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生活
導演: 費德裡科·費裡尼
編劇: 費德裡科·費裡尼 / 恩尼奧·弗拉亞諾 / 圖裡奧·皮內利 / 布魯內洛·龍迪 / 皮埃爾·保羅·帕索裡尼
主演: 馬塞洛·馬斯楚安尼 / 安妮塔·艾克伯格 / 阿努克·艾梅 / 伊馮·弗奴克絲 / 瑪加莉·諾埃爾
類型: 劇情 / 喜劇
重映日期: 2020-07(上海國際電影節)
作者 | closer
業餘電影愛好者
義大利新現實主義
人文主義的復甦
自然光、非職業演員、紀錄片式的拍攝方法......如同喬託(Giotto)對文藝復興繪畫所做的那樣,義大利新現實主義不僅改變了人們對「現實」的理解,也永久性地改變了拍攝電影的方式。它的影響是歷史性的。戈達爾(Jean-Luc Godard)曾言道:「條條大路通《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 , 1945)。」沒有新現實主義就沒有法國新浪潮,更不會有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一系列電影浪潮。即使到了現在,打開任何一部當代義大利電影,如《奇蹟》(Le meraviglie, 2014)和《幸福的拉扎羅》(Lazzaro felice, 2018),你會發現,新現實主義仍然存在於它們的血液中。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 》 (1945)
到了1950年代中期,新現實主義的第一代旗手羅伯託·羅西裡尼(Roberto Rossellini)和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已經過了創作高峰期,火炬傳到了更年輕的一代義大利電影人手中,其中便包括費德裡科·費裡尼(Federico Fellini)。他在50年代扛起了新現實主義的大旗,推出「孤獨三部曲」,兩次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大獎,震驚了世界影壇。
《大路》(1954)
《騙子》 (1955)
《卡比利亞之夜》 (1957)
「孤獨三部曲」繼承著新現實主義的傳統,關注的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這些人無力地對抗著命運,雖然受盡磨難,但依然對未來抱著希望。這一時期的費裡尼影片充滿了對受盡苦難的下層人民的同情,因為他理解在戰後的廢墟中生存下去有多麼困難。拋開所有的電影技巧,「孤獨三部曲」再次表明新現實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人文主義,是一種悲天憫人的人本精神。這樣來看,新現實主義之所以發軔於義大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深深根植於同情弱者的基督教傳統精神,而義大利正好處於這種精神的中心。
費德裡科·費裡尼(Federico Fellini)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新現實主義在60年代初就突然過時了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審視一下,費裡尼發生了什麼變化?
羅馬眾生相
費裡尼的分水嶺
我們將目光轉向《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這部費裡尼個人作品的分水嶺。首先,費裡尼關注的對象不一樣了——不再是窮苦的底層人民,影片主角變成了追逐名利的年輕記者馬切羅。這部影片首先是他個人的精神之旅,影片跟隨著他在日與夜之間來回跳躍,穿過狂歡的夜店,目睹了狂熱的宗教集會,參與了上流社會的奢靡晚會......馬切羅越發地對名利場感到厭惡,並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夢想著能成為一個作家,做出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但一切到最後都以精疲力盡收場,他依然沒有走出羅馬的燈紅酒綠。
《甜蜜的生活》 (1960)
《甜蜜的生活》還是一幅永恆之都羅馬的眾生相,透過馬切羅之眼,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新現實主義時期的生活苦難,而是上流階層的精神空虛和底層人民的精神愚昧。對於前者,影片中有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馬切羅的朋友斯坦納。他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開著藝術沙龍,還有一大群文藝圈的朋友——這個人好像已經懂得了生活的奧秘,擁有馬切羅所羨慕的一切。馬切羅將他視為自己的榜樣,自我審視之後決心要改變自己的生活,然而不久之後卻驚訝地聽到了斯坦納自殺的消息。原來在光鮮的外表之下,連這位戴著光環的智者其實也是一副空殼。這讓我們想到之前他對馬切羅所說的,最悲慘的生活都好過在一切都被精確計算過的社會裡受保護的生活——毫無疑問,他所指的就是現代人的生活。
《甜蜜的生活》 (1960)
而對於底層人民的精神愚昧,影片將其表現為信仰的盲目。信仰在新現實主義電影中是一種貫穿始終的精神力量。在羅西裡尼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中,一位基督教神父被納粹折磨之後英勇就義。而在15年後的《甜蜜的生活》中,幾名小女孩對外宣稱她們見到了聖母瑪利亞顯靈,於是成千的信徒蜂擁而至,卻不知背後另有人操縱。聞風而動的還有媒體,其中包括了馬切羅。他無動於衷地看著瘋狂的信徒們跟著信又開河的女孩們,追著「聖母」跑來跑去——信仰變成了一場鬧劇、一種狂熱。
《甜蜜的生活》 (1960)
「上帝死了」
新現實主義的退位
到這裡,我們也許能發現了費裡尼轉變的原因,而這也正是新現實主義終結的原因——在50年代末期,義大利正處在經濟復甦時期,兩次世界大戰成為了過去,人們的物質生活重新豐裕起來,舊的社會矛盾為新的所替代,像新現實主義那樣的關注苦難的題材就變得不合時宜了。所以可以發現,真正發現改變的是整個社會圖景,而費裡尼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變化。他深刻地體會到在浮華奢靡的物質外表之下,是現代人精神的空虛和墮落。
這並非什麼新的發現。早在19世紀末,尼採(Nietzsche)就預言了歐洲在基督教式微後將面臨的現代性危機。這場危機在20世紀60年代才真正開始顯露出來,費裡尼和安東尼奧尼(Antonioni)不約而同地發現這場危機是一場嚴重的精神危機。直到現在,這場危機依然如故。物質上的重建期早已結束了,可精神上的重建呢?《奇遇》(L'avventura, 1960)雖然看起來與《甜蜜的生活》全然不同,但主題卻是相似的:精神的空虛、溝通的失敗。上帝死了留下一片空虛,現代人還有什麼能作為精神支柱的呢?
《奇遇》 (1960)
可無論是費裡尼還是安東尼奧尼,都無法宣稱自己找到了確切的解決答案。這個問題遠遠大過電影,也大過藝術本身。
這人類之不幸,卻成就了電影之幸。在1960年的坎城電影節上,費裡尼的《甜蜜的生活》和安東尼奧尼的《奇遇》包攬了這屆電影節的金棕櫚和評審團大獎。在同一時刻,出身於新現實主義的兩位義大利電影大師衝破了這一電影運動的界限。新現實主義正式宣告謝幕了,悲天憫人的人文主義讓位給了對內心和精神的絕對關注,現代電影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內心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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