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致新
眾所周知,後現代文化是「表面」的文化——而且如愛倫坡在《被竊的信》中所言,解謎遊戲中最大的字才最容易被忽略——那麼打開《擺渡人》這個文本的鑰匙也就「藏」在最觸手可及但又難以察覺的表面,即影片的標題之中。
作為解謎的鋪墊,讓我們不妨回溯影片中一個有趣的細節,即那個頗令人費解的小道具——主人公陳末手腕上佩戴的「智能手環」。相比上文提到的那些「純互文」的片段,「智能手環」這一道具的存在其實更為突兀,何況如此異質的元素竟然還重複出現了四次。下面讓我們逐一分析,從而確證「智能手環」並非可有可無的閒筆,而是影片呼喚觀者對文本自身進行重新解讀的隱藏線索:
影片開始不久,隨著敘述者陳末的視點移動,影片的敘事空間十分意外地從酒吧切換到了醫院,而在接下來的特寫鏡頭中,醫生老胡給陳末帶上了一幅黑色的手環,並囑咐他:「這個是心臟檢測器,它可以監測你的血壓和心率。如果亮黃燈,說明很危險,要來醫院。如果亮紅燈,那醫院也不用來了」。從觀影者的角度而言,無論是這項新技術毫無必要的「具體性」,還是醫生老胡這段過分詳盡的「使用指南」,都令人費解;在接下來的閃回片段過後,該「智能手環」再次出現:朋友們為了檢驗老胡給陳末的這個手環是不是「山寨貨」,故意播放歌曲(蔡琴《被遺忘的時光》)來試探陳末,此舉十分奏效,陳末憶起往事立刻犯了心臟病,手環也及時地亮起了紅燈。
而在陳末與何木子的愛情故事的最後一幕中,「智能手環」的線索第三次復現。在把鑰匙鎖到汽車後備箱之後,鏡頭切到陳末帶著黑色手環的特寫,與此同時是他的畫外音:「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手錶不會亮了。我依然懷念過去,可是不再留戀」。這裡的意思無非是說,陳末通過與記憶中的何木子的象徵性「告別」,終於獲得了解脫與新生,他的心臟病也就不治而愈了。按理講,陳末的「智能手環」應該就此失去其本來的敘事(醫療)意義而不可能繼續出現在故事之中。然而奇怪的是,在影片的最後,「智能手環」卻再次出現——收到了迷路的管春寄來的明信片後,鏡頭中陳末的手環再次閃爍起了紅燈,臺詞對此的解釋是「我的手錶突然換了功能,每當有人需要擺渡,它就會亮起來」。
不難發現,前三次「智能手環」的情節都與陳末與何木子的故事相關,據此當然可以把「智能手環」理解為這個小故事內部的一個道具或象徵物,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智能手環」的第四次出現使其完全溢出了陳末與何木子這個故事所在的敘事層,即抵達了影片敘述的「元層面」,因而我們對「智能手環」的解讀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某個故事中(標識身體健康)的功能性道具或是(代表著愛情創傷記憶的)外在象徵物,而應該將它視為這部影片對自身及其時代語境的自我指涉。另一個有趣之處在於,相較於「表面化」或「去深度」的管春與毛毛的故事,以及影片總體上的「後現代」圖景(「擬象」的無窮複製),陳末與何木子的故事或許是《擺渡人》中唯一透露著些許「現代主義」氣質的故事——然而在影片最後,連原本攜帶著某種不可言說與再現的特異性的「死亡」本身也為數位技術所消解,這正表現在該「智能手環」的「去身體化」過程(「我的手錶突然換了功能」)。到影片結尾時,陳末的手環已經不再與主體——身體的疾病或死亡——相關,作為一種時尚的「可穿戴設備」,它現在只與「大數據」相關,其功能就是處理數據信息,為用戶進行準確的定位服務(如劇情最後所預示,陳末將使用這個手環去南極搜救管春)。
在此,我們也許可以直面影片的標題或「謎底」了:所謂的「擺渡人」也就是「百度人」(這種看似無聊的「能指」遊戲,在影片內部得以再次上演:在「報菜名」故事的最後,賈玲所扮演的新娘對著一排誘人的烤肉和年輕的廚師感慨道:「牛肉、豬肉、羊肉……小鮮肉」)。顯而易見,「百度人」正是我們所處時代的隱喻,因為「搜尋引擎」不僅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進入網際網路這個龐大資料庫的入口,它還規定了在「大數據」世界,主體行動的全新模式(檢索、過濾、導航等)。再者,如果像「技術人類學」的極端論斷所指出,人的本質無外乎人所使用的「技術」,那麼我們每個人在今天都已經是並且只能是名副其實的「百度-人」,正如影片中最後一個鏡頭的暗示——在《碟中諜》的背景音樂中,陳末瀟灑地走出酒吧大門:「只要這個手錶繼續亮,我就會繼續做擺渡人」——能夠處理數據信息的「智能手環」不僅僅是「百度人」所使用的外在工具,更是使「百度-人」成為可能的技術存在論前提。
從這個角度來重新思考有關《擺渡人》「作者」歸屬的爭議(是不是王家衛自己拍的)也十分有趣。《擺渡人》在「作者」問題上的含混,恰恰與該文本的資料庫特性緊密相關,換言之,觀眾的猶豫和困惑源自於對影片標題「擺渡人」的兩極化闡釋,一極是傳統人文主義的解讀,「擺渡人」無疑就是藝術家的自指(在影片中具身化為「沉默」的敘事者「陳末」),是能在世俗社會中「擺渡」芸芸眾生至超驗彼岸的浪漫主義文學理論中的「天才」;而另一極闡釋則是將「擺渡人」解作「百度人」,即這部作品並不存在單一的傳統意義上的作者,而只是資料庫中無窮數據的某種偶然組合。當然,正如資料庫並沒有完全取代敘事一樣,「作者」與「資料庫」也並不一定全然對立,二者在電影《擺渡人》中就形成了某種共存,或者說《擺渡人》正處於由「作者電影」走向「資料庫電影」的中間狀態,人文主義與後人文主義的不同邏輯在其中各自為戰,導致了文本整體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