一樣。後來我特別喜歡聽穆雷·佩拉西亞演奏的巴赫，那聲音出來，裝飾音那花兒一聽就是巴洛克式的，但聲音又很浪漫（派）。我喜歡這種「顏色」的巴赫，不喜歡那種特別幹的巴赫，聽著感覺像敲琴似的。
南方周末：你什麼時候開始練習巴赫，對他的作品有什麼新的認識？
郎朗：我（十幾歲）就一點點地開始練了，包括我17歲當替補的那次（編者註：1999年，17歲的郎朗在拉維尼亞戶外音樂節上代替身體欠佳的安德烈·瓦茲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登場，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當最後一個音符演奏完畢，聽眾全體起立歡呼，郎朗從此在世界古典音樂界嶄露頭角），但我的巴赫彈得跟蕭邦似的，因為那時候我彈很多浪漫派的作品。近些年在音樂會現場，我開始彈巴赫的《帕蒂塔》和《義大利協奏曲》，還彈一些亨德爾的作品。我想先試一試，別上來就這個（《哥德堡變奏曲》）。結果很多人都覺得彈得不錯，說你這個巴赫不太像浪漫派的人彈的，你郎朗彈巴赫應該是有潛力的。
你看像霍洛維茨（20世紀浪漫主義鋼琴大師，美籍俄羅斯人），他碰了斯卡拉蒂（巴洛克時期義大利音樂巨匠，羽管鍵琴演奏家），巴赫他不敢碰；就是魯賓斯坦（美籍波蘭裔猶太人，20世紀最傑出的鋼琴巨人之一），也很少彈巴赫。實際他們怕他們的巴赫達不到他們的蕭邦水平，大家會覺得他蕭邦彈那麼好，巴赫彈成這樣。因為這是另一個風格，它是巴洛克音樂，不是古典音樂，就像爵士（樂），它是另外一個藝術門類。
包括它用的樂器是古鋼琴和管風琴。鋼琴是飛舞，可以隨時換檔；它不能，這個就是這個聲兒，那個就是那個聲兒，不能同時換，但它可以一節一節地換，這就讓它的音樂更加規範化。
同時並不是說它在音樂上就不能發揮，好像少鹽、少油，什麼都少，這是一個錯覺。因為藝術是相通的，情感也是相通的，只是它有自己的方式和味道，taste。所以當時有人跟我說，你得跟真正精通羽管鍵琴（harpsichord）的人學。我自己也覺得，我得找一些真正的、這一生就乾巴洛克音樂的人來教我（編者註：羽管鍵琴又稱大鍵琴、撥弦古鋼琴，出現於公元14世紀左右，是一種從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到18世紀巴洛克時期盛行於歐洲的樂器）。
這三年來，我找了德國最棒的羽管鍵琴大師安德雷斯·斯塔爾學。開始的時候，他說你學的時間可能會長一些，因為你很多習慣和巴赫有些不太一樣。包括我的發音方法，用的力量，包括腕子磨的速度都跟平時彈浪漫派是兩碼事。
我小時候學的方法是比較西歐式的，因為朱雅芬教授是跟英國老師學的。後來到了中央音樂學院，他們是比較靠近俄羅斯的，整個學的是莫斯科那套玩意兒。到了美國以後，我的老師還是屬於俄羅斯派的，非常的東歐。後來我又一點點往西歐走，德式的，這回專門學了一下巴洛克式的，所以對我頭腦還是有很大一個提高。
包括分析也是。它的走向不像浪漫派這麼直接地跳著走，它是那種「吱吱吱吱」的。浪漫派像是作詩，而它有點像瑞士鐘錶似的，很慢地走，但是很有情感，它的「心跳」比正常的浪漫派要慢。貝多芬的風格是比較靠近巴赫的，所以我用了一點對貝多芬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曲式上面一定要完全掌握，這九個卡農到底怎麼彈。以前我是模稜兩可的，覺得「這個也可以，那個也可以」，實際在這個世界上，當你真正明白一個東西的時候，它就是Yes或No。這些人（指斯塔爾等老師）就能告訴你什麼是Yes，什麼是No。你知道好的律師、醫生也是這樣，就直接告訴你這是錯的。所以我覺得斯塔爾對我的幫助太大了。
當地時間2020年3月5日19時，郎朗在德國萊比錫的聖託馬斯教堂演奏巴赫晚年巨作《哥德堡變奏曲》。郎朗演奏此曲時，鋼琴就擺放在巴赫墓前。（受訪者供圖/圖）
巴赫墓前彈巴赫
南方周末：跟著斯塔爾學了三年後，你在疫情期間演奏了《哥德堡變奏曲》，為什麼會選這個時間？
郎朗：我覺得這次還算是比較幸運吧，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我3月1日第一場音樂會，3月5日第二場音樂會，3月9日以後，音樂會就因為疫情全停了，還好有這幾場音樂會我才能錄了專輯，而且上來就是聖託馬斯教堂，一下讓我離巴赫很近。
本來我是這麼設計的，聖託馬斯教堂放在6月份或者9月份，等我先彈一輪（音樂會）再彈。結果它只有那日子，你說絕了吧，還救了我——我們本來是準備6月份錄音，後來一看聖託馬斯教堂都彈出來了，3月份就趕緊錄（專輯），錄完我回國了，因為我也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能完，但是我知道這不是一兩天的事。
南方周末：當時在教堂裡有什麼讓你覺得比較美好的回憶？
郎朗：首先彈管風琴，是在巴赫最喜歡的位置彈他的作品，我一彈那聲兒啊，哇，就感覺一下跟巴赫拉近了。而且他那個墓就在這兒啊（編者註：郎朗在德國萊比錫的聖託馬斯教堂演奏時，鋼琴就擺放在巴赫墓旁），你就在旁邊彈。
教堂裡的聲音，本身像是過濾式的，一彈那個聲兒就飛起來了。有的教堂聲音出去以後，是有回聲的，但聖託馬斯教堂沒有。後來我一聽，這麼好聽的聲兒必須錄了——本來我們沒想錄，我們只拿了三個攝像機，來錄紀錄片的，根本沒想錄現場，因為怕我得心臟病，所以沒敢。
南方周末：為什麼沒敢？
郎朗：這是我人生中第二場彈《哥德堡變奏曲》的音樂會，直接就上聖託馬斯教堂了。他們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但我彈完後，直接對攝像機說，「我這一輩子再不彈琴也值了」，我直接就那麼說的，結果錄得還真的很好。
有很多那種瞬間，在studio（錄音棚）做不出來。我在studio有另外的彈法，每一個變奏曲都錄了五遍，五種不同彈法，最後我來組裝哪個更好。但是現場就只有那一種（可能性），而且就在那裡即時產生。現在唯一有點遺憾，就是那天沒有拿六個攝像機去，那樣的話我就不用再錄DVD了，直接完事了。現在我還得再錄個DVD，但是也挺好，再過一年我還會不一樣。
南方周末：聲音在聖託馬斯教堂裡飄過去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郎朗：就是自然的音響，加上它還是有靈魂的。我有時候還是相信，音樂裡面會有靈魂的存在。你在彈一首曲子的時候，實際不就是重疊的嗎？巴赫當時彈這首曲子，就在這裡彈的，我再彈它，有個重疊感。
彈到最後我都控制不住，都哭了。我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我怎麼還能在巴赫的墓前彈他的《哥德堡變奏曲》呢，我說這簡直是做夢呢。
實際我2003年就去過聖託馬斯教堂，就踩過點，當時我就想過：「等哪年我來這幹場『哥德堡』。」這是我第四次去了，我就沒完沒了地看，我看這能不能放鋼琴，因為鋼琴很長，那個臺子不太大，後來咱們放完鋼琴直接就對著巴赫的墓。
我小時候確實有很多非常瘋狂的想法，真的是挺敢想的，比如我說蕭邦誕辰200年的時候開場必須我彈。我就是有這種雄心壯志，但問題我要不敢想的話，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小鎮上喝點咖啡，這在以前我都不能想」
南方周末：2017年你因為左臂受傷發炎，休整了一年半。那段時間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郎朗：那段經歷對我現在彈這些悲慘的音樂很有好處。以前我可能得稍微等會兒才能進入，現在從任何地方把我拽過來，你彈一段緩版，我一下就能進入。因為我一想到那個時候，我那一年，我馬上就靜下來了。
南方周末：那一年都在做什麼？
郎朗：我沒怎麼幹，自己在那思考了一年，思考我未來怎麼弄，包括我是不是得稍微調整調整我的狀態。但是也沒有什麼，我自己知道沒有什麼大事，炎症的東西就是靠時間治好的，炎症消了就OK。
南方周末：在那一年半裡，你會擔心隨著年齡、身體機能的變化，以後演奏的能力受到限制嗎？
郎朗：不會，因為我彈琴有很多種方法，所以這我倒不擔心。但是你必須得靜下來，因為那一年也幹不了啥，人家告訴你了，那一年得休息。
南方周末：為什麼說那一年多反而讓你現在可能更理解「悲慘的音樂」？
郎朗：因為我一年多沒怎麼彈，我就光想了，心態發生變化了。我每天鍛鍊，那段時間還瘦了點，成天跑步健身。當時我一直在德國，吉娜幫了我很多忙。包括我嶽父嶽母每天開車領著我轉悠，在湖邊吃個晚飯，劃個小船。6點半我們在湖邊釣點魚吃，在森林裡溜達，小鎮上喝點咖啡。另外我還有時間可以約會，這個很好，這在以前我都不能想。
南方周末：在此之前你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郎朗：完全沒時間，我現在也沒時間了。所以（那段日子）挺好，能讓我真正體驗生活，體驗生活對我的音樂很有幫助。
南方周末：怎麼講？
郎朗：你會對生活有更多品味。因為像我一直忙成這樣，我確實沒有太多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很小我就接受現實，我說的現實是指，不能有自己的時間，不能真正去放鬆，因為想到第二天要幹什麼，我就放鬆不了，很多地方也不能去，很多事情也不能做，必須要保證安全，確實有一些東西是你要犧牲的。
南方周末：哪些事物是你不能碰的？
郎朗：不可能成天晚上去club玩，耳朵都壞了。我是非常自律的，非常自律有好處，但是有時體驗生活就差，沒有太多的新鮮感，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我從小練琴，包括去國外學習，每天都是活在一張日程表上。
我不是說大家沒有活在日程表上，但是那種日程跟我不能比，不是一碼事——沒有人每天都飛的，除非是飛行員，飛行員也不能每天飛，我飛得比飛行員都多，因為他們有休息時間，我只要彈完第二天繼續飛。
所以一切都設計好了，這種人生是很好，但它是缺東西的，它不是跟我的自然年齡相仿的。我還好，還沒有變得神經質，我還能放下去，臺上臺下轉得還比較自然，很多人是受不了的，頭腦都受不了。
南方周末：你這幾年和以前相比是不是更鬆弛了？
郎朗：那倒也沒有，我結完婚有點變化，自己的狀態不太一樣，回歸生活、回歸家庭。但我還是很拼的，只是說會多點時間給家庭，實際也多不到哪去，每天多一兩個小時。但我覺得很重要。
郎朗花了三年時間系統練習《哥德堡變奏曲》，圖為郎朗臉上蓋著巴赫樂譜。（受訪者供圖/圖）
「我先幫自己復工復產吧」
南方周末：你曾說，想去參加綜藝節目，有彌補童年缺失的成分在？
郎朗：這個很簡單，完全就是因為疫情，今年我的音樂會沒了，我就是想找個機會，上點節目，正好也能保持我的舞臺狀態。
只要明年音樂會回來，我不可能參加這麼多綜藝節目。我也不是「裝蒜」，我如果有音樂會，這些娛樂節目一個都上不了，這是事實，fact。
但是因為這個planB（B計劃）呢，今年我也挺高興，我不能說完全否認這個東西，我覺得綜藝對我是有好處的。尤其是《青春環遊記》和《妻子的浪漫旅行》這兩個節目，其他節目我也沒怎麼去，主要是吉娜。
我本來先上了一個《王牌對王牌》，那天他們正好收官，說想讓我彈點古典曲子，因為他們想做出一個古典殿堂的感覺。這個主意也特別好，大家穿得都很莊重。
做完這個節目以後，賈玲他們就邀請我來《青春環遊記》，說我們有一個節目挺好玩的，你是不是小時候玩得少？我說是，你找我幹嘛，我也不會玩。她說就因為你不會，你才應該去體驗一下生活。我們雖然沒有深入相處過，但是短時間內就非常喜歡對方，像是家人。他們說也不影響你練琴，每天都給你留出時間練。你還可以跟不同音樂類型的人，像是周深啊，你們可以搞搞創作。
所以我就接了，一接這個邀約就特別多，大家覺得我好像綜藝上面還有兩下子，傻呵呵的。最近真的很多人找我，說你還挺適合，挺能說的，還挺逗，解放天性了。
南方周末：這個效果是你沒有預想到的？
郎朗：沒有，我從來沒有預想過我還能上這樣的節目，這也是發現了新的潛力。當然我覺得我們這次做得不錯，又去做了一些文化類的跨界，真挺成功的。
南方周末：在參加真人秀的時候，有什麼底線是你覺得不能去觸碰的嗎？
郎朗：第一天我就碰到了問題，大家選衣服，誰輸了選最難看的衣服。結果上來給我弄了一個噴血哥的衣服，當時我都炸了：「我這還能回音樂廳嗎？」然後沙溢說：「哎呀媽呀，你這汗珠子都這麼大了，嚇得。」真嚇得夠嗆。後來他們還行，讓我穿的是比較酷的那種。
南方周末：那衣服本來是什麼樣？
郎朗：像是一個乞丐服，是一個噴血哥的，噴血的。讓我去穿它，我還發朋友圈了，說「你看我這身兒怎麼樣」。後來大家也是啟發我，說你放鬆點，不至於，你太認真了。我開始也是在乎輸贏，我以為真的呢，輸了就完蛋了，我不會那歌也得瞎矇，我有那種勁兒，有點贏天贏地的那種感覺，後來發現這就是大家玩一玩，效果出來就行了。
南方周末：有自己生活當中不太願意被展示出來的東西嗎？
郎朗：那倒問題不大，我倒不太注意這個東西，我從來也不是那種裝的音樂家。我是擔心玩太多的話，有點toomuch，我是怕這個，怕離我的中心太遠。
南方周末：中心是什麼？
郎朗：藝術。我會有這方面的擔心，所以你看我從來不唱，從來不跳，我還是會有一些底線的。有些太娛樂的東西，肯定是不能碰，像那種建房子或者連唱帶跳，過於娛樂化的。
我耍耍嘴皮子還行，我實際也是想通過這些東西，把古典音樂稍微宣傳宣傳。我每個節目都會往裡放（古典音樂的元素），都跟導演說，我想彈彈這個彈彈那個，我會說的。
南方周末：導演們會是什麼態度？
郎朗：導演一開始有點害怕，他覺得這種純古典的大家看不明白，但一看我這麼說，一看我能讓大家很簡單地理解、很容易地理解，他就願意讓我放這個東西了。
南方周末：你會去遊說？
郎朗：對，我上節目就想做得更有文化規模。後來不斷有機會讓我來說藝術上的事。我開始跟導演說，我說你的猜歌環節，猜猜古典的多好。他問我，大哥，誰能聽懂啊，上來就來個舒伯特的《冬之旅》，誰知道你這玩意兒？我說，你小瞧中國人的素質。
後來也加一點古典的東西放上去了，包括跟楊麗萍老師的合作。《明日之子》也是，這次決賽吉娜彈《音樂瞬間》，我彈《哥德堡變奏曲》，全是古典曲子，連流行都沒有了。我覺得挺好，起碼他們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去普及一下。
南方周末：下一步有什麼打算？
郎朗：音樂會我已經開始彈了一部分了，應該回歸了。我的綜藝效果差不多也做完了，都完事了。最近有一檔節目來找我，11月份的，而且是全季的，我說不行，沒時間了。
南方周末：他們是怎麼跟你說的？
郎朗：也是說，發現您（的綜藝感）很好，我們這也是幫助一些企業，讓他們好好復工復產。我說我先幫助自己復工復產吧。然後就拒掉了。我之後也就是上個晚會、秋晚什麼的，那是演奏，不是綜藝，就是彈琴。
「我絕不會到了中年，就開始墮落了」
南方周末：你之前說到了三十七八歲以後，自己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郎朗：對，所以《哥德堡變奏曲》就是獻給我下一個階段的。
南方周末：怎麼理解「下一個階段」？
郎朗：我要成為更偉大的藝術家，就是這個理解。
南方周末：近幾年來，外界有一種論調——認為你現在正處於從神童到成熟、再向元老級音樂家轉變的階段。你的老師巴倫勃依姆也說過一句話：「一個神童，要麼不再是兒童但依然是神童，要麼就不再是神童，仍然是兒童。」你覺得你是哪一種？
郎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完成從神童到成熟鋼琴家的轉變了。現在我只是想給自己一個更高的目標，所以直接拿《哥德堡變奏曲》上了。一般人不太敢這麼幹，這個我知道。
我曾經說，我把每場音樂會都當成最後一場來彈。我跟一般鋼琴家不太一樣，因為我認為我走出來這條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要用一切守住這些生路。我對自己是非常嚴格的，我估計你很少能找到一個鋼琴家，對全局的態度像我這麼當回事兒。我看起來像不太當回事的人，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事很當回事。
南方周末：這個怎麼體現？
郎朗：你說為什麼全世界最好的音樂會都給我彈？美國十個交響樂團開幕，我一個人佔五個。我今年是費城開幕、波士頓開幕、卡內基開幕、洛杉磯開幕……我一個人佔五個開幕，這個實際是有點「過分」了。
我為什麼能？我又沒有什麼「乾爹」，我就是用實力來證明我能，而且我願意去拼。有些人可能對自己挺好的，你一問（他就）說：「我今天不想彈，我想休息一天。」還有不能面對自己的，自己水平不行了不承認，總是找別人的藉口：「他會炒作，他很幸運」。幸運不是白來的，幸運是自己拼出來了。我就是非常清楚知道我要做什麼的人。
昨天晚上我和老師通完話，我把後年的曲目全都定下來了，我永遠會想到下一步是什麼，我不會停的。在足球比賽裡，有一種無球跑位。拿球的時候很容易知道位置，在沒有球的情況下，你讓你的跑位，站在什麼位置，這個是最難的。我每天早上都在想，我下一步怎麼幹，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其實有時候也很累。但不管誰說我就要往下走。
我從小見過太多流星了，真的是小天才，然後一夜之間沒了。包括和我一起成長的一些音樂家，你會看到，到了某些年齡段他就上不去了，明顯就上不去了，我希望不要看到自己這樣的一種結局。這次錄《哥德堡變奏曲》就是一個態度，我絕對不會到了中年，就開始墮落了，我還是要繼續更好。
南方周末：因為疫情，2020年對全世界的人來說都不是特別順利的一年。這會讓你去思考音樂的意義嗎？
郎朗：今年對古典音樂幾乎是半毀滅性的打擊。全球最大的古典音樂經紀公司——哥倫比亞藝術經紀公司，90年的輝煌，今年已經解體了，這公司不存在了。他們在「二戰」時期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竟然沒了，說沒就沒了。所以是非常難的一年，對於藝術來講，先活下來，然後易地再戰。我希望大家都能挺住，不要因為這件事對藝術動搖。
南方周末：除了OneWorld演唱會，義大利的「陽臺音樂會」你也參與了？
郎朗：我當時正好還在歐洲呢。當時中國疫情剛出來的時候，法國全國都在給中國錄（音樂視頻），巴黎交響樂團也參加了。後來義大利疫情開始後，我專門錄了一版鋼琴彈奏的《今夜無人入睡》，結果很快，全球疫情都出現了。音樂還是很有力量的，能讓人感受到這種團結，全球性團結。
這兩天採訪我也說，希望音樂能在這個時候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尤其在世界（上的人）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走越遠的情況下，音樂一定要給人拉回來。
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