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雷評段義孚︱無土時代的戀地情結

戀地情結：

對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觀的研究

[美] 段義孚著

 志丞、劉蘇譯

商務印書館

2018年5月出版

424頁，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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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 雷

1938年的戰時首都重慶，一位小學生踏著津南村的石板路，穿過雜草叢生的柏樹村，一蹦一跳地去學堂，學堂是有名的南開小學。在這個只有一間教室的學校，他聽到了瓦特和牛頓的故事，得到人生最初的教育，知道外面還有一個大千世界。這位小學生就是日後美國人本地理學的旗手段義孚（Yi-Fu Tuan）。

段義孚1930年出生於天津官宦之家，父親段茂瀾（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國外交幹將，在族人段祺瑞的資助下，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其間與周恩來熟識。後考取清華公費留學，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1928年回南開大學教授法文和德文，後任天津電話局局長。1935年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亞任駐澳公使館參事、駐雪梨總領事，從此輾轉各國。1945年任駐馬尼拉總領事，1946年任駐英國大使館公使銜參事，1949年任駐法公使及代辦，1956年至1959年任「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

段義孚

段義孚少年時期因父親職務變動四處播遷讀書，從天津到重慶，從澳大利亞、菲律賓到英國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別獲得英國牛津大學學士和碩士，1957年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獲博士。在伯克利期間，段義孚的學術訓練以自然地理為主，博士論文是研究亞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時受文化景觀學派大師卡爾·蘇爾（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響。段氏畢業之後任職新墨西哥州大學，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氣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過，段義孚逐漸意識到地理學重地輕人的弊端，即把人當作理性的客體而非主體。他開始書寫關於環境認知、環境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文章，發掘地理過程中人的感知，這種探索的結果就是《戀地情結》一書的出版，雖然此書出版於1974年，但是戀地情結最早可以追尋到他1961年的文章。

段義孚《戀地情結》的產生大致有三個歷史背景，首先是源於對地理學計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地理學界以空間科學、量化革命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為主，地理學之中人逐漸消退，此消彼長，地卻越來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義孚試圖重新定義人在地理學中的價值和意義，關注人類如何創造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揭示地理學中多層次的主觀性。其次是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的環境運動，特別是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後，科學與詩意兼備的寫作，促使整個社會重新反思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最後是源於個人的體驗。段義孚自少年漂泊時期，就思考人與地的關聯，關注人類的存在和生命的意義。中國作為段氏的故土，又有著特殊的意義。1970年在《戀地情結》之前，段義孚著有《中國》一書，來解釋人類如何塑造景觀，論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時期中國的景觀與人類生活，強調技術變革在地理景觀中的作用。

《戀地情結》英文版

戀地情結是關於人與地如何相依的系統研究，這是此書的主線。段義孚將當時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引入地理學之中，發掘人類經驗的複雜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構建人本地理學，而非實證主義的抽象解釋。即通過研究人對環境的感知（perception）、態度（attitude）和價值觀（value），探討人與地之間的感情紐帶。因為感知、態度和價值觀三者是有等級的：感知是對外界刺激在感覺上的反應；態度是人面對世界的方式，穩定性比感知更強；而世界觀則是概念化的經驗，是態度的系統化。因此，此書以遞進式論述，先論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種族以及個人的感知，然後是態度，再次是價值觀和世界觀。之後，從人類宏觀歷史角度，講述文藝復興時期科學模型替代中世紀的宇宙圖景，以及人類這種世界觀的變化對環境態度的影響。在書中最後部分，段義孚將戀地情結放在城市之中，特別是美國城市之中進行檢驗。

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一書有許多精彩論斷，例如宇宙觀的變化影響景觀的論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紀的時間觀與垂直旋轉的宇宙觀相互契合，本質上是不斷循環的。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之後，循環的時間觀被線性的時間觀代替，垂直的宇宙觀被平行的空間觀代替。與此相對應的是，建築學和景觀學的空間等距變換原理，讓位於軸向延伸以及放射性布局的開放空間觀。

人的戀地細微而精妙，對環境感知差異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文化可以影響甚至決定感知，不同文化中的人對同樣的環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中國傳統住宅，以牆圍住，自成天地，對於中國人而言，象徵著安全和穩定，但是對美國人而言，可能是象徵著封閉和缺少流動。感知還有明顯的階層性，居住在湖畔的白人中產階級與城南貧民區的黑人對芝加哥的認知是不可能一致的，同樣劉姥姥和妙玉對大觀園的感知也有天壤之別。不過，居高位者並不能保證對環境感知勝於居低位者。少年時期，我的家鄉有一位博士，常年在外讀書，有一年他的父親去世，回家奔喪，竟然找不到自己生活二十年的村莊，被鄉人作為笑談。可見博士雖有知識，但是對鄉土的感知已經不如一位農人。

當然，戀地情結只是人類對環境的一面，人類對於環境還有恐懼的一面。正如段義孚幼年在重慶上學的經歷，南開小學實行宇宙主義教育，是一個充滿自由和陽光的世界，但是上學路上必經的柏樹村則是另一個世界，因常有葬禮，被竹蓆包裹的屍體和上面放著的一隻公雞，就充滿著迷信和恐懼。因此，段義孚對於人與地的追問並未止於戀地，之後又寫出《景觀恐懼》（Landscapes of Fear, 1979），反映人類在災害、饑荒、瘟疫、鬼巫、刑法、監禁等這些有形或無形環境中的脆弱和恐懼。

《景觀恐懼》

在《戀地情結》之中，段義孚的觀察多是通過對常識的聲明，來審視習以為常的生活和思想，從希臘神話到中國歷史，從英國哲學到美國社會學，將各學科材料信手拈來，妙手裁剪，行雲流水，不漏痕跡，以深厚的人文傳統制衡功利性的應用科學，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地理學本身，所以《戀地情結》剛出版的時候一個大學書店將其歸類為「天文學和神秘學」。本書博大精深，翻譯難度不小，所幸的是段義孚是一流的散文家，文如其人，溫潤似玉，印證了一句話：最厲害的人是最溫柔的。兩位譯者，用功頗深，翻譯精當，但偶有瑕疵，例如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直譯為約瑟夫·尼達姆，實在是不應該（193頁）。

總之，《戀地情結》產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學的計量革命，而締造者段義孚，在此書中重新定義了人在地理學的地位，將人本主義發展成為地理學一種新的知識論。 本書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譯本，這個時間也基本符合中美兩國人文地理學的差距。現代中國的城市化和去鄉土化氣勢如虹，無土時代（rootlessness）正在臨近，無土時代的戀地情結，對當下中國可能另有一番啟示。

張雷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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