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兵瑞恩》：為何被無數影迷奉為「影史最偉大戰爭片」？

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場重要戰役打響了。

對於登陸諾曼第奧馬哈海灘首輪衝鋒的盟軍士兵來說，生死是一次擲幣遊戲似的豪賭。

導演斯蒂文·史匹柏闖入一寸寸丈量這片海灘的彈雨、血漿和斷肢之中，體驗著這場父輩的戰爭。

他和主演湯姆·漢克斯一樣，對二戰題材的構想在心中深植已久，二人一拍即合，創作出了這部影史最偉大的二戰題材影片——

《拯救大兵瑞恩》

經典，永遠經得起時間考驗，二十多年過去，它依舊是我每年幾乎都要重溫一次的影片。

抱著向父親那「偉大的一代」致敬的理想主義而來，但極端追求寫實的創作方向，讓史匹柏在拍攝過程中逐漸接近了暴力和戰爭的真相。

一天在片場，他轉過頭對身旁的湯姆·漢克斯說：「拍這部片我很享受，對此我很慚愧。」

《拯救大兵瑞恩》的偉大正在於它不僅在用全新的方式觀察戰爭，也用前所未有的角度無限接近從前少有被觸及的、戰爭中人性的晦暗地帶；

讓我們意識到即便在看似善惡分明的戰爭立場下，身處局中的普通士兵仍然要經歷超越身體痛苦之外的不可逆的傷害。

而正是因為這種無所逃避的直面勇氣，讓「集體拯救個人」的光輝主題不失落在空泛與教條之中，也成就了一次真正的對父輩的致敬。

也正因如此，《拯救大兵瑞恩》不僅在視聽上啟發了此後二十多年裡世界範圍內的大量戰爭片，也在延續著《十二怒漢》、《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殺死一隻知更鳥》等片的精神，個體價值與理想主義的火焰，竟也能用一種令人戰慄的死亡美學來點燃。

一

角色

湯姆·漢克斯飾演的米勒上尉有兩個最重要的設定：

一名職業是老師的美國公民（並且在影片前半部分，他在觀眾的腦海中可以是任何職業）；

一名身經數戰的老兵。

前者讓他的犧牲有了普世的分量，後者讓他的恐懼有了紮根的土壤。

湯姆·漢克斯總能最恰當地糅合平民英雄的非凡與不凡，堪稱詹姆斯·斯圖爾特之後最能代表美國精神的男演員；

而主角米勒則是D日登陸的士兵中僅有的10%的老兵之一，面對慘烈的奧馬哈海灘說出「好一番景象」時，深邃的眼神不只是一面映出慘狀的鏡子。

如漢克斯在20年前接受羅傑·伊伯特採訪時所說：「（作為少數的老兵之一）米勒已經在義大利見過慘烈的戰況，他恐懼是因為他曾經經歷過這一切。他不會天真地覺得這是簡單的。」

漢克斯對角色有著自己所勾畫的清晰輪廓，米勒在部下產生分歧時講述自己的工作，原來的劇本中臺詞較長，但漢克斯覺得米勒並不會說太多自己的事情，他向史匹柏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於是這段臺詞被縮減了。

普通公民面對責任與死亡的極限時所展現出的真實人性，是米勒作為老師最後的一堂言傳身教。

漢克斯形容他在未知狀態下所看到的奧馬哈海灘：空氣已經變成血染的粉色，槍炮聲震耳欲聾，斷肢殘體墜落。

最動人心魄的是，在如此混亂的血戰之中，米勒的責任感與勇氣，似乎已經化為一種本能，伴隨「別辜負」（Earn it）的彌留囈語，至死方休。

卡帕佐一角是史匹柏看過範·迪塞爾自導自演的獨立電影《迷失者》（Strays）後為其量身打造的。當時還籍籍無名的他，獲得了10萬美元片酬。

湯姆·塞茲摩爾在拍攝期間正在與藥物濫用問題做鬥爭。史匹柏給他設置了嚴格的條款。塞茲摩爾在拍攝期間必須每天接受血檢，一旦被測出復藥，他將馬上被解僱換角。塞茲摩爾同意並經受住了測試。

之所以選擇馬特·達蒙，是因為史匹柏希望找一個長著典型美國面孔的「不知名」演員，誰成想達蒙在影片上映前憑《心靈捕手》捧得小金人，一夜成名。

狙擊手傑克遜是全片人氣最高的角色之一，飾演狙擊手的巴裡·佩珀在現實中與角色一樣是個左撇子。他在射擊時讓人印象深刻的喃喃自語，部分出自他現場的即興發揮。

二

登陸

奧馬哈海灘登陸，是影片最重要的段落，甚至影片的餘下部分都可以視作這場重戲的延宕和餘韻。

這24分鐘，花費了整個劇組27天時間。

拍攝過程與影片中場景的時序完全一致，下船，涉水，登陸……40大桶道具血漿，超過一千名的臨時演員——其中二三十人是截肢殘障人士，被請來拍攝斷肢的畫面——

「我們一碼一碼地奪下了那片海灘。」史匹柏如此形容。

他就像一個真正的下級指戰員一樣，用儘可能理智合理的方式，根據這片海灘上的即時情況進行著即興創作。

史匹柏用一種開放的方式進行拍攝，讓奧馬哈海灘真的成為了一片充滿未知數的戰場。

他讓所有的攝影師自主拍攝想拍的東西，如同紀錄片攝影師與戰地記者一般。

搶灘登陸，無論是攝影設備還是米勒上尉的M1A1衝鋒鎗，都需要塑料套加以保護。

史匹柏說道：「我儘可能地讓觀眾身臨其境，這樣他們永遠不會覺得安全，當你把距離縮小時，觀眾就能成為那些角色。」

他希望將觀眾置於這片殺戮現場，推動現實主義的手法到達極限，用一種真實到粗糲，折磨感官的方式讓觀眾體會到慘烈得近乎荒謬的殘酷戰爭，仿佛超高射速的「希特勒電鋸」MG-42機槍，下一秒就會撕碎你的身體。

為了得到最佳反應，在演員們來到奧哈馬海灘（拍攝地在愛爾蘭卡拉克魯海灘）前，即使對湯姆·漢克斯這樣傑出的演員，史匹柏也沒有對即將出現的狀況多做描述。

漢克斯形容：「斯蒂文利用了我們的困惑、驚慌和恐懼。捕捉到我們的震驚和大腦的一片空白。」

這種「小花招」讓漢克斯和他的同伴們的心理狀態得以接近D日登陸前被告知奧馬哈將輕鬆被攻取的士兵們——

「拍攝D日場景的第一天，我在登陸艇的後排，眼睜睜看著最開始的幾排哥們被子彈撕碎。我當然知道這是特效，但我當時仍沒有為如此真實的質感做好心理準備。」

為表現爆炸後的震顫、坦克駛過的狀態以及戰場的混亂，攝影組將電鑽連接到搖臂上，在適當的時候打開以獲得抖動效果。

手持拍攝時則使用特製設備Image Shaker以利於操作。配合影片同樣具有突破意義的音效——此起彼伏的劃破空氣的子彈聲、耳鳴與慘叫，我們就像那個被炸掉胳膊後滿地尋找的士兵一樣，陷入混亂、絕望和對方向的徹底迷失之中。

三

最溫暖的一幕

《拯救大兵瑞恩》堪稱史匹柏筆觸最為殘酷的作品之一，但仍留下一縷多愁善感，法國小女孩回到父親身邊時埋怨的巴掌，看似閒筆，竟成為片中最溫暖的一幕。

小分隊對這個家庭的態度代表著一種戰場上的道德困境，友邦百姓註定只能是美式理想主義的感傷陪襯。

所幸小女孩並沒有身著《辛德勒的名單》中那身註定讓人心碎的紅衣，最終也並未在片中蒙難。

四

必死一戰

如果說有哪個戰爭片場景能和《拯救大兵瑞恩》的第一幕一較高下，那應該就是《拯救大兵瑞恩》的第三幕。

奧馬哈海灘的擲硬幣遊戲，在虛構的法國小鎮拉梅萊變為必死之戰。

而更殘酷的是，在登陸時面目模糊的幾個重要配角，都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與畫面前的我們產生了情感的聯繫。

這讓最後一戰中的每一幕死亡都有了與那24分鐘不同卻無分高低的價值，奧馬哈暴露戰爭的血腥與荒謬，拉梅萊則抓住眼前僅存的情感紐帶，然後毫不留情地一把扯斷；

這是史匹柏靠近美國「偉大的一代」的極端方式，只有如此才能明白他們為下一代人所付出的代價。

美術指導湯姆·桑德斯複雜且精緻的布景給了影片多樣的調度選擇，利用牆壁、樓上樓下、街道的地形特徵，以及精準的位置安排，影片得以在角色因戰鬥需要反覆移位，視角反覆變化，攝影極度追求臨場感的情況下也不顯慌亂，長時間的戰鬥場面觀來也並無疲勞感。

湯姆·桑德斯為這場橋頭血戰設計了極為精細的布景。

他首先在充分考慮機位、調度與燈光等需求後，製作出這個法國小鎮的立體模型，然後再將其在英國哈特菲爾德一個廢棄的航空工廠按真實比例徹底還原。拍攝過程中他還要根據攝影和燈光需要隨時進行翻修或粉刷等工作。

激烈的巷戰給了眾多二戰的著名武器裝備以亮相的空間，不必多說的虎式坦克（片中道具由蘇聯產T-34坦克改裝）、給圍剿坦克駕駛員的傘兵以重創的20mm Flak 38防空炮、勉強可用於反坦克的M1A1巴祖卡火箭筒以及被拿來當手榴彈用的M2迫擊炮彈……輪番上場且都有據可依。

大戰來臨前，法國香頌歌唱家伊迪絲·皮雅芙的《你無所不在》飄蕩在殘垣斷壁之上。這一宛若夢幻的場景，竟然是編劇羅伯特·羅達特根據老兵向他講述的親身經歷所改編。而其後的守橋之戰，反而完全虛構。

「有時我幻想臥在你懷中，你在我耳邊低語呢喃。」悼念愛人的柔腸寸斷，在離家太遠已無從自證戰爭意義的當口，成為一根維繫於他們與奢侈的昇平世界間脆弱的風箏線。

五

一直顫抖的右手

從諾曼第前線返回英國韋茅斯港的羅伯特·卡帕，露出標誌性的、帶著一絲嘲弄的笑容——「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這是卡帕最著名的經典語錄。

在影片中，剛剛經歷內心烈戰的厄本，在末日一般的橋頭戰場有如遊魂，而他，也是全片最具有爭議的人物。

下面這張極具動感和壓迫力的劇照，是否為劇組有意設計拍攝不得而知，但無論答案為何，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對影片的影響都顯露無疑。

厄本靠本能尋找掩體的姿態，酷似卡帕的名作《戰士之死》（該作品捕捉到西班牙內戰中，一名共和軍士兵中彈倒地的瞬間）。

羅伯特·卡帕是唯一一位跟隨首波衝鋒的戰士在D日踏上歐洲大地的記錄者。

他在彈雨和浮屍之間拍攝了106張底片，遺憾的是因為工作人員的失誤，大半被毀。

史匹柏曾表示：「那些無法復活的照片，是D日的最重要記錄。」當天的底片只剩下11張留存，而這僅存的11張照片，就成為D日的珍貴影像記錄，同時也是史匹柏拍攝《拯救大兵瑞恩》的靈感源泉。

影片極盡寫實的攝影風格，帶有隨機性的拍攝方式，都繼承了卡帕深入各個戰地尋找真實震撼的精神。如果你清楚卡帕回憶錄《稍微失焦》名字的來歷，或許就能夠理解，為什麼米勒上尉的右手一直在顫抖。

然而卡帕還如此描述過D日的經歷：「炮彈在我身邊炸響，水面已經擠滿屍體，我反覆不斷地用西班牙語重複：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卡帕徹底擁抱身處戰地的自我，這種體驗與審視，同那11張震顫人心的照片一樣，珍貴且不可復現。

六

我和我的兄弟們

湯姆·漢克斯和他的兄弟們，在影片的籌備階段曾接受影片的技術顧問、原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代爾·戴（圖中前排左五）為期一周多的訓練。

漢克斯此前曾為《阿甘正傳》中的越戰戲份接受過代爾·戴的訓練，深知這位有著硬朗的面部線條的「魔鬼教頭」態度嚴格，手段了得。

其他演員們還天真地以為這會是一次愉快的林中野營，結果剛到第三天，他們就不堪其苦。

再加上天氣潮溼寒冷，有人開始生病，漢克斯形容：「他們難以理解被這個灰白頭髮的傢伙吼來吼去，對成為一個更好的演員有什麼幫助。」

戴在冷雨之中向全員訓話，這位在眾多好萊塢戰爭片中擔任顧問的前陸戰隊員告訴他們：「不是穿上制服在海灘上溜溜彎兒，你們就能演好軍人的。你們在表現活生生的、真格的大兵，讓他們蒙羞可不行。」

承受戴的痛罵，互相只能用角色名稱呼，經受了嚴格軍事訓練的主演們，至少可以稍許接近當年在歐洲作戰的父輩們的經驗。

漢克斯和史匹柏都是聽著父輩們講著二戰的經歷長大的，尤其是史匹柏，父親和他的老戰友們每次在家中聚會，都會講述他們二戰期間在印度和緬甸的經歷。

「二戰讓我們這一代（嬰兒潮）得以存續。二戰讓我們的未來成為可能。嬰兒潮的這一代人，虧欠父輩們太多。」史匹柏感謝父輩的方式，就是儘可能地了解他們的犧牲。

這部殘酷、血腥、讓理想主義的光芒在最黑暗處點亮的影片，卻承載著史匹柏將床邊故事搬上銀幕的溫柔夙願。

他曾無數次強調這是一部「獻給父親的電影」，經常在作品中表達「父愛缺位」元素的史匹柏，終於用一部盡力走近父輩傷痛的電影，化解了與父親的誤會與隔閡。

在那之前，父親只是默默地消化這一切；而在那之後，父親感受到發自內心的溫暖，史匹柏也終於釋然：「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