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建築設計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摩登時代。西方建築師鄔達克、賚安等紛紛在上海成立建築設計事務所，留下了許多標誌性的建築設計作品，令上海成為中國現代建築的搖籃。現由上海社科院和向明中學共同使用的原上海聖心會修道院建築（淮海中路622弄7號），正是箇中翹楚。在這幢經典建築裡，上海聖心會修道院用短短11年的時間，建立了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完備教育體系，其速度之快，堪稱傳奇；新中國成立後，這幢建築又見證了上海社會科學院等機構的演變、發展。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成立60周年之際，我們特意刊發此文，以資紀念。
賚安與鄔達克的跨時空對話
1914年,法租界進行了最後一次擴張，今重慶中路和重慶南路以西地區被劃入法租界範圍，成為法租界西區，後發展為中央區。與此同時，法租界的房地產開發進入繁榮期。法租界當局對這一地區高度重視，制定了《整頓及美化法租界計劃》,對不同區域的適建建築做出規定。這使西區逐漸發展成為上海的大型高級住宅區，高級花園住宅、公寓大樓、新式裡弄、舊式裡弄等各式建築星羅棋布。
1926年，應上海耶穌會的盛情邀約，聖心會準備在中國上海設立它在全世界的第151座修道院。經法租界公董局推薦，由來自法國的賚安洋行負責建築設計。賚安是推動上海成為中國現代建築搖籃的重要先驅之一。他與鄔達克於1918年、1920年先後來到上海。1924年，賚安和保羅·韋西埃創立「賚安洋行」；1934年，亞瑟·克魯茲加入。自此，這三位建築師名字的首字母縮寫「LVK」就出現在不少上海老建築上。賚安洋行早期的作品風格多變，涉及巴洛克、法國文藝復興等風格，建築外觀精美、細節華麗。高安路77號花園洋房和陝西南路上的法國球場總會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鄭時齡說：「賚安洋行設計的住宅作品，每件都堪稱精品。一以貫之的現代風格，逐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對我們現在的住宅設計有借鑑意義。」最難得的是，賚安洋行堅持固定風格，保持了建築師的獨立性。
據後來擔任上海聖心會修道院院長的能理(ConchitaNourry )回憶：1926年7月初，賚安洋行的兩位法國人和他們一起考察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長樂路）、聖母院路（今瑞金一路）間一塊約3萬平方米的「沼澤地」，與上海耶穌會共同商討建築設計方案，並決定立即動工，爭取在冬天到來之前完成建築外立面，冬天進行內部施工。但是，由於上海地質鬆軟，賚安洋行的設計方案橫向跨度又特別長，易導致不均勻沉降，必須抬高地基，這就需要打2000個木樁。因此，聖心會房屋的建造沒有計劃中順利，直至1927年3月15日才舉行破土動工儀式，1928年春竣工。
蒲石路（今長樂路）、聖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口景象
新落成的上海聖心會修道院，採用當時最時髦的藝術裝飾風格（Art Deco），結構上採用了先進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大玻璃窗和磚砌！。在統長的屋頂女兒牆和「亭子」的退臺處理上，都採用了裝飾性極強的手法，使這一龐大體量的建築物體現出精緻的一面，可謂上海近代建築設計的一個典範。
1928年5月24日，聖心會為建築祈福。次日，舉行了盛大的建築落成儀式與開放儀式。這是聖心會在亞洲第二座、中國第一座修道院，標誌著聖心會中國基地的正式建立。這幢房屋是修道院修女生活、修行的地方。一樓設有教堂，每天的早晚彌撒、新教徒的受洗儀式等重要活動都在這裡進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以下簡稱震旦女大）及其附屬中學，在其校舍尚未建成時和日軍佔領校舍時，曾把臨時教室設在這所修道院的一樓。
1928年前，這一帶的大型公共建築不多，此建築的落成，無論規模還是高度，都相當有分量。站在統長的露臺上眺望，老上海的風景盡收眼底。建築前的空地有一座精緻、美麗的大花園，四季鮮花盛開，樹木蔥鬱，空氣清新。大門開在繁華的霞飛路上，步入院內，有鬧中取靜的感覺。
上海聖心修道院屋頂露臺
10年後，為擴大教會事業，上海聖心會修道院決定在老建筑西首增建一所新建築，由聖心會修道院創辦的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及其附屬中學合用。這次，修道院邀請了與賚安齊名的上海灘著名建築設計師鄔達克設計。起初，鄔達克設計了一座哥德式建築，與他之前的作品中西女塾（現市三女中）異曲同工。但後來他調整方案，設計了一座純粹現代風格的教學樓，又和他同時期的另一傑作「綠房子」有很多相似之處，無論外立面還是內牆的設計，出現了很多的弧形和曲線。鄔達克新樓的平面為U形，開口向南，與賚安洋行設計的舊樓呈垂直分布，並且在三樓相連結，猶如修道院的翅膀，雖建造時間前後相差達10年之久，卻渾然一體，毫無違和感。
1939年4月29日，新樓舉行落成典禮，《申報》還對此進行報導：「校舍式樣作U字形，東端為大禮堂，可容一千人，並有演劇臺設備；中部及西端共分四層，上層為寄宿舍，每舍容四人，均有冷熱水管及水汀設備；三層為中學部教室；二層為大學部教室及化學物理生物實驗室、學生接待室、教員休息室等；下層為飯堂、圖書室、衣帽室、辦公室及家政實驗室等。其設備之周詳，布置之精緻，當為滬上所罕見。」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大禮堂
首任院長能理開創上海女子教育事業
能理，法國人，1881年出生於西班牙穆爾西亞。四歲時，父親去世。隨母回到法國，就讀於聖心會學校。1900年，申請加入聖心會。1904年，澳大利亞修女薩蒙（Amelie Salmon）到歐洲開會時，把她帶到雪梨。1912年，被派往亞洲的第一座修道院——日本聖心會修道院。1917年，榮升為院長助理，協助亞洲分會會長、院長瑪琍·謝爾頓（Mary Sheldon），承擔療養所主管、教堂看守、財務等工作。
1925年9月12日，應上海耶穌會會長山宗泰（Eugène Beaucé）邀請，經聖心會羅馬母院院長批准，能理陪同瑪琍從東京出發，5天後到達上海，入住於孟鬥班路（今四川南路）的拯亡會修道院。山宗泰神父帶兩人參觀了耶穌會和拯亡會在上海創辦的工廠、學校、教堂，重點考察了江南教區準備撥給上海聖心會建設修道院的地皮。25日，雙方即籤署《聖心會修女與江南教會間關於契約草案之變更》，約定將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交給聖心會，並由法籍建築師建造修道院，建築費用由教會墊付，待聖心會具備經濟能力時再行償還。
1926年6月29日至7月3日，瑪琍和能理再次來滬。這次她們在霞飛路租了兩間房子，作為住宿地和修道院建好前聖心會在上海的駐地。
為表示對上海聖心會的支持，瑪琍向羅馬母院推薦得力助手能理為上海聖心會修道院首任院長，得到羅馬
總會贊同。上海耶穌會也很高興，因為能理也是法國人，修道院又設在法租界，這為今後三方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院舍、人員都是未知數的前提下受命為院長，能理的壓力可想而知。好在忍耐是修女的基本功。她一方面寫信給羅馬母院要人，另一方面積極籌備院舍建造。1926年9月15日，能理和5位修女在霞飛路的出租屋內舉行了上海聖心會成立儀式。
作為傳教手段，聖心會所到之處都要創辦學校。上海聖心會成立的第二天，能理就帶領修女接辦了拯亡會的外僑小學，並接受報名。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上海聖心會步入發展快車道。1932年創辦聖心小學。1937年創辦天主教會在中國的第一所女子大學——震旦女大。1938年創辦震旦女中，還附設有幼稚園、暑期補習班、夜校等。其發展速度之快，體系之完備，在上海各修會中首屈一指。
能理親自擔任震旦女大、震旦女中的院長、校長職務。日常工作中，她特別善於協調各種關係。例如，每年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請減免土地稅和租賃稅，以節約經費。1943年，法租界公董局減免震旦女大全部的租賃稅達8883美元。在聖心會集中營時期，能理的法國籍身份為她贏得了自由活動的權利。她充分利用這一身份，與日軍斡旋，爭取到上海聖心會的7位修女可以自由活動，其他修女照常授課，以緩解教師力量的緊張，確保所辦學校的正常運轉。
上海聖心會修道院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建築渾然一體
然而，就在抗戰即將迎來勝利的前夕，1945年1月28日生日當天，能理卻因患心臟病而病倒了。5月31日，她永遠離開了畢生所獻身的傳教和教育事業。6月2日，上海聖心會在集中營裡為她舉行了簡單的葬禮。
能理是上海聖心會修道院創始人，她建起了從僅有一所小學發展到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完備教育體系，是早期上海女子教育事業的功臣。
修道院學校裡笑眯眯的嬤嬤們
上海聖心會在滬期間，先後有修女86人。其中中國籍修女26人；外籍修女60人，分別來自13個國家。外籍修女的流動性不強，一旦來滬，沒有特殊原因，一般都會堅守，50%左右的修女在滬服務時間長達10年以上。她們多服務於修道院創辦的教育機構。雖然聖心會所辦教育機構都須按照國民政府規定由中國人出任校長，但每所學校都派駐修女主管學校各項事務。
上海聖心會的修女
據震旦女大的一位學生回憶：「聖心會專門搞教學，學問好的嬤嬤會出來上課。嬤嬤很客氣，總是笑眯眯，學生的中國名字叫不出來，就叫我們號碼……她們等級很嚴：專門打蠟地板的，我們叫她姐姐（sister）；學問好的，我們稱她們為媽媽（mother）；總管學校各種教育事務的，叫大嬤嬤（reaved mother）。整個修道院只有一個大嬤嬤。我剛進去時，大嬤嬤是能理嬤嬤，她不常來學校，她一旦出來，別的嬤嬤都鞠躬問好。」
震旦女中的一位學生，耄耋之年仍然對老師杜嬤嬤（Marie d』Huart）的上課情形記憶猶新：「印象最深的是初一時教我們法語的杜嬤嬤。在上第一課時，她看著我們這些小女孩，藍眼睛裡透出驚喜的目光。點名時，因中國人的姓名拗口，她就用法語叫我們的學號：un,deux,trois……被叫到的同學就站起來回答『present』,同時注意數字的正確讀音。當叫到32號（trente-deux）時，突然哄堂大笑，無法停下來。原來，32號同學圓圓的臉蛋很像一個『湯糰』，和『32』的法語發音很相近。這名同學來自北方，不知道『湯糰』與數字32的法語發音同音，被笑得呆若木雞，杜嬤嬤更是覺得莫名其妙。」
楊絳姐姐背著父親受洗當修女
唐樹德嬤嬤是震旦女大自始至終的教務長，女大的老師和學生都對她印象甚好。據曾在震旦女大擔任英語教師的楊絳回憶：「『方凳媽媽』（Thornton的諧音）也很欣賞和喜歡阿必（楊必）。1947年『方凳媽媽』到北平開會，知道阿必嚮往清華大學，也知道她有親戚當時在清華任職，便告訴阿必可帶她北去，有買飛機票等方便。阿必不錯失時機，隨『方凳媽媽』到了北平，並留在清華外文系當了一年助教，然後如約回震旦教課。」唐樹德的助教曾憲玲說：「唐嬤嬤很能幹，是教務長，管整個學校，還上幾門課。現代婦女必須她自己教，是必修課。她覺得作為女人，要懂得禮儀，有禮貌，所以每個人都得上。她還教心理學、英國文學。我做她助教，每堂課都去聽。」
上海聖心會不強迫學生入教，所辦教育機構中，教徒比例相較其他教會學校而言，不是很高。發展中國籍修女速度更為緩慢，直到1939年，才有3位中國籍修女加入，至1949年5月8日，共計發展中國籍修女26人。據震旦女大學生回憶：「聖心會裡中國嬤嬤不多，勢力很弱。我的同學中也有信教的，她們平時不對同學們宣傳教義。學生想信教就自己去聽道理課，覺得感興趣了，再申請入教。我在有一年的聖誕節前夜參加她們的半夜彌撒，教堂布置得很輝煌。」
上海聖心會修道院內部教堂
上海聖心會發展的中國籍修女大多來自震旦女大，也有其他機構介紹來的。與外籍修女一樣，入會後也在其創辦的教育機構服務。據聖心會文獻記載：「第一個入會的中國籍候選人來自上海郊區農村的天主教家庭，父親遠在新加坡，不照顧國內的妻兒。另外一個也是來自上海的農村，家裡原本擁有土地，父親因吸食鴉片致死，家道中落，她入會前在方濟各醫院工作。」另外，據同學們回憶：「同學、老師中也有嬤嬤。有一個姓劉的嬤嬤，專門到這裡念書，穿便裝。還有一個同學，思想進步，在畢業時加入聖心會，後來去了日本，她的妹妹也在我們學校念書，我們本是很好的朋友，做嬤嬤後，就不怎麼來往了。一個女的體育老師也加入聖心會做嬤嬤了。」
楊絳的大姐姐楊壽康原在修道院隔壁的啟明中學當教師，她篤信天主教，一心想加入聖心會。父親楊蔭杭對此堅決反對，但父親去世後，她還是加入了聖心會做修女。據楊絳撰文回憶：「大姐姐在爸爸生前就鬧著要當修女，背著爸爸受了洗禮，爸爸去世後，大姐姐當修女了。她當修女時，就在震旦女校管圖書館。後來隨教會出國。但她畢竟太自大了，受不了一點委屈，以後又還俗了。帶入教會的衣服、金條等，全部如數歸還了她。」
楊壽康
中國籍修女離開中國大陸後，分別前往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以及臺灣地區的聖心會學校工作。其中在日本6人，在臺灣6人，這與她們的背景文化有關，易於適應。
上海解放後，外僑相繼離滬。1949年下半年起，上海聖心會修女先後離開上海，所辦教育機構由新生政權接管。1951年9月26日，上海宗教事務局關閉聖心會修道院。1952年至1977年間，上海聖心會修道院主樓由上海市委黨校所用。1978年9月，上海社會科學院遷入。1982年，上海社科院對大樓進行改擴建，增至五層，至今建築主體保護完好。震旦女大、震旦女中的校舍由震旦附中使用。1952年9月25日，震旦附中易名向明中學，沿用至今。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舊址（向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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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上海灘》雜誌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