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兵馬俑面世整整45年了，對逝去還不太久的那段歷史本來是有紀錄存世、有案可稽的，但知情的和不知情的、親身經歷過的或未經歷的人們，因為各種不可告人的原因，在敘述上卻大大地走了樣。特別是陝西官方的「造神」運作與偽善詭秘，長期來有意的誤導，迷霧竟然遮蔽了真相。中央電視臺在「國家記憶」中，給了不是考古隊正、副隊長的袁仲一和張佔民再一次編假、欺騙社會的機會。
請問中央電視臺：為什麼不採訪參與秦俑早期考古的人？你們不覺得這二位大談個人如何領考古是多麼的孤單嗎？對他們的言行你們落實來沒有？對「國家記憶」這麼嚴肅的項目，採訪、播映是如此地輕率，難道你們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態度？你們可知道袁、張二位藉此又在其他省臺騙人去了！騙、騙、騙，這是什麼社會風氣？
現在，由一位從起始階段就「同秦俑為伍」14載的親歷者如實地「還原過去的存在」，用事實以正視聽，難道沒有必要？難道考古文物界不需要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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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是具有「文物意識」的房樹民，把「秦兵馬俑」呈現在世人面前的
（一）農民鑿井，無意識地打開了歷史的一頁
古代的關中，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物產豐饒，人們認為有如大海無所不出，所以稱之為「陸海」。環境優美，受勢形便，田肥美，民殷富，「戶杜竹林，南山檀柘」，人們認為土地肥沃居於「九州膏腴」，所以稱之為「天府」。就是這有如「陸海」、「天府」的關中大地，由於氣候環境的原因，在近世紀變得乾旱少雨。如果處在渭惠渠、涇惠渠的灌區，農田畢竟還有接濟。寶雞峽引渭灌溉工程啟動於1958年年底，直到1971年7月才建成通水，這大大地解決了寶雞、鹹陽兩市13個縣（區）170萬畝土地的灌溉問題。但廣大的關中臺原地區，則把希望寄托在杯水車薪式的井灌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政府號召農民普遍打井。用農民的話說就是「滿地打的都是黑窟窿」，說明成效甚微。到七十年代，關中又逢少雨。就在秦始皇陵附近的西楊村打井時，一個意外的發現竟改變了這裡的面貌
1974年，臨潼縣晏寨公社的水保員房樹民負責檢查、督導各村的打井事宜。3月下旬，西楊村群眾在隊長楊培彥帶領下，有楊志發、楊全義、楊新滿等人參加，於村南雜草叢生的柿樹園裡開始了破土鑿井的勞動。
經過幾天下挖，在深及兩米多的地方出現了紅燒土和「瓦碴」，接後還挖出了磚塊。本來在驪山北側的山前洪積扇地帶取土、打井，挖出礫石、瓦碴來並不奇怪，同樣這次出土像燒成磚瓦一樣的「瓦人頭」殘片在普通農民的眼裡也不會有太大的異樣。
儘管打井挖出了「瓦碴」、「紅土」，以至於俑頭殘塊，正因為誰都不太在意，就理所當然地不會妨礙工程的正常進行，只是把這些雜物和出土堆在現場罷了。但是，事有湊巧，當公社的水保員房樹民來到打井現場，看到這些堆積物同平常打井出土和石塊不一樣，而且「瓦碴」不像「瓦碴」，就斷定「這是文物」。並立即找到生產隊長楊培彥，讓打井工作暫停一天。回到公社，他把這些情況報告給晏寨公社革委會主任傅有仁。隨後，他在電話中把打井中發現的現象給臨潼縣文化館作了描述，希望來人看看。
（二）趙康民來了
文化大革命中，臨潼縣把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合為一家，這就是「三館合一」的所謂「文化館」。縣文化館館長王進成聞訊後，帶上丁耀祖等人騎著自行車趕到了西楊村，詢問過楊培彥之後又到了打井的現場。看過這些陶俑碎片，一時還難以判斷它的性質與時代。因為這些東西同過去看到的文物不一樣，而且西距始皇陵又遠，估計有三裡多路，是很難把兩者聯繫起來。但無論怎樣，這個井暫時不能打了，等來人挖了再說。他們對楊培彥作了一番叮嚀，就返回了臨潼縣。
派誰去呢？這任務自然就落到幹部趙康民的肩上了。
趙康民是臨潼縣博物館的文物幹部，雖然原來是個學建築的中技生，但一進入文物系統就愛上了這項工作。通過學習和保護文物的實踐，他不但掌握了文物清理和修復技術，而且也具備了一定的研究水平。當年，陝西省文博界流的一句詼諧語，就是：「陝西西有『西霸天』，東有『東霸天』。」這話指的是縣級文物幹部中兩個很有水平的人，一位是扶風縣的羅西章，另一位就是臨潼縣的趙康民。那麼，現在提起秦始皇陵那一方的情結，他似乎比別人更深了一層。因為秦始皇陵園過去多有零星文物的出土，都是經過自己親手收集的。1973年，他曾在陵東清理一座馬廄坑。當時，為籌備陝西省第三次文物工作會議，省文管會派我同崔漢林趕到臨潼縣博物館去通知趙康民。誰知他正在秦始皇陵園「忙著哩」，我們就步行走到了陵東。原來趙康民正在清理一座馬廄坑，於是我們三人經過清理、繪圖、提取文物，忙了整整一個下午，最後終於把出土文物運回了縣文化館。晚上，在華清池三人聊天。他談起鄉間的故事，眉飛色舞，手舞足蹈。一說到秦始皇陵，他更來了勁，滔滔不絕。你們說說：「陵園出土坐著的陶俑，是男人還是女人？」讓人在哈哈大笑中，似乎在摸索著什麼。
西楊村打井出情況的當時，趙康民正在縣北參加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誰知道時隔半年，在馬廄坑之東又有文物情況的出現，這不能不引起他格外地重視。但是，他又顧慮重重。因為他曾把渭河北出土的幾尊南北朝時期石雕像拉回文化館收藏，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被當作「封、資、修」典型通報全縣給予批評。「十年來的思想負擔」沒有解除，現在又值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儒」進行的如火如荼，誰知曉還會飛來什麼政治帽子！平衡再三，但趙康民還是接受了這項新任務。
在縣文化館領導視察後的第二天，趙康民騎著自行車來到了西楊村。在打井現場，他首先是把農民挖出來的陶俑碎片收集起來，裝滿三架子車，一起帶回了文化館。當知農民把銅箭頭賣到了廢品收購站時，他又趕去用高價贖買了回來，其中有銅箭頭200多枚、銅弩機兩件。趙康民畢竟是個細心人，他唯恐有遺漏，就再次來到西楊村。從農村借到鐵篩子，把打井掏出來的土全部過篩，終於篩出來不少的陶俑碎片，如耳、鼻、手指等，還僱農民在井下再掏挖了一段時間。
趙康民對帶回縣文化館的陶俑碎片進行了拚對粘接，終於修復了幾尊陶俑。身披鎧甲、右手緊握似持兵器、高大威武的姿態，前所未有，舉世未見。他們欣喜之情在複雜的心結中難於平靜，是向省上報告還是暫時保密？一刻也拿不定主意。
那時，北京新華社年輕的記者藺安穩，有幸於妻子在文化館工作。他利用回鄉探親之機，在文化館見到了修復好的陶俑。出自新聞職業的敏感神經，立即返京，於6月25日晚趕寫出了一篇新聞稿，交給《人民日報》。經主管部門的審閱，就在內部刊物《情況匯編》第2396期上全文刊登出來。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陝西省臨潼縣驪山腳下的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體高1.68米左右，身穿軍服，手持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實形象塑造的。像這種同真人一樣的立俑，還是第一次發現。
秦始皇陵周圍以前曾出土過陶俑，但都是一些體積不大的跪俑。這種真人一樣的立俑，其珍貴的地方，在於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而秦代士兵的形象，歷史上未有記載。這批武士俑是今年三、四月間，當地公社社員打井時無意發現的。從出土情況推測，當時陶俑上面蓋有房屋，後來被項羽焚毀，房屋倒塌，.埋藏了兩千多年。這批文物由臨潼縣文化館負責清理髮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為夏收，發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秦始皇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是並沒有得到妥善保護。生產隊隨意在陵園掘土挖坑，開荒種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屬製品，有的竟被當作廢銅爛鐵銷毀掉，一些石制、陶製物品則被拋來拋去，實在令人心痛和不安。
（新華社記者 藺安穩）
此新聞稿一經刊登，一石激起千層浪，竟驚動了中央的高層，在中華大地上迎來的將是一歷史的新篇章。
（三）國家文物局飛赴西安了
《人民日報》的內參稿是專供中央及部級領導看的。藺安穩的新聞立即引起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重視。特別是作為中央文革組長的江青，還對陝西某些領導的本位主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隨後，國務院李先念副總理得知消息後，於6月30日在內參上對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和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批示道：「江青同志很關心這件事。建議請文物局與陝西省委一商，迅速採取措施，妥善保護好這一重點文物」。
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接到批示後，急忙給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打電話。詢問負責人杭德洲，仍是一問三不知。7月6日，即派文物處陳滋德處長，攜帶李先念副總理的批示，偕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飛赴西安。第二天，陳滋德一行在省文管會負責人陪同下來到臨潼縣文化館。看了修復好的秦武士俑後，省文管會負責人問：「這麼大的事，你們為什麼不上報？」縣文化館的王進成和趙康民解釋的理由是：「我們想弄明白後再匯報」。
國家文物局和陝西省文管會的負責人在臨潼縣文化館王進成、趙康民陪同下，又驅車來到打井出陶俑的現場。看到縣文化館組織人已經圍繞井的地方，挖開了一個南北長15米、東西寬8米的大坑，坑裡已經有很多陶俑露了出來。即令縣文化館停止發掘，由陝西省重新組織力量進行考古工作。
（四）是誰發現了秦俑
過去，在秦始皇陵東側曾多次出土過跽坐姿勢的陶俑，被認為是歷代陶俑中個頭最大的一種，而這次更大一等的立俑面世卻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可以說，西楊村農民鑿井，是在無意中出土了陶俑殘片，他們也並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些文物的真實意義。並不像影視作品中農民挖出完整的俑頭，抱著它欣喜若狂，終於發現了「秦兵馬俑」。
打井農民抱個俑頭欣喜若狂的鏡頭，是吸人眼球的藝術處理手法。但不符合事實，容易造成誤導。我以為這些打井的人「並不認識什麼是秦俑」，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原來打井時，他們既棄置俑片於井旁不顧，還有人把挖出的銅箭頭當作廢銅爛鐵賣給了供銷社去換錢。
但是，過了幾十年當秦俑走紅之後，從專業幹部到打井的人，同秦俑沾邊或不沿邊的，深切地感到只有同秦俑拉上關係都具有非凡的名利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圍繞「秦俑發現人」的問題爭論不休。多少年來，不論我在秦俑考古隊或是離開那裡，並不想介入這場是非。因為那些農民、幹部都是老「熟人」，為了「名」和「利」，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在對「誰發現了秦俑」問題的認識上，我與眾不同。我始終認為：要說「發現秦俑第一人」的話，只有晏寨公社那位默默無語的水保員房樹民才稱得上。因為起碼的自身素養和文物保護意識，讓他斷定丟棄在井邊的那些瓦碴「是文物」，然後才有報告給領導的行動。如果房樹民沒有這個「第一意識」，恐怕我們又同秦兵馬俑失之交臂了。恐怕秦俑出土以來的一切人和事，一切名與利的糾葛，都將陷入到無數個「如果」的推想範圍之中去了。
在這裡，我們還應看到：趙康民把陶俑碎片粘對，使人們第一次看到雄赳赳、氣昂昂的秦代武士俑；而記者藺安穩還是消息報導的「第一人」，是他對「秦代武士陶俑」給了確切的定性，並把這「俑」同那「秦始皇陵」聯繫了起來，確認了二者的從葬關係，這些都是異常準確的，是超前於學者研究的，這功勞當然也應歸之於他。至於後來有「秦俑之父」的稱頌，又排擠他人而欣然自居者，把「發明」同「發現」混為一談，更是滑稽可笑。況且這「發現」也並不是書齋裡的學者，那麼，其欣然「為父」的姿態豈不讓人齒冷！更不要說他在秦俑工作中的學術性和技術性的誤導了。
前後採訪秦俑的詩人、作家多不勝數，也有「專吃秦俑飯」的新聞記者，其中不少人是偏聽偏信、趨炎附勢的「跟風」之徒，憑著一枝筆、一張嘴在對社會作輿論誤導。但是，唯獨記實作家嶽南先生憑藉著誠實篤信的心態、調查求真的作風，寫出的《復活的軍團——秦始皇陵兵馬俑發現之謎》一書就不同凡響。他首先響亮地喊出：「歷史應該記住他的名字——臨潼晏寨公社水保員房樹民」，是他「一個電話使這支地下大軍看到了一絲面世的亮光」；他還有力的指出：青年記者藺安穩「寫出一篇最終改變了這支地下軍隊命運的文章」、「使這支地下大軍終於絕處逢生，大踏步走向當今人類的懷抱」。可惜後來官樹的偶像，既成了「秦俑之父」，獨攬了話語權，成了孤家寡人。在大喊「為秦俑而生」的叫囂中，嶽南等人的正義之聲被壓低到「銷聲匿跡」。
房樹民、趙康民與藺安穩
二、秦俑考古隊的工作正式進入角色
（一）初期考古隊的當家人
1974年，經過國務院和國家文物局的批准，陝西省委及時組建了「始皇陵秦俑坑發掘領導小組」。
發掘領導小組的成員如下：
於哲吉：陝西省文化局局長
延文舟：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命委員會主任
杭德洲：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人
方 傑：臨潼縣縣委宣傳部部長
傅永仁：臨潼縣晏寨公社黨委書記
楊培彥：臨潼縣晏寨公社西楊村生產隊隊長
很顯然，這是以文化局革命委員會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軍代表於哲吉為首，吸收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以及縣、社、隊三級革命委會領導的管理組織形式，足見國家對人類這一文化遺產的重視。
對秦兵馬俑發掘的具體事宜，則以省文管會的業務幹部為主體而組成「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最初的成員有袁仲一、屈鴻鈞、崔漢林、程學華、杜葆仁，並吸收了臨潼縣文化館的趙康民參加。這支考古清理隊的隊長，是由陝西省文管會負責人、「發掘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杭德洲兼任，並於7月15日率領大家，進駐到西楊村開展工作。
說實在的，一開始誰也沒有看好秦俑發掘的前途，同文管會過去習慣於挖墓一樣，誰都準備在短期內結束野外工作。因為杭德洲雖是考古隊長，但還要兼管文管會的工作，要應付上級，要開會，所以當時省文化局擬調業務幹部王學理來主持發掘。但由於鹹陽地區文管會不時地在秦都鹹陽工地爭權滋事，而陝西省文管會只有他一人在那裡頂著，就只好把在昭陵整理唐墓資料的王玉清調到秦俑考古隊來。但這位「老好人」不勝任指揮，雖然沒有再明確誰是「代隊長」，更沒有什麼「任命」之類的官方文件，畢竟不像現在大家對是不是個什麼「長」那麼地計較。
在這裡有個問題還須明白：有人在秦俑地位顯赫之後，一再聲稱自己是「隊長」，是自己領導了幾十年的考古隊，是「八大奇蹟」的奇蹟。那麼，發掘秦俑初期，杭德洲既是「秦俑坑發掘領導小組」的成員，為了便於開展工作而兼任「隊長」是「名正言順」的。而且省文管會開展的野外考古工作，一直都是在他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像過去清理何家村唐代金銀器窖藏、漢陽陵刑徒墓群，恢復秦都鹹陽考古後兼任工作站長。另外，還有派誰去雍城、宋村秦墓、茹家莊周墓發掘等，無一例外地都要經過老杭的指派。這次開展秦兵馬俑發掘，是國務院、國家文物局直接點名的重大項目，杭德洲豈敢放手不管？但是，過了幾年秦兵馬俑創出了世界名聲，「名」和「利」當頭，不安分的人就坐不住了。當時，作為西安碑林博物館革委會委員兼副支書的袁仲一寫過幾篇文章，當杭德洲離開秦俑之後，就大膽地宣稱自己一直是「隊長」，是「為秦俑而生」的人。除過「自吹」之外，又有人給寫「自傳」、瞎掰「秦俑之父」，幫著「他吹」。由學歷史而篡改歷史，這既不符合「史德」，又有失身份。
（二）考古隊試掘與鑽探
1974年7月，考古隊進駐臨潼縣晏寨公社西楊村的農民家。15日起，即開始對趙康民開挖的南北長15米、東西寬8米大坑作復探，對井周圍開了四個試掘探方。另外，在坑的東南角上，蓋了個臨時工棚，作為放置工具和值班之用。後來，外界誤認為是考古隊的住房。袁仲一也把這作為是他領導考古隊過艱苦生活的證明，顯然歪曲了事實。
經過一年時間的勘探與試掘，確知一號坑的坑體部分東西長204米、南北寬62米，四邊各有五條斜坡道，其中以東西兩端的最長，總面積14260平方米，坑內有放置文物的東西向「過洞」11條。發掘俑坑東端前廊和部分過洞，在960平方米範圍內出土武士陶俑500餘尊，拖拉戰車的陶馬24匹，各類青銅兵器和其他文物七千餘件。考古隊把這一發掘成果寫成《臨潼縣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發表在《文物》1975年第11期上。
三、蓋秦俑一號保護大廳與考古隊外線作業
（一）聶帥提出給「地下軍陣」蓋博物館
1975年8月，考古隊把一號坑的試掘情況寫成書面匯報材料，呈送給陝西省文化局和國家文物局。
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在北戴河海水浴場見到聶榮臻元帥。兩人在交談中，聶帥得知秦俑發掘的情況後，說：「不得了呵，這麼大的一個地下軍陣，要是能建個博物館就好了。」
按照聶帥的指示，王冶秋局長立即返回北京。第二天即向谷牧和餘秋裡兩位副總理作了在秦俑坑上建館的報告。隨之，由李先念副總理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一致積極贊成在原址上建立博物館。「就這麼定了」。
26日，王冶秋局長飛赴西安，把國務院的決定告知了陝西省委和省文管會。27日，王局長到秦俑試掘現場作了考察。
（二）「秦俑博物館籌建處」操辦蓋大廳
1975年11月，陝西省文化局成立了「秦俑博物館籌建處」。組成人員是：
主任：楊正卿
成員：朱仲安、馬騰、陳子先、劉最長
支援幹部：文化局從下屬單位抽調來19位幹部
在支援籌建的幹部隊伍裡，多是行政勤雜人員，惟獨王學理一人是陝西省文管會、博物館來的考古業務出身者。
在秦俑一號坑上要蓋起大廳，為了方便施工就得暫時停止考古試掘。秦俑博物館籌建處施工組陳子先組長，把現場管理的任務交給了我，而他只負責西安方面的外聯工作。經我的手，為建築工程隊的入駐而先做「三通一平」（水通、電通、路通，場地平整）的先期準備。這時，一號坑東端試掘的陶俑、文物、跡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對這些文物遺存採取護理之後，就地掩埋。再在「過洞」之上密排地搭鋪粗圓木，以避免重型施工工具（推土機、卷揚機、吊車、車輛）的重壓。對坑上分散著的其他小試掘探方，也用了同樣的辦法。這時，我大聲喊出：「秦始皇的將士們，委曲了。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你們不會在下面等待多久。我會用雙手，請你們出來的！」 朋友們都擊掌哈哈大笑了起來。
當一號坑施工作業期間，秦俑考古隊轉入了「外線」工作。也就是：在一號坑周圍進行鑽探。就是這個時候，在一號坑東端的北側只隔25米處發現了二號坑，並隨之開了「試掘探方」。我在籌建施工的空隙，同樣閒不下來。常常到考古現場，同屈鴻鈞、王玉清等人在一起分析跡象、動手清理陶俑。一有空，也去西楊村考古隊的住地閒聊。記得原子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攜帶著兒子和美國兒媳，來到二號坑試掘現場。就我所知，給她介紹了秦俑及考古前景。我當時想：美籍華人不遠萬裡來看秦俑，還帶著自己的後代，可見他們不會忘「根」。那麼，我們更應該做好手下的工作。可以說，我對秦俑的認識，正在增長著。
（三）破土動工蓋大棚
1976年，在我國的歷史上是一個多事之秋。河北唐山大地震、四川松藩地震，震得人心慌慌。我們睡在場地上的防震棚裡，風吹雨打，篷布噼啪作響，徹夜略無安靜。就在這個時候，周總理辭世在前，接後又是朱德總司令長眠，跟著發生了「紅太陽」毛主席的殞落……。「四人幫」仍舊在上面肆虐，「路線鬥爭」一刻也不停。雖然當時建設秦俑坑大廳的工程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響，但憋悶的氣氛總使人心一陣陣地往下沉。
秦俑館基建，於９月份正式破土動工。保護大廳面積16000平方米，比兩個足球場還大。那麼，該怎樣來支撐如此巨型的屋頂呢？如果採取中間設有立柱的「桁架式」，必然會妨礙觀眾的視線，還將不可避免地破壞坑裡的文物跡象。怎麼辦？最後，設計上選擇了「三鉸拱結構」。如此一來，屋頂的全部荷載就勢必落在大廳四周的38根拱柱基礎上。不用說，要立拱柱，同樣也得挖坑打基礎。若果採用掘土機，對一個個柱坑掏挖，由於柱間距太小而必然彼此貫通，結果一號大廳的牆基就會形成一圈周長600米的長方形大壕溝。
又遇上了「怎麼辦」的問題。按說，這不關乎我個人的事。但是，為國家節約、少花錢多辦事、爭取時間的想法，還是把自己推上了承受苦難的前沿。我帶領施工組主動「請纓」，採用了民工承包挖土方的辦法，代替了機械挖基槽。這樣做，儘管自己不得不天天守在施工現場，反而對國家減少了62%的土方量、節約投資21.08萬元，而且使工期提前，更確保了俑坑文物的安全。10月8月，陝西省第三建築工程公司開始澆灌第一個拱柱基礎的墊層，它標誌著保護大廳從設計圖紙變成了使人們能看得見的實際。
三鉸拱屋架撐起
（四）自覺為秦俑博物館幹了三件「份外事」
恰恰在這個時候，即10月25日，傳來中央在天安門上宣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人們倍感振奮和輕鬆。為秦俑博物館的前途著想，取得籌建處楊正卿主任的支持，我除過施工組的工作之外，還為秦俑博物館自覺地辦了三件「份外」的事情。這就是：
第一件，國家撥款500萬元，是用於蓋一號大廳的。設計上，這也是唯一的內容，顯然上下都是著眼於純粹作保護。而我想得多了一層，並建議在這大廳之外，另建兩個輔助性的專題陳列室，以便起到配合主題、豐富內容和有序引導的作用。結果，我的建議與設想，被採納了並得以實施，對秦俑館以後的多樣性陳列起到了肇始的作用；
第二件，我預料到文革後即會有一個「文化熱」的來臨，為使秦俑博物館一起步就能同這一大趨勢合拍，便建議在籌建期間即應著手圖書資料的建設。楊主任很同意我的理念，擠出經費來，讓我去做這一工作。於是，我多次從西安選購出古本文獻典籍及三大考古雜誌（《考古》、《文物》和《考古學報》）創刊以來的全部刊期，共約千冊左右。這大概也算是秦俑館圖書館的前身吧；
第三件，從業務建設考慮，為秦俑館積極引薦業務人才。
在秦俑博館籌建處期滿一年，建築材料運到現場，一號大廳的主體工程有了奠基，調進的正式人員也陸續入位。這時，我們這些從省文化局下屬單位抽借來的19名同志也要一律返回。派一輛麵包車，把大家拉上去乾陵參觀了一天，這就算是對諸位「支援幹部」的酬謝。因為我屬於省文管會、博物館的業務人員，再加之志向秦漢考古，這就很自然地轉到了由省文管會領導的「秦俑坑考古隊」來。
四、二號坑的選點試掘，三號坑的全面揭露
（一）就是這幾位實際工作者
當秦俑一號大廳建築施工期間，秦俑考古隊轉入了在陵區「摸索」的「外線勘探」。當人們在茫無所從之時，秦俑博物館籌建處提供了一條信息，於是程學華於1976年4月下旬，在一號坑東端北側相距20米處，探出了二號俑坑。
經鑽探，秦俑二號坑面積6000平方米。平面呈曲尺形，即在南北向長方形坑體的東北角再擴出一個小方塊構成。坐西面東。坑東西通長124米，南北通長98米，深約5米。1976年5月至1977年8月，考古隊為了解該坑的坑形結構與文物內涵，在坑範圍內的不同部位選取一些「特徵點」解剖，前後共開挖了18個試掘探方。
原來1976年參加秦俑館籌建處的王學理，在施工組工作之餘就常常下坑，同屈鴻鈞一起參加二號坑的試掘。1977年前季，考古隊大部分業務幹部去外地參觀，僅留下程學華帶領「亦工亦農考古學員訓練班」（從附近農村僱用的年輕臨時工）發掘。隨後，王學理從秦俑館籌建處正式轉回考古隊，同學員一起勞動。這時，參加二號坑試掘的考古業務幹部只王玉清、程學華和王學理。原《陝西日報》的王考負責繪圖。
（二）考古隊的指揮是「老程」
我到考古隊幾乎見不到什麼隊長的身影。儘管我們大家都知道杭德洲是文管會的負責人、領導小組成員兼隊長，但他經常在西安活動於上層。即使來到工地，也多半愛去楊主任那裡。而袁仲一經常在碑林博物館搞什麼，偶爾到秦俑發掘工地走一下。雖然過了若干年之後袁仲一拿了秦俑館的大權，便聲稱自己是「隊長」，是他領導發現並發掘了一、二、三號坑。這些均不符合歷史實際。
1977年前季，考古隊因為挖秦俑之功，組織大家去外地參觀。大部分同志乘飛機去了南方，只有程學華自願留下來主持臨時工試掘二號坑。按照當時時髦的名稱，就是辦「亦工亦農考古學員訓練班」（從附近農村僱用的年輕臨時工）。很有意思的是，雖然「四人幫」已經垮臺，但在程先生當家的一段時間裡「突出政治」的氣氛還是很濃厚的，一切行動都帶有點「軍事化」的味道。上班時，他布置這些學員除過扛上工具、拉著架子車，還要排隊前行。車上放著一塊小黑板，到工地後，把黑板掛在柿子樹上或是栽在高土堆上。黑板上寫著這些「學員」自作的詩。每天輪換一首，多半如「手握寶書心向黨，一心一意把古考」、「毛主席的話是真理，字字句句記心上」之類。
那時，老程叮嚀我：「你是搞研究的，就不要下坑了。發掘就讓他們學員搞吧。」他交給我的任務是：過幾天，把食堂的「黑板報」換一次。於是，又編、又寫、又畫，這對從中學以來就寫黑板報、辦壁報的我說來，易如反掌，所以每次都如期完成。他還要我把過去形成的一百多首「學員詩」編印成冊，雖然我不懂這「順口溜」式詩的「格律」，還是二話不說地認真去做。從內容上分了類，冠以標題，設計出封面和版式，再交給學員吳耀武刻蠟版。過不了幾天，一本本刻印清晰、裝訂整齊的《考古學員詩集》就很快地送給了老程的案頭。這些小冊子除每人一本之外，其他的就成了送給領導者獻功的「禮品」。
作為考古十幾年，特別是按考古程序發掘秦都鹹陽遺址的老大學生的我，現在受到如此「關愛」和「器重」，真是讓人有偷著樂的滑稽。而我還是具有甘拜下風精神的，就愉快地接受了下來。不過，在「完成了任務」之後，時間就屬於自己的了。所以，自己一有空還是鑽到坑裡去同學員們一塊搞發掘。晚上，挑燈夜讀。我想：不讓接觸實際工作，沒關係。讓咱「住閒」，咱自己也不能閒。
在試掘期間，隊長杭德洲把編寫二號坑發掘簡報的任務交給了王玉清。他懷揣一個小本本，當看到各坑有重要情況時，就記下來。最後，當用各坑圖紙拼對「二號坑平面圖」時，要麼是兩「隔梁」相併，或者就是兩「過洞」相鄰，但程學華堅持二號坑只有13個過洞。後來，大家冒著嚴寒，重新鏟去二號坑上的表土，露出各試掘坑，由王學理用大平板儀測繪，最後交王考清繪製出兵馬俑布置的「秦俑二號坑平面圖」。大家這才明白誤差的由來是：開試掘坑時，程用手持羅盤定向，角隅不夠準確，要麼把坑角變成了銳角，要麼又變成了鈍角。這不但使得14個過洞少了一個，而且周邊的斜坡門道也大為減少（後驗證：東4，缺1；北2，缺1；西4，缺1）。這才由王玉清寫出簡報《秦始皇陵東側第二號兵馬俑坑鑽探試掘簡報》，並以「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的名義發表於《文物》1978年第5期上。
二號坑試掘平面圖
（三）三號坑陶俑色彩損失不可挽回
秦俑三號坑的發現，幾乎與二號坑同時。但全面發掘開始於1977年3月，結束工作在12月份。此坑位於一號坑西端北側，相距25米，平面呈「凹」字形，坐西面東。因為面積只有520平方米，其中既無隔牆，又沒有「過洞」，所以考古隊作了全面發掘。工作仍是由程學華指揮「亦工亦農考古學員訓練班」進行，王學理只是跟班勞動，並手把手給老程教會如何使用顯影罐。
三號坑在正廳中心，發現有駟馬系駕的木質車一輛，車上似有彩色傘蓋的遺蹟。可惜老程不讓其他人染指，就在一場雨中消失無蹤。而三號坑因未經火焚，68尊武士俑體表顏色鮮豔而保留得又多，這是其他俑坑所沒有的一大特點。王學理出差北京時，國家文物局謝辰生給了我3個彩色膠捲。回來交給了羅忠民，但他並沒有用在三號坑的紀錄上。鑑於原先考古隊試掘一、二號坑時忽視顏色的問題，就在沒有彩色膠捲的情況下，我特請籌建處王志龍用圖畫顏料作比照，最後製作成有11個色種構成的「色階表」。這當然以後也成了秦俑博物館展覽的樣品。同時，王學理還設計出《陶俑色彩登記表》，並逐俑按部位進行了詳細的登記。為接受二號坑用手持羅盤劃探方造成失誤的教訓，王學理用大平板測量儀繪製出三號坑平面圖。這些第一手資料，都交給了程學華。可惜的是，以「秦俑坑考古隊」名義發表於《文物》1979年第12期上的《秦始皇陵東側第三號兵馬俑坑清理簡報》時，並沒有提到陶俑的顏色，也沒有採用我那《陶俑色彩登記表》，連平面圖都是讓學員按王學理的測圖而重新手繪的。
我真不明白：沒有參加發掘而又能執筆寫「簡報」的袁仲一、程學華為什麼要搞「清一色」，難道就為了使自己在秦俑不朽嗎？以後幾十年的事實確實也引證了他善於偽裝、心地狹隘的品行。
鑑於不能如實反映考古的真實，為了便於學術界及時釆用秦俑的最新考古成果，隨後王學理寫了《秦侍衛甲俑的服飾與繪彩》一文，發表在《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上。
秦俑三號坑雖然作了全面揭露，但沒提取陶俑修復，接著就作了回填處理。至於過了十多年之後秦俑館再次挖開三號坑時，把幾個殘存顏色的照片當做「唯一」，真讓人痛心。
二、三號俑坑的發現，考古隊對兩者之間的一個土壕產生了懷疑。儘管它南北狹長而並不規則，但兩個俑坑相隔120米的這一片空白地帶又是作何用呢？經過鑽探，找到北邊和東西兩邊的北端，而坑南端遭受水流破壞。因此確認這佔地4000平方米的土坑，原來是一個未建成的廢棄俑坑，從而編為四號俑坑。
至此，始皇陵東側一組四坑的兵馬俑終於呈現在世人面前。
五、秦俑一號坑正式發掘，因不科學而被考古專家叫停
（一）杭德洲名正言順地主持考古隊
秦俑一號坑保護大廳，經過兩年的緊張施工終於告竣。為迎接秦俑博物館1979年國慶節的對外開放，對一號坑的發掘正式啟動。
陝西省文化局就秦俑一號坑的發掘，1978年特別下達了成立「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隊」的紅頭文件。明確規定：
隊長：杭德洲，主持考古隊全面工作，領導一號坑考古發掘
副隊長：柴中言，負責文物修復
考古隊成員有原來的業務幹部袁仲一、屈鴻鈞、王玉清、程學華、王學理，後來陸續又增加了負責顏色保護的單暐、攝影師羅忠民、雜務魚龍，還有大學畢業不久的工農兵學員劉佔成、張佔民。秦俑館的講解員吳永琪，也參加了副隊長柴中言主持的陶俑修復組。
1978年12月13日晚，杭隊長在考古隊會議上宣布：發掘秦俑「為明年十一獻禮」。為了鼓士氣，過了三個月，即1979年3月16日，秦俑館會同考古隊聯合召開了「向十一獻禮誓師大會」。
一號坑的坑體面積有12420平方米的，被劃分成２７個探方。8月5日，正式動工。當時，有100多名解放軍戰士參加，用9臺翻鬥車運輸，僅兩個月時間就揭去了上層厚約2米的「表土」。我當時拿鐵皮啦叭、站在坑東的鐵架子上調度翻鬥車的情景歷歷在目。秦俑考古隊安排業務幹部「頂方」，每人只守一個探方。但王學理在短期內先後開過的探方是：T4、T5、T13、T14和T24，有時要兼顧三個探方同時的「細部清理」。身不離現場，三個探方紀錄本交遞著使用。杭說：「能者多勞」，這也算是在不可否認的事實面前一種精神安慰。.
正發掘一號坑兵馬俑
（二）夏所長檢查，杭隊長露餡
探方是杭隊長交由屈鴻鈞和王考劃定的，把坐標點放在東南角。採取第四象限而有違第一象限的傳統做法，這顯然是常識性的錯誤。王學理鑑於探方大（20m×20m）、秦俑坑的特殊性、又無統一的紀錄要求，曾在考古隊會議上多次建議制定詳盡的、有統一要求的「紀錄提綱」。還以北大工農兵大學生在湖北盤龍城發掘為例，指出參差不齊的紀錄對形成「考古報告」的深刻教訓。人賤言微，正確意見得不到支持，袁仲一不表態。杭隊長卻說：「那有什麼統一的！記錄不就是情況、地層、跡象、出土物和結論五個部分，誰還不知道？」似乎是王學理的無知。經過多方的耐心交涉，杭隊長還是把起草的任務交給了我王學理。我整整用了七天時間，寫出了一份詳盡的「發掘紀錄提綱」。從大綱到細目、從文字到表格，都規定得異常明確。但此「提綱」始終沒有見於採納和施行，探方紀錄仍然是「頂方幹部」在各行其事。這就為以後出現一系列麻煩，埋下了禍根。
1979年4月3日，「全國考古規劃與考古學會」成立大會於西安召開。11日，秦俑考古隊停工，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率全體會議代表來到了一號大廳。夏所長參觀中詢問杭隊長，並要看發掘紀錄。於是，杭德洲派人去叫正在宿舍整理資料的王學理，而自己卻藉機離開了現場。當時，陪同夏所長的有北京所的王世民，考古隊接待的剩下了屈鴻鈞。當夏所長在翻閱王學理的T4、T5紀錄時，圍觀的代表們可說是裡三層外三層地等待「發難」。後來，大家看到夏所長對紀錄中有文字描述、有圖解，竟稱讚有加，他們才陸續散去。
就在全國考古學會代表參觀秦俑後返回人民大廈的當天下午，國家文物局文物處黃景略處長來到了秦俑考古隊。他召開考古隊會議，堅決要求收縮發掘戰線。最後確定，在國慶前只準挖一號坑東端的「前廊」部分。
於是，杭德洲於4月12日召開考古隊會議。重新部署力量，分工是：T1——屈鴻鈞、T2——劉佔成、T10——袁仲一、T19——王玉清、T20——王學理、張佔民。
在全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大會之後，由夏鼐等16位考古專家聯名上書華國鋒主席、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嚴厲地指出秦俑發掘不科學：速度快得像挖土豆，修復限時間把陶俑變成了「水泥人」，領隊不懂考古規程……。1979年8月21日，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黃直部長召開考古隊會議作了傳達。9月20日，秦俑考古隊召開會議，由國家文物局黃景略處長傳達胡耀邦給陝西省委的批示，擬組織力量檢查考古隊工作。
9月27日，杭隊長召開考古隊全體人員會議，宣布技工、臨時工清理手續回家。放長假無限期，接到通知才算數。
10月1日，秦俑博物館正式開館，一號坑對外開放。慶典規模盛大，各界頭面人物都紛紛趕來致賀，車水馬龍。但考古發掘隊的業務幹部，無一被邀請。隊長杭德洲在事先沒有接到請柬，便回到了西安。當日，心有不甘，又同袁仲一趕到會場，但仍無人理睬，也嘗到不受重視的滋味，就悻悻地離開了。
（三）考古發掘中的亂象
陝西省文管會的秦俑考古隊，對一號坑的正式發掘被停止，完全是由於「程序不規範，發掘不科學，管理混亂」造成的。以田野工作為例，如：
1.坐標混亂：把縱橫軸交叉的0點放東南角是錯的，不便操作是顯而易見，如寫在「考古報告」上勢必是南轅北轍的笑話！幸虧發掘人員有「各行其事」的方便，誰也沒有遵守這一規定。但是問題也跟著發生了，就是：為確定出土物的位置，發掘者自作主張，竟在發掘紀錄上出現了「北牆下××釐米」、「南牆下××釐米」……的一些標記法。但誰也不能明白這「牆」指的是「隔牆」，還是探方之邊？即使你確認了，而量出來的只能是一條「線」，並不是一個「點」！奇怪的是，還有寫作：「在第×過洞中由北向南數××釐米」、「由南向北數……」、「由東向西數……」、「在由北向南第×號陶俑××釐米」……等等，足有七、八種之多。
2.沒有探方紀錄標準：秦俑坑結構、布局、跡象、文物的特殊性，和以往發掘過的遺址有很大的不同。對「探方紀錄」的內容須有詳盡的統一要求，應該要求考古人員在發掘過程中作原始紀錄時，除過一般文字描述敘寫、繪圖、照相之外，還應有各種數據、填寫各種表格。但杭隊長沒有採納王學理的建議與設計，竟然使各「頂方幹部」自行掌握，最後勢必出現因人的勤惰、觀察水平而積累的第一手資料形成粗與細的差別。既然各個探方紀錄不統一，缺項必然影響編寫「考古報告」的編寫，寫出來的真實性也是值得懷疑了。
3.沒有「文物登記表」：當1986年「秦俑考古隊」向「秦俑館」移交文物時，不是按「原有清冊」點交，而是臨時在各修復室、倉庫、宿舍裡搜尋，見物重新登記，這能說沒有遺漏？事實上，在移交之後，仍然從有些房子的抽屜裡出現箭頭等文物。
4.沒有「陶俑登記表」：從發掘坑中提取陶俑修復，到修好後入坑，都沒有紀錄。同樣，1986年「秦俑考古隊」向「秦俑館」的移交，因為沒有「原始清冊」，就只好尋物登記，再移交，以至於發生了隱匿的「將軍俑頭」被盜案。
5.因人劃線，唯親是舉：考古隊領導不能聽取意見和建議，藉以改進工作中的不科學行為，卻是看人的身份行事。發掘一號坑時，陵園調查與發掘另立門戶，造成文物管理混亂。當夏鼐等專家停止秦俑發掘後，領導不是總結教訓，而是懷疑有「內奸」，並孤立所謂「出賣陝西的人」。後來想以編「考古報告」爭回面子，卻給上級匯報是「有人拖了考古隊的腿」。但當王學理承寫「兵器」部分交稿時，而承寫其他部分的人還未動筆！當時，為了方便編寫報告人的參考，杭隊長曾曬出若干份藍圖，但袁仲一據為己有，壓下來就是不給編寫報告的其他業務幹部用。拖了幾年的秦俑一號坑考古報告，終算完成。但在省文物局召開執筆人參加的「統稿會」時，卻故意把承寫「兵器」一章的王學理排擠在外。他們當然知道：這是個向上級邀功的好機會，還可把編造「拖期」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以上有違考古規程的問題，成了「考古學家」的人從不涉及。到底誰是「行家」、誰是「糖人」，還要人指證嗎？
六、五年後重組「秦陵考古隊」，科學發掘卻被粗暴斬斷
（一）文博考古體制大改組
1982年8月中旬，秦兵馬俑去澳大利亞展出，這是秦俑首次單獨「走出國門」。從北京組織方到陝西省，都非常重視。由官方用文（翻譯）圖（照片）的形式首次向世界公布了俑坑出土情況及其學術意義，其文字部分交由王學理撰寫。因為這是不署名的勞動，才交給王學理，還說這是「組織的信任」。但我執筆的《秦始皇陵與兵馬俑從葬坑》長文，以後就成了長時期各種對外展覽圖冊版本的父本。隨後，杭德洲隊長出國隨展，回國後不久便升任為陝西省文物局文物處處長。
秦俑一號坑停工幾年之後，陝西省多次要求恢復發掘，均未獲得國家文物局批准。理由很簡單：因為國家文物局要求陝西寫出一份總結過去發掘教訓的報告，只有這樣才能同原先停工的理由相呼應。但秦俑考古隊領導惟恐否定自己的正確形象，所以呈寫的材料，只說「貢獻」而不談「教訓」。這既不給夏所長面子，也不給國家文物局臺階下，當然是不能獲得上級的批准。
1985年，在孫達人副省長主管下，對陝西省考古文博的體制來了一次大調整。考古發掘歸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保護管理歸陝西省文管會，文物展覽歸博物館。由此也撤銷了原來的「秦俑考古隊」，交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組建「秦陵考古隊」。
由於前後兩個考古隊的交遞，就涉及到原來發掘出土秦俑文物的去向問題。為歸屬關係，在陝西省文物局張廷皓副局長的主持下，曾多次召開過四方聯席會（陝西省文管會秦俑考古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館和西安碑林博物館）。11月27日，儘管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石興邦所長提出：原先發掘的秦俑，既然無償地給了秦俑館去賺錢，就應該給當年參與從發掘到修復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碑林博物館以「經費補償」……。但是，時任省文物局局長的王文清並沒有採納，說：「誰叫你們沒有生在秦俑館？」
根據四方聯席會確定的接交原則，陝西省文物局於11月29日，以陝文物辦發[85]66號文件下達。其中就文物資料的規定是：
「二、一號坑內已展出的五個方內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隊移交給秦俑館，未修復的秦俑由秦俑館負責修復、復位及五個方的安全、衛生工作。該項工作由杭德洲牽頭交，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四、原考古隊將所有文字、照片資料一式三份分別移交給秦俑館、省文管會和現秦陵考古隊。該項工作由杭德洲牽頭交，限年底以前完成。」
「……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責任。」
省文物局文件
（二）抹不去「秦陵考古隊」的業績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新組建的「」領導成員，上報陝西省文物局。經批准的陝文辦批[85]85號文件規定：
「二、石興邦任考古隊隊長（兼），王學理（主持工作）、袁仲一、吳梓林任副隊長。王學理主持考古隊日常工作。」
「秦陵考古隊」的業務幹部組成，除過王學理、袁仲一兩人返回恢復後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之外，原省文管會的屈鴻鈞、程學華、劉佔成、張佔民的工作關係也調入研究所。另外，還有退休後留隊的王玉清和秦俑館的李鋼成均以個人身份參加工作。
按照國家文物局針對過去工作失誤、拿出相應措施的要求，由王學理起草了一份《關於發掘秦俑一號坑的技術性規定》上報。因為內容翔實，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很快得到批准。
「秦陵考古隊」就人員、紀律、財務、財產做了切實的整頓，落實了發掘、提取、修復文物的具體措施等等。但整頓阻力重重，謠言四起。袁仲一出國後，卻慫恿他老婆找孫達人副省長鬧，說他應該是「第一副隊長」。不料想平日裡的謙謙君子，一再聲稱「自己不是當官的料」，但現在為了這個算不上「官」的考古隊長，竟如此地費神！
1986年3月24日，秦俑一號坑恢復了第二次發掘。在王學理的主持下，開挖次五方（即：T11、T12、T13、T21和T22），面積2000平方米。為秦俑館展覽考慮，挖掉了位於一號坑正前方、妨礙觀瞻的大土臺子（T11）。按照田野考古規程，並沒有採用大型機械，雖然只用了8個月時間，但工作量卻抵過了「秦俑考古隊」過去四年半的總合。計出土陶俑706尊、戰車遺蹟11處、陶車馬44匹、戰鼓遺蹟３處、銅鐸３件、長兵器13件、青銅殘劍４把、弩跡24處、束箭遺蹟49處、器柄12根，還有多個手工工具等文物。此時，我們把車兵和步兵這不同兵種的協同作戰、兵器配備原則、金鼓兼有的指揮系統等軍事學術問題，一下子很清晰的呈現在了世人面前。特別是「雙車編組」這「有前有後」的關係，更是增進了人們的新認識。這次發掘成果的意義，在於對秦俑研究甚有科學價值。
在發掘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在考古研究所王廷芳副所長的陪同下，對秦俑恢復發掘作了一次「微服私訪」。他們下到坑底，參觀了發掘現場，又看過修復室和文物庫房，聽取我的設想與安排後，就離開了。過後石所長說：「王所長己轉告國家文物局，說你們這次是符合科學發掘的，計劃是可行的，組織是有方的。」為陝西爭了光，皆大歡喜。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得到了緩和，隨後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葉小燕等多位專家也都陸續趕來入坑參觀。我們一律熱情接待，從不搞資料「神秘化」。」
（三）文物移交後盜案發生了
秦俑博物館雖然於1979年國慶節對外開放，但畢竟沒有自己的秦俑文物，因此按照局文件要求移交也合情合理。但杭德洲、袁仲一想了個抵制移交的辦法。1986年6月2日，他們在孟順慶辦公室問王學理「你看咋辦？」我用文件規定作了回答。袁仲一說：「好些陶俑還沒有修復哩。文物不修復可是個罪過呀！」我想：怎麼突然重視起我的作用來了？莫非是想利用我作個擋風的牆！我明確的告訴他們：秦陵考古隊絕不介入，但可以把屈鴻鈞借出給你（杭德洲），受你指揮去辦移交，辦完了再返回考古隊。
當原「秦俑考古隊」隊長杭德洲會同借出的屈鴻鈞，向秦俑館移交文物之後兩個月，即1987年2月17日，不料其「隱匿」未交的「將軍俑頭」被盜了。這一驚天大案，固然對犯罪團夥五人繩之以法。但面對公安部、國家文物局對管理責任的追究，時任省文物局長的王文清利用上級和社會上不明白「兩個考古隊」之間的隸屬關係及職責範圍，在「調查」的口實下，利用職權大膽地栽贓。移花接木，包庇了已當上省文物局文物處長的原「秦俑考古隊」隊長杭德洲，冤屈處分了「秦陵考古隊」的一幫人。
被盜將軍俑頭
凡是誠實的人，都應該根據陝西省文物局[85]66號文件的規定與接交事實，來明確一下責任：
第一、交接的雙方，是在「秦俑館」和「秦俑考古隊」之間進行，其中並不涉及「秦陵考古隊」，更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無涉；
第二、交接的人，官方文件指名道姓是「杭德洲」和「馬秀清」二人，而其中同「王學理」無任何關係，為何要背處分？
第三、限定接交的時間，是1985年「年底」。但拖期了一年多，杭德洲既「不交」，文物局也「不追究」，那麼這未交文物的安全責任你文物局落實給了誰？
第四、杭德洲、屈鴻鈞在1986年底給秦俑館移交後，屈鴻鈞就住了醫院，並未回秦陵考古隊，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工作是否結束。這失竊的帳怎麼算在秦陵考古隊的頭上？
第五、杭德洲、屈鴻鈞既然已經移交過了，為什麼還會有未交之物（俑頭）而導致失竊？既有4個將軍俑身而只有3個頭，那麼，在「交」和「接」的雙方當時又是有怎樣的說法？最後，你文物局為什麼不追究自己的監管責任？
（四）石興邦先生揭了王文清栽贓的老底
在2008年2月17日的一次聚會上，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兼任秦陵考古隊隊長的石興邦先生對大家說：
「對丟失[俑頭]的責任，他們（指省文物局）心裡明白得很！王文清把我叫到文物局，說：『你叫王學理不要再追查責任了，再追，就追到老杭的頭上了，怎麼？還處分文物局嘛！算啦，還是叫他（指王學理）把處分背著，他還年輕』。他們抱著『冤都要把你冤了』的主意在幹。就這樣，第二年他給了我一個『人大代表』資格。哈哈，哈哈……，賊不打，三年自招啊！……哈哈，別說三年，三個月還不到呀！」
石先生當眾一再承認這話是真的，而且在他2013年出版的《叩訪遠古的村莊》一書中，更加詳細地敘述了王文清搗鬼的過程。
石興邦先生吐真言與證明人
（五）天譴之應
王文清置省文物局的[85]66號文件於不顧，耍政治手腕，模糊前後兩個考古隊的責任範圍與移交事實，硬是斬斷了秦陵考古隊的第二次科學發掘。害人害己，當政治生命終結不久，就得了肺癌，終於2013年1月24日在哭哭啼啼中一命歸西！
七、秦陵博物院重啟秦俑坑發掘，可望再創佳績
杭德洲在5年前已升遷到省文物局，遭將軍俑頭冤案倒黴的王學理離開了名存實亡的「秦陵考古隊」，秦俑博物館的吳梓林館長也不明不白地被撤換了。陝西文博考古體制改革的孫達人副省長，又像翻燒餅似的反轉過來，成全了袁仲一當官的夢——當上了秦俑館的館長。他利用秦俑博物館雄厚的財力，出版「著作」，利用全國性秦俑學術會鋪天蓋地的贈送，把錯誤觀點推向學術界。他完全控制了話語權，就大膽地篡改秦俑發現發掘史。出版自傳、以「秦俑之父」自居，聲稱自己「為秦俑而生」。前不久，在中央電視臺「國家記憶」攔目裡，袁仲一和張佔民兩人唱起獨腳戲，都成了正、副隊長，捏造故事，妄談自己並未參與的活動。先後兩個考古隊（「秦俑考古隊」、「秦陵考古隊」）不見了，多年從事文物考古的杭德洲隊長不見了，常務副隊長王學理不見了，連老文物工作者王玉清、屈鴻鈞、程學華統統不見了，連個名都沒掛上。給觀眾留下的印象是：學歷史、沒有考古經歷的兩個人撐起了秦兵馬俑！妒賢嫉能，撈名聲，想不朽，面對知情人竟撕下了多年的偽裝！被蒙蔽的陝西省也藉「國家記憶」之名還再給貼上「模範」的標籤，真令知情人齒冷！
袁仲一1988年上臺後，考古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於1989年挖開了秦俑考古隊在1977年發掘過的秦俑三號坑。不過，原來陶俑身上保留的鮮豔顏色已損失殆盡。儘管前有王學理對顏色的詳細登記，寧可秦俑三號坑的考古報告不寫，也不採用。獨享專名，掩蓋真相，並非科學的態度。
1994年，秦俑博物館在袁仲一的主持下，又大規模地發掘秦俑考古隊1976年試掘過的二號坑。這次固然是全面揭露，但在取盡棚木以上的表土之後，又長期停滯了發掘。2009年，雖然出版了《秦始皇陵二號兵馬俑坑發掘報告》（第一分冊），公布的僅是棚木以上的建築資料，但對研究以兵馬俑為主體的文物跡象問題，其參考價值卻是微乎其微。誰都看得明白：日薄西山，他還要再撈一把。
秦俑博物館於2009年6月3日又對一號坑開始了所謂「第三次發掘」。這次雖然是被斬斷科學發掘之後，時隔22年之久，但僅僅開了一個探方（T23），面積只有400平方米。
對秦俑一號坑的範圍、結構、兵馬俑與戰車的布局，前此兩個考古隊已基本探清。特別是，以第六過洞為中軸線，南北兩側呈對稱結構，更提示了節省工作量的啟示。可以想見的是：秦俑坑的總體格局不會有太大的突破，對一號坑的矩陣形態同樣也不可能有大的改變。而人們寄予更多期待的是：希望有更多數量文物的面世，能給人們帶來更多的驚喜。
學歷史的人篡改歷史，是犯罪，是會受到歷史懲罰的！本文不為「官者諱」，不為「尊者諱」，但願能還歷史的一個真實，給後人留下可鑑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