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浪潮，自此由傳統手工業轉為大工廠大機器生產，生產力得到了極大提高，社會形態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然而當生產資料極大豐富的同時，也就必然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更廣闊的市場以維持這一工業體系的正常運行，然而國內的原料和市場遠不能滿足這一龐大需求。為了消化剩餘產品，海外殖民擴張成為了他們的必然選擇。
同樣地，地處遠東的中國和日本作為東亞的兩個重要國家，在這一時期有著相似的歷史軌跡。從閉關自守，到在列強堅船利炮的脅迫下開阜通商，並被迫接受和學習近代文明以求自保——這就是中國的洋務運動以及日本的明治維新，後世也多拿這兩大歷史事件從多個角度做對比。
統治階級的態度
清朝的洋務運動主要是由中央的恭親王奕訢、地方的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要臣主持開展的，他們一般被稱作「地主階級洋務派」。然而他們只是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洋務運動的開展而言，內部統治階級的聲音非常嘈雜，派系鬥爭頻繁。
就雙方的觀點來看，頑固派以「中華文明」的「正統」自居，認為西方政治、科技的一切都是「奇技淫巧」，幻想恢復閉關鎖國舊夢；而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不觸動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先進技術。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在洋務運動取得初步成效後，奏請朝廷進一步擴大規模，請求「練兵、造船、簡器、籌餉、用人」。
而頑固派則對此猛烈抨擊，他們即使目睹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也不改「夷夏之辯」，在朝廷上破口大罵李鴻章、丁日昌不遵守祖宗之法，「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還質問李丁兩人生於斯國，受恩典於朝堂，為何還想「改華夏之正統」。洋務派的官員也遭受了不少的非議與諷刺，奕訢力倡洋務,又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六，被稱為「鬼子六」；洋務派官員丁日昌則被稱為「丁鬼奴」。
兩大派系的鬥爭動搖著統治者，成為洋務運動這一戰略連續性的掣肘，使得洋務運動經常面臨資金鍊斷裂、基礎設備難以更新的困境。
而日本在國家層面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推進工業化的力度卻要比清朝大得多，政策連續性也相對出色。
其實日本統治階級對於西方侵略的態度還是相對理性的，因為日本在長州、薩摩的武士曾經與西方列強展開爭鬥，均慘敗而歸，且作為亞洲傳統強國的清王朝一次次戰敗求和，也極大震懾了日本的上層，深知匹夫之勇難以戰勝堅船利炮，這與清朝統治者歷經多次戰事失利後依舊秉持「天朝上國」思想形成鮮明對比。
天皇的倒幕運動勝利後，便立刻在整個國家政權的統一主持之下開展維新運動。
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中一般以對外殖民為主要形式，這往往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日本在初期則有國家政策槓桿的強力幹預，直接由中央政權引進技術、興辦實業、建設國有工廠，後來又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私人，扶持民間資本並設立工部省加以管理；
另外，日本高層也注重吸納曾前往西方求學的「海歸人士「擔任政府要職，從而保證了政策的連續性，這也是清廷難以企及的。
政治體制改革
從兩大運動來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發展近代化工業以實現富國強兵是兩者的共同點。而在政體改革上，兩者的態度卻截然相反。
由前文所提，清朝最高統治者仍然浸淫在天朝上國的愚昧思想中，雖然洋務運動邁出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是從它的指導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來看，仍將西方列強稱為所謂「蠻夷」，將自己看作世界中央，又無疑體現了清政權的傲慢與自大。
在清廷使團對歐美各國考察的過程中，會重點觀摩西方工業革命誕生的生產技術和尖端的武器裝備，而當該國政府官員向他們發出參觀議會或國會大廈等國家機關的邀請時，他們會一律拒絕。
在清廷看來，國家的政治制度沒問題，只是技術上的落後導致對外戰爭的失利，因此清廷要求使團必須拒絕類似的邀請，殊不知絕對君主制與發展工商業不可調和的矛盾是不可能真正解放和發展先進生產力的。
而洋務運動的旗手洋務派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的一部分，是清廷的利益代言人，他們主持本次運動的目的就是維護傳統的封建制度和清廷搖搖欲墜的統治，而不是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所謂的階級局限性。
另外，在古代大興文字獄和實施絕對君主專制的時期，提出政體改革還可能還會遭到政治性打壓，這也註定他們不可能向西方政治制度看齊，而只能治標不治本。
但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雖然同樣對外派遣使團考察，但是考察的規模卻比洋務運動大很多。據統計，僅在1871年，日本使團就一次性考察了西方十二國，旅行開支更是當年GDP的2%。
而在學習西方技術的同時，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同樣會進行深度考察和借鑑。在這一時期，明治政府建立了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並任命首相和內閣管理日常事務，設立國會作為立法機構（名義上的），統稱為二元制君主立憲制，這一制度的原型就來源於德國，由此日本也成為亞洲第一個頒布憲法的國家。
教育近代化
人是生產力中的決定性因素，而教育是發展生產力的基礎，因為教育正是造就人才的巨大工程。因此兩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發展教育是一個繞不開的議題。
中國的洋務運動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進教育近代化。1862年，在恭親王奕訢的奏請之下，清政府建立了京師同文館，以培養外語翻譯、洋務人才等近代化知識分子為目的，另外還在各地設立了軍事和技術學堂，以適應國家新常態下發展對外關係和近代化建設的需要。
除了在國內推動近現代教育以外，清政府還對外派遣留學生。雖然教育近代化的風氣僅僅局限於一些工商業發達和對外開放較早的地區，並沒有席捲中華大地，但畢竟給傳統的封建禮教教育和科舉選材打開了一道缺口，同時也為洋務運動提供了人才和技術儲備。
日本則頒布了「文明開化」的方針，並借鑑西方提出了一整套關於教育的法律體系。例如《學制》主要模仿法國，《教育令》主要模仿美國，而《學校令》主要模仿普魯士。
依照這些法律，日本建立了西式教育體系，其中包括建立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門——文部省，推廣義務教育制，並建立大量高等教育院校，聘請外國學者在校內任職，但後來並沒有全盤照搬西式教育和仰仗西方學者，而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得到一定提高後逐步聘用留學生等本土人士負責本國教育。
同樣，日本的教育改革有效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和國民素質，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啟蒙價值觀也得到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思想解放。
然而卻極力灌輸武士道、忠君愛國等軍國主義思想，極力強調對天皇權威的迷信等封建殘餘思想，也為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外侵略擴張、乃至策源世界大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小結
從歷史結果看來，明治維新的開展明顯要比洋務運動成功，它大大提高了日本的綜合國力，並幫助日本在外交上成功廢除了與西方列強籤訂的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從而贏得了外交的平等和主動權，成為亞洲唯一保持獨立自主的工業強國，這在亞洲各國悉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實屬罕見。
洋務運動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作用不可置否，然而洋務運動的根本企圖在於挽救風雨飄搖的清政府，而不是推動社會進步與轉型。
社會進步不僅在於物質資料的豐富，還在於意識形態的解放，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仍然以高壓態勢執行，近代工業的形態僅僅局限於官僚資本，國內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十分狹隘，因此貴農賤商、科舉入仕的傳統觀念未能得到根本改變，社會形態難以更迭，國家強盛無從談起。
世界近代史中，中日兩國迥然不同的命運，值得後世的國人反思，或許也可以從鄰國中吸取教訓和經驗，讓自己未來的道路走得更加寬敞。
參考文獻：
1、《明治天皇與明治維新》
2、《洋務運動對我國近代教育發展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