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對學科的反思，史學史在歷史學的整個學科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史學史在歷史學中的地位，可以從三個方面解讀：第一，從教育部的學科設置上看，作為歷史學統攝下的首個二級學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體現了學科設置者對其在歷史學中基礎性地位的理解；第二，從歷史知識（認識）論看，作為真實歷史替代品的歷史文本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的中介，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一切歷史都具有史學史的性質；第三，研究歷史有必要事先對賴以認識客觀事實的歷史文本進行史學史研究，這意味著史學史還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史學史學科的自覺有助於推進對歷史的求真。
關鍵詞：學科基礎； 歷史知識（認識）； 史學史；方法；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範疇研究」（項目編號：12JJD77001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向燕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作為一門具有學科自我認識、自我反思性質的學科，史學史具有歷史學的基礎性地位。雖然史學史被教育部規定為歷史學科的必修課程，但在很多院校包括一些頂尖院校的歷史教學中，它並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一些大牌的專家教授，在諸如學科評議、職稱評定乃至相關的學位論文答辯時，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些許的不屑。箇中原因，固然與相關成果不夠深入，明顯帶有程式化、教條化等不足有關，然究其根本，亦可能與史學界未能真正理解史學史的學科價值有關。本文試從學科設置、歷史知識（認識）論及方法三個方面，解讀史學史在歷史學科中地位的問題。
一、從學科設置看一般觀念中史學史學科的基礎性地位
知識在簿錄分類結構中的位置，也可看作是人們一般觀念中對於知識層級秩序的理解。當然，知識秩序的安排會受權力的影響，如傳統文獻中經史子集的順序，傳統史部目錄下的正史、編年、別史、雜史等，諸如此類，其背後都可以尋繹到權力的影子。這種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像今天圖書分類中位列第一的A類，它基本屬於我國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撰述的經典著作，以及對這些經典的解讀著作。除了權力對知識統攝關係的影響外，知識系統自身的統攝層級關係也是在知識關係理解下的對知識統屬進行順序排列的依據。例如，傳統類書中天、地、人的順序安排等，也是決定知識簿錄分類結構的基本因素。應該說，這種知識層級的統攝關係，也是現代學科設置背後所體現的對於學科內在關係的一般理解。
關於知識系統主幹與分支之間的統攝層級關係，在教育部的學科目錄中，有著很鮮明的體現。按照教育部頒布的學科目錄，各個學科門類之下，皆設有若干一級學科，並在一級學科的基礎上，再設置若干二級學科。其中，一級學科的劃分，是根據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範式、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需要；其屬性則表現為具有共同理論基礎或研究領域相對一致的學科集合。至於二級學科，則是根據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的需要，在一級學科內再進一步劃分若干種既相關又相對獨立的學科、專業。這些相對獨立的學科或專業，共同屬於組成一級學科的基本單元。這樣，通過學科一二級關係的設置，人們也就對某一門類知識的每一學科總、分之間的統屬關係，表達了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解。下面，我們來看一看歷史學及史學史在學科目錄中的設置情形。
中國由國家發布的學科培養目錄始於1983年。1983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定公布、試行《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在這個草案中，我們看到，歷史學作為一級學科，其下屬分列的第一個二級學科，就是「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此後，1990年10月，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以1983年《學科專業目錄》為基礎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正式獲得批准。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再次聯合發布了《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其中，高校本科教育學科專業包括歷史學等12大學科門類，72個一級學科，249個專業即二級學科。從上述國務院三次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看，歷史學作為一級學科，其下統屬的二級學科首列學科始終是「史學理論及史學史」。這樣的學科體系直到最近才發生變化。2011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批准並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將「歷史學」分為「考古學」「中國史」和「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分列其下並大體上仍然保持首重地位。例如，「考古學」下的首個二級學科是「考古學史和考古學理論」，「世界史」下的首個二級學科是「世界史學理論與世界史學史」；只有一級學科「中國史」下的二級學科，將「史學理論及史學史」中的「史學史」前，冠上了「中國」屬性，稱「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置於「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文獻學」之後。雖然如此，1983年以來國家多次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歷史學與史學史的統屬關係及其位置，不管是否出於自覺，仍然能夠反映歷史學界對於自身學術體系認識的一般觀念。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在歷史學之下所處的位置，充分體現了該學科在歷史學中被視為基礎性地位的認知。
除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外，學科、專業設置的具體名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歷史學的二級學科中，作為學科理論的「史學理論」與作為學科發展史的「史學史」，是被作為一個二級學科來設置的。儘管在2011年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歷史學設考古學、中國史和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但在總的方面依然大體保持了舊的二級學科的分科精神，如世界史下屬的二級學科首列「世界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考古學下屬的二級學科首列「考古理論與考古學史」。而在其他學科如文學學科中，作為學科理論的「文藝學」或「文藝理論」，與作為學科發展史的「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等，則屬於分立的不同的二級學科；在法學學科中，其下屬的二級學科「法學理論」與「法律史」同樣是兩個分開的學科。總之，在各學科專業目錄的設置中，可能只有歷史學，是將學科理論和學科發展的歷史放在一起作為一個學科來設置。
為什麼歷史學科會這樣設置？應該說，這與歷史學科的特殊性有關。按照現在一般的理解，史學理論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史學理論包含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兩方面的內容，而狹義的史學理論僅指史學理論。這種分別，在理論上，實際上是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與「分析和批判的歷史哲學」相區分的翻版。這個分法，最初要追溯到英國哲學家沃爾什。當然，這樣的劃分也存在爭 議。【1】這裡且不說任何歷史理論本質上也是一定的史學理論支配下的產物，即在實際認識中，歷史和史學在很多情況下是相互糾纏、難以截然劃分的；因為僅就史學史學科而言，其所探討的內容，不外是有關人們如何認識客觀歷史，以及人們在這認識的實踐中如何認識這種認識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因此，可以說，史學史事實上是將對本體的認識、對主體的認識及對學科的認識三方面融匯在一起的反思。這樣的事實，既體現了史學史在學科中的基礎性地位，也是史學理論、史學史統合為一個二級學科在知識構成上的依據。即，這一個二級學科的背後，既是知識（認識）論層面上人們對這兩個學科之關係的理解，也是史學史學科與整個歷史學之關係有別於其他學科中學科理論和學科史之關係的體現。當然，若要更深入地認識這中間涉及的種種問題，還需要我們從歷史知識（認識）論的層面詳加討論和說明。
二、從知識論的層面理解史學史學科的基礎性
要想真正認識史學史學科對於歷史學學科的基礎性，或真正理解歷史學學科設置背後的理論依據，就有必要循著康德「認識何以可能」的追問，簡單梳理一下歷史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
作為現代的一個常識，作為「經驗」的而非「超驗」的存在，歷史本體之「在」【2】無疑屬於客觀性的「定在」，也就是有規定性的存在，即「在者」。但是，歷史本體之「在」的規定性（事物的規定性同時也是事物的限定性），使之與其他經驗之「在」，存在明顯的不同。即，時間的一度性規定了歷史本體之「在」，雖為經驗的、確實存在的客觀，卻無法直觀地獲得。也就是說，客觀的歷史從存在論講是一個存在的悖論，即「不存在」的存在。儘管可能會有像「彈洞前村壁」之類的遺蹟傳遞著曾經有事發生的信息，但是事件的完整經過及緣起，則無論如何也無法在時空中再現。當然我們可以說，從連續性來講，作為曾經的存在，不在場的過去始終規定著後面的來者；但是，就認識來說，我們怎麼認識、辨識、觸摸這已經消逝在時空中不再存在的客體呢？或者說，作為認知主體的「我」（歷史研究者），如何超越「主體自身」，去確切地直觀把握那個（消逝於時空中的）「客體」呢？抑或說，「我」怎麼知道「我」所獲得的關於歷史的知識是確切的、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呢？對於歷史的認識者來說，這的確是個令人「討厭」的問題。於是，這個問題也就自然指向了有關歷史的知識（認識）論這個如何理解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關係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可說是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在歷史認識上的體現。只是，相較於其他具體的物理性的「在者」，如何認識歷史之「在」的問題，更加令人困惑而已。
關於思維與存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思考對後人影響巨大。康德一反古典哲學的提問方式，不再追問認識（知識）的客觀性，而是反過來追問人的「認識（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他認為，不首先探討認識的能力和性質而徑直著手去認識世界的本質，是完全不可能的。即，「沒有認識論的本體論為無效」。康德的追問最終導致了哲學認識論（知識論）的轉向，人們開始對認識什麼、如何認識以及認識何以可能等問題傾注了前所未有的熱情。為了解決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的對立，尋求認識中主客體二者的統一，人們開始從不同的路徑展開探求。其中，現象學將認識主體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及其反思作為連接主體與客體的中介；哲學語言學者從語言的本質出發，將語言視為聯結主、客體的中介；卡爾·馬克思則對舊唯物論與唯心論固執於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所造成的認識上的截然對立，提出尖銳的批評。馬克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3】正是在揚棄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局限，在堅持外部客觀世界對人的思維的「優先地位」的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馬克思完成了以人的實踐為中介聯結主、客觀世界的認識論的「實踐轉向」。
馬克思的認識理論對於我們理解歷史知識（認識）論，克服學界一些老派學人對於唯物主義的誤解，進而認識史學史學科的特點及其價值是有幫助的。事實上，針對「歷史是什麼」的追問，也正是在認識論轉向之後，才被作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提出。因為在這個觸及歷史知識（認識）根本性質的問題上，在整個古典時期，儘管一些零星論述曾經提出過某些模糊的猜測，但就學術整體來說，要到19世紀末知識（認識）論拓及歷史學領域以後，人們才認真地思考歷史認識如何可能，以及歷史認識的特點和局限的問題。
經過歷史知識（認識）論轉向的洗禮之後，人們對歷史這個「在者」，作為認識對象所具有的不在場性而無法理性直觀的特質，逐漸有了清楚的認識，即對於完全意義上的客觀的歷史本體，人類無論如何不能直觀獲得。這在決定歷史學知識形態之本質特徵的同時，決定了史學在獲取歷史知識（認識）的實踐當中，馬克思所謂「人在與世界關係中之能動因素」，較之其他「在者」的知識獲取，佔據更為關鍵的地位。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所獲得的歷史知識（認識），幾乎無一不是經過主體在完成對材料的理解和解釋性選擇之後形成的「一家之言」，即我們知道的歷史，是被主體敘述並賦義之後才形成的有意義的、文本化了的歷史。這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按照解釋哲學的觀點，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實際上是包含了前人對歷史理解和解釋成分的「效果歷史」（Effective history），是客觀歷史及主體對其理解的統一體。也就是說，在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解釋中，主體的「偏見」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是後人賴以對客觀歷史進行理解的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從知識（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重新思考、定位文本的歷史，或經過主體理解的歷史與歷史本體之關係的問題，便很自然地凸顯了出來。
英國歷史學家、哲學家柯林武德正是從歷史知識（認識）及其表現的層面，提出了「一切歷史同時也是史學史」的命題。【4】從其相關論述看，這一命題實質上也從屬於柯林武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說的命題，或者說是他的整個歷史哲學的一體兩面。但是，若從如何獲得歷史知識的事實上看，柯林武德認為，作為歷史主觀反思意義的史學史，應該較之直觀的客觀歷史，更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這樣一來，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研究對象的觀念性與對它認識的現實性之間，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張力。
應該說，柯林武德的相關論述，對於我們理解史學史的學科意義具有直接的理論啟發。歷史研究的實踐也告訴我們：我們只能通過史學才能認識歷史，這也是史學史在歷史認識上較之直觀的歷史更具有邏輯優先性的體現。因為我們得到的有關過去的歷史信息，並不是完完全全的鏡像反映出的直觀的歷史之真，而是史學家有選擇地傳達給我們的信息。例如，司馬遷《史記》所預設的問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荀悅《漢紀》所預設的問題是「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司馬光《資治通鑑》所預設的問題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杜佑《通典》所預設的問題是「徵諸人事，將施有政」……當然，就事實而言，一切遺存下來的文本，甚至包括當事者回溯性的複述，也同樣存在特定語境和情感影響下對於事實的選擇性組織的問題。正所謂「研究任何歷史問題不能不研究其次級的（second-order）歷史。所謂次級的歷史是指對該問題進行歷史思想的歷史」，即史學史的問題。【5】
我們不想對柯林武德所謂「一切歷史同時也是史學史」與其「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兩命題之間的關係進行辨析，也不想執著於主客二分的反映論的立場批判柯林武德「唯心主義」的歷史哲學，只想從現代歷史知識（認識）論的立場，從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立場，強調這樣的事實：人們只能通過史學來認識歷史。因為作為經驗後設性的存在，歷史的書寫只能間接地通過前人的文字及文物孑遺等，假以史家的思想推理和想像、賦義才能「完型」。這也就是說，對於後世來說，根本不存在主觀與客觀、觀念性與現實性完全對立意義上的歷史知識（認識）。而歷史知識（認識）的這一特點，也就決定了對於歷史的「求真」，必須在存在論和認識論的統一中思考。簡單地說，「史學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史學就其內容而言是客觀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觀的；史書的首要要求是如實，是符合客觀歷史，而要達到這個要求的條件卻在於史學家的治史能力和限度」。【6】這也就意味著，在探求歷史本體之真前，我們首先要研究史學史，即有關客觀歷史之「真」是怎樣因史學而呈現的。這樣一來，對於歷史的研究，就不僅僅要研究前人提供給我們的結果，更要研究這些結果產生的過程，即我們看到的結果是怎樣產生的。因為從史學工作的性質及特點看，我們所看到的，作為解讀歷史的文本，不過是一個結果。那麼，文本形成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或文本是在怎樣的情形中形成的？作為對歷史本體反思的史學史，其在史學中的基礎性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史學史的學科價值，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歷史研究者在追問歷史事實之前追問一下：這些史實產生於怎樣的語境？又是怎樣流傳至今的？這些史實經過史家哪些篩選後進入他的敘事之中？為什麼作出這樣的篩選？這些史實的篩選和安排服從哪些敘事策略？背後有哪些政治、意識形態等權力因素，以及史家自我情感等現實因素的影響？而自己又是怎樣認識和理解這些過去的事實的？也就是說，歷史研究者在與歷史進行對話之前，即在關心客觀的歷史是什麼之前，有必要追問我們得到的信息為什麼是這樣。只有將史學史的追問，即歷史知識（認識）的追問，置於對歷史本體論的追問之前，我們才能保證所得到的歷史本體的認識更接近於歷史之真。由此，史學史學科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就不僅僅是對學科歷史的反思，而且也具有了歷史學的研究實踐賴以展開的基礎性。
三、從史學實踐看史學史研究的方法意義
上述歷史知識（認識）論的分析表明，任何一個歷史研究者，其所面臨的研究對象，不過是客觀歷史的文本替代物，而不是真實的歷史，猶如畫家的寫生或畫像，其所呈現給觀眾的作品，不過是畫家對世界理解下的符碼編輯產物。事實上，在歷史認識中，人們也總是通過文字符碼將其對於歷史世界的經驗轉化成對客觀歷史世界的表現。也就是說，人們賴以認識歷史的，實際上是歷史文本的作者以其經驗及其理解所轉達的信息符碼。這就是史學史學科之於歷史學的基礎性。
有如繪畫，這些據以表達畫家思想的信息符碼，可以是印象派，可以是表現派，也可以是抽象派。同理，史家在文本中採取什麼方式組織這些信息符碼，同樣取決於史家對於歷史的認識和理解，而這些又無不受著史家自身及其時代的制約。誠如錢鍾書所言：「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裡，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裡，現在支配著過去；史書和回憶錄等隨時應變而改頭換面，有不少好範例。」【7】從一定意義上說，歷史總是解釋者的歷史；任何歷史文本的背後總有史家及其社會的影子。歷史文本的這種歷史性，也就是史學史的學科價值與意義之所在。「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胡適這句常被批評的名言也可以這樣來理解：儘管客觀歷史這個「小姑娘」不會變，但是她會被人穿上不同的服飾，梳上不同的髮型，而呈現出不同的形象。如此一來，討論客觀歷史之前，就有必要先以史學史的方式同情地理解歷史文本符碼背後的史家及其是如何編碼的。剝去那個「小姑娘」的種種外飾，才能顯現出「小姑娘」的本真面目。一句話：只有經過了史學史反思的歷史，才是更接近事實之真的歷史。這也正是史學史對於歷史學來說具有的方法上的意義。
其實，古代中國早就注意到史家對於史學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史家推崇的史學最高境界是「信史」。而所謂「信」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信，誠也，從人、言。」對此，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解釋是：「言必由衷之意。」【8】也就是說，歷史的真實性，是要以傳達歷史事實的主體的品質，即史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為保證的。《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中的所謂「知人論世」的認識，同樣是強調理解文本作者對於理解文本的重要性。這在事實上也間接地反映出，古人亦意識到，文本與歷史真實之間並不完全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古代一些史學批評的論著，如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等，都有從歷史文本撰述者的心態、品格及社會影響等方面討論歷史文本這樣的內容。其他一些學者也留下很多有價值的論述。例如宋代的葉適即指出：「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9】所反映的正是歷史的書寫中作者的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之間的糾結。明代的王世貞所謂「國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的「三史」之說，指出的同樣是不同作者對於歷史書寫的影響問題。【10】
如果說中國古代史家的理論還不足以清楚說明史學史研究對於歷史研究實踐的重要性的話，那麼，如果再看看現代一些史學大家的學術實踐，就會對史學史學科在歷史研究實踐中的方法價值和意義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言及現代史學史中成就最突出的史家，王國維外又有史學「二陳」即陳垣先生和陳寅恪先生，這可以說是沒有人不同意的公論。兩位陳先生之所以取得豐碩的學術成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於文獻史料注意本著「知人論世」原則進行史學史的分析。
先以陳垣老為例。陳垣老在研究實踐中十分注意對文本的史學史理解。他不僅自己重視目錄之學（史學史的一種形式），而且「金針度人」，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持續在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等高校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和「史源學」等史學史性質的課程。在當時所寫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教學札記中，陳垣老明確地註明該課程的目的，是要告知學生了解歷史文本自身的重要性。其中，所需了解的要點是：「每一書到手，須先觀其：出於何時，地位；出於何人，性情、道德、學問，各各不同。又須觀其為官書，抑為私書。官書患其懾於勢力，多所忌諱；私書患其惑於感情，多所恩怨。」【11】20世紀30年代，陳垣老在新的課程中又一次詳細地說明，該課「取歷代史學名著，說明著者之生平，本書之體例，以及史料來源、編纂方法，板本異同等等，俾學者讀書、引書時得一明了嚮導」。【12】20世紀40年代，當陳垣老再開此課之時，其課程說明除了依舊強調「取史學上有名之著作」，「每書舉作者之略歷，史料之來源，編纂之體制，板本之異同」，又增加了有關「後人對此書之批評等等」；而其目的，依然是要以這些史學史的介紹，作為「學者讀史之先導」。【13】唯因注意到歷史文本的歷史性，陳垣老除了對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史事」進行討論外，亦注意對該書中有關「史法」即歷史編纂方法的討論。
當然，陳垣老學術實踐中的史學史意識，也有一個隨著對史學認識不斷深入而增強的過程。被認為是陳垣老「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鑑胡注表微》，【14】之所以被陳垣老自稱「學識的記裡碑」，【15】箇中原因，就是陳垣老這部撰述於抗戰時期的史著，以自覺的史學史意識，對胡三省隱藏在《通鑑音注》注文中的思想和情懷進行細膩的發覆和表微。書中，陳垣老指出：「不諳身之身世，不能讀身之書也。」【16】「不諳身之當時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17】該書二十篇，前十篇講史法，後十篇講史事。其中，無論是言史法還是言史事，其旨都是在分析胡三省《通鑑音注》的「說什麼」和「怎麼說」，完全屬於史學史的問題。經過陳垣老的發覆，不僅使沉埋於歷史中的胡三省事跡昭揭於世，而且使胡三省的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更為準確的解讀。
與陳垣老的史學史意識相類，但在方法上更具自覺性的，是陳寅恪先生。其中最具方法論價值的，是先生區分「今典」和「古典」，進而形成對歷史文本作者「了解之同情」的方法。這兩點亦皆屬於史學史認識的範疇。
陳寅恪先生論及「今典」和「古典」的問題，最早是在他1939年發表的《讀哀江南賦》一文中。陳寅恪先生在文中說：「自來解釋《哀江南賦》者，雖於古典極多詮說，時事亦有所徵引。然關於子山作賦之直接動機及篇中結語特所致意之點，止限於詮說古典，舉其詞語之所從出，而於當日之實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猶有未能引證者。」【18】此後，陳寅恪先生亦常常提及「古典」與「今典」的問題。例如他晚年「為示方法例」撰述的《柳如是別傳》，即多處提及以「今典」發覆史事的方法。在首章「緣起」中，陳寅恪先生即著意指出：「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19】其中古、今典之間，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古典」易解，因為「解釋詞句，徵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於檢索中可得；而於「今典」，其義則相對難以顯明，「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20】也就是說，要理解「今典」，就必須將文本置於文本產生的語境之中，切身體會文本作者當時所經歷的歷史，以及作者因之而持據的特定的立場與情感，方能同情地體會文本的意蘊。因而，作為歷史的研究者，需要「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21】通過對作品中古典、今典的雙重釋證，才能達到對文本的通解。也就是說，當依據歷史上的文本材料說明歷史事實時，有必要先行明了文本作者所欲說或所不欲說的原因及語境，即我們欲研究客觀的歷史，必須先行對所引文本進行史學史的分析，進而才能據以推求歷史的本真。史學史的研究於此也就彰顯出了它的方法論的意義。
現代史學史中，史學「二陳」之外，錢穆先生也是位有著明確史學史意識的大家。與史學「二陳」不同，錢穆先生常常針對歷史知識（認識）的問題發表他的見解；而他的史學史意識，也正是建立在他有關歷史知識（認識）論的認識之上的。因此，分析錢穆先生歷史研究中的史學史意識，就有必要扼要介紹一下他的知識（認識）論的基本觀點。
錢穆先生的歷史知識（認識）論，概括有三點：第一，按照佛教「能所不二」的理論，提出「知是所知、能知相接而成」的知識（認識）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他的主客相統一的歷史知識（認識）論。即，在承認歷史客觀性的基礎上同時指出，歷史文本實質上是主體情感和價值判斷介入而再現的結果。他說：「世界上絕無有純客觀的歷史。因我們決不能把過去史實全部記載下來，不能不經過主觀的觀察和了解而去寫歷史」；「故從來的歷史，必然得寓褒貶，別是非，絕不能做得所謂純客觀的記載」。【22】第二，在主客統一的歷史知識（認識）論的基礎上，強調歷史的生命性，即認為歷史是融過去、現在和未來為一體的文化生命，指出「研究歷史者，實即研究此一有寬度之現在事件也」。第三，在上述兩點的基礎上，強調歷史研究的當代性或時代性、民族性。錢穆先生曾說：「研究歷史，應該『從現時代中找問題』，應該『在過去時代中找答案』，這是歷史研究兩要點。歷史的記載，好像是一成不變，而歷史知識，卻常常隨時代而變。」【23】
上述認識表明，在錢穆先生看來，歷史文本中，作者的情感等主體因素的介入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因此，對於研究中所使用的文本史料的理解，也必須要具備對其歷史的考量，就是閱讀文本「當懂得上窺古人用心，」【24】「透過吟詠古人文章，逐步進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靈與境界」，【25】才有可能達到對於文本更準確更真切的解讀。如此一來，錢穆先生對於歷史文本而理解的態度，也就與陳寅恪先生所謂的「今典」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了。在具體歷史的研究中，錢穆先生也是這樣帶著史學史的意識去認識和使用文本材料的。例如他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就是通過明代不同時代文本材料的分析，探究其「時代內蘊心情」的作品。
應該看到，目前除了一些年齡較大的史學工作者仍受馬克思所批評的「舊唯物論」影響，表示對建立在主客體融通的認識論下的新的歷史理論難以接受，視之為「唯心主義」外，大多數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已逐漸意識到歷史中主體因素的影響，史學史在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的意義也逐漸獲得一些學者的認同。這裡且不說作為研究起點的學術史回顧本身就具有的史學史屬性，僅就近來出現的一些成果看，在後現代主義文本分析理論的影響下，原本被研究者視作客觀的歷史記載背後之具體語境的影響，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並形成了一股使用「史料批判」探討歷史問題的方法熱潮。這裡所謂「史料批判」，究其實質，無疑是建立在新的歷史知識（認識）論基礎上的、屬於史學史的方法範疇。這些通過歷史文本的史學史考察的成果，將歷史文本置於文本產生的語境之中加以理解，顯然增加了歷史追問的深度和對歷史事實認識的厚度，使歷史研究更接近歷史之真——儘管一些學者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作的這一層追問實質上就是史學史的工作。因此我認為，假若每一位史學工作者，都明了我們只有通過史學才能認識歷史和理解歷史的事實，在反思歷史之前，自覺地先建立一個對於史學反思的自覺。（當然還要建立對自我的反思，因為我們作為認識主體，其自身也同樣具有歷史性、局限性。）這種研究的程序方法，也就是E.H.卡爾在其《歷史是什麼？》所說的：「在研究歷史之前，要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學家之前，要研究歷史學家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環境。歷史學家是個體，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研究歷史的人必須學會從這一雙重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學家。」【26】我想，這些史學史方法自覺的建立，庶幾對於史學的求真實踐，肯定會有不小的推進。
注釋
【1】按，沃爾什的相關論述主要在《歷史哲學——導論》第一章第二節中。按照沃爾什所說，他這樣區分，是參考了自然哲學和科學哲學。其中所謂「自然哲學」，「所關心的是研究自然時間的實際過程，著眼於構造一種宇宙論或者作為一個整體來說明自然界」。所謂「科學哲學」，「其任務則是對科學思維的過程進行反思、檢查科學家們所使用基本概念以及這類的問題」。對於歷史哲學這樣的劃分，雖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實際上應該說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因為與自然界和科學相比較，歷史學具有的主體性更為突出，即歷史學是主體自覺不自覺地依從某種理論、從其現實立場前溯式敘述的產物，所謂「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在『觀看』過去的」。也就是說，在歷史學中，「是」和「應該」問題是很難分開的。所謂對歷史自身的認識與對歷史學的認識，或者說所謂歷史理論與所謂史學理論，兩者在事實上往往是緊密糾纏為一體，「歷史真實性與政治的和道德的價值實際上是多麼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很難徹底明晰地劃分出此疆彼界。唯因如此，對於這樣的劃分，不僅學術界一直有所爭議，即使是沃爾什本人，也認為「它們並不總是以嚴格的準確性在使用著」。參見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這裡使用的「本體」，乃中文意義的「本體」，即指事物的原樣或自身，而非哲學意義的「本體」（being）。
【3】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頁。
【4】陳恆、耿相新主編《新史學：柯林武德的歷史思想》（第三輯），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關於柯林武德所謂「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的相關論述，分別見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何兆武、張文杰、陳新譯，柯林武德著《歷史的觀念》（其中有關論述見於該譯本對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增補的「歷史哲學講稿」及「歷史哲學綱要」部分）；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陳恆、耿相新主編《新史學：柯林武德的歷史思想》（第三輯）「歷史哲學」之三「歷史哲學綱要」；以及陳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柯林武德自傳》的第十一章。國內對此的相關論述，有學林出版社2013出版的張小忠著《思想的力量：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研究》第二章第一節「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王利紅、王豐收《試論柯林武德的「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
【5】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傳》，第124頁。
【6】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
【7】錢鍾書：《模糊的銅鏡》，摘引自姜德明主編《七月寒雪：隨筆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頁。
【8】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頁。
【9】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第9《春秋》，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本，第117頁。
【10】參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20《史乘考誤一》，魏連科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61頁。
【11】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陳智超編，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1頁。
【12】《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說明》，第1頁。
【13】《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說明》，第1頁。
【14】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頁。
【15】陳垣：《通鑑胡注表微》，《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頁。
【16】陳垣：《通鑑胡注表微》，第528頁。
【17】陳垣：《通鑑胡注表微》，第591頁。
【18】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頁。
【19】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緣起》，《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頁。
【20】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209頁。
【2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209頁。
【22】錢穆：《中國史學發微》，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8頁。
【23】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香港1964年增附本三版，第2頁。
【24】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314頁。
【25】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頁。
【26】E.H.卡爾：《歷史是什麼？》，陳恆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