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各個省份當中，四川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省份，它上古是巴蜀兩國融合而成，經歷了數次大換血，這裡的人卻守土重遷，不願離開，但是每一次的移民潮都給四川帶了極大的促進和變化，同時又非常有趣的把本來的巴山蜀水的山水基因融入新移民的外來人群，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性格和文化習慣。到底是巴山蜀水特別養人，還是有其他什麼原因呢？本文試著去探索一下它的奧秘。
如果喜歡民俗地方史的朋友，會發現巴蜀文化具有大量的移民文化因素。在歷史上，四川曾有多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如秦漢、三國、晉代、南宋、元、明、清、民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各歷史時期，均有大規模的移民入川，其中以清代最為集中，人數也最多。
按照道理而言，移風易俗，這裡的意思就是一個需要大量移民的地方，一定是當時這裡人口匱乏，土地荒蕪，其他地方的人群，或因為當時要求，或因為其他客觀原因，必須遷徙，屬於重新開荒的一代，他們在自己原來的地方生活發展了很多年，有成熟的經驗和文化習慣，而且巴蜀本地的文化和傳承其實在移民期已經極度蕭條。
按理說，四川人的性格應該更多的接近外來移民，但是呢，巴蜀的山水基因似乎更大於人類的基因，總是能不自覺的把外來人口，很短的時間內高度融合，只要有一兩代生根發芽，就徹底川化了。
秦滅巴蜀前，蜀族有「氏」無「姓」，秦亡巴蜀（前316年）後，「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中原地區民俗文化入蜀，蜀族原有的「氏」逐漸向「姓」過渡。原來，有的以「地」為氏，如塗山氏、若氏、果氏等等；有的則以國邑為氏，如資氏、庸氏、郭氏、巴氏、苴氏等等；
有的以爵位為氏，如公孫氏等等；有的以職業為氏，如弧氏、帛氏等等；有的以族名為氏，這一部分是由「氏＂轉為「姓」的主要成員。歷史上有名的巴人五姓，即巴、樊、瞫、相、鄭五姓；板楯蠻有羅、樸、督（昝）、鄂、度、夕、蔡七姓，皆因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產生。
在明末清初數十年間，戰亂、瘟疫接踵而來，四川境內居民死亡、逃離者甚眾，耕地荒蕪。時至清王朝初建，百廢待興。
更鑑於四川在西南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的需要，清政府乃決定以優厚的「移民殖荒」的戰略政策，在清代建國前期的100餘年間，從湖廣、福建、陝西、江西、貴州、安徽、江蘇、浙江、山西、河南、廣東、廣西、山東、雲南、甘肅、青海、內蒙等十多個省移民來川定居，其中以湖廣（現在的湖北、湖南）省遷來的人數最多，俗稱「湖廣填四川」。
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吸取了明王朝覆滅的教訓，又鑑於四川是產糧大區，是財稅上繳的大省，乃給予「安民」、「惠民」的政策：墾荒移民，35年內免交賦稅，鼓勵外省移民攜家帶口入川落業。
從而又有更多的新移民舉家、舉族，不畏千難萬險，千裡跋涉來到四川墾荒定居。據有關統計的移民人數，成都佔70％、重慶佔85％、山區佔509％－60％。移民多有艱苦創業的精神。
他們從各自的家鄉帶來了不同的文化觀念、生產方式、生產經驗和技術，與四川當地居民的生產經驗和技術交相融合，提高了生產技能，豐富了生產經驗。不同省籍的移民之間移民與當地居民通婚，促進了人口的優化，繁衍了新一代四川人，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大量移民入籍四川之後，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以血緣關係為核心，加強同宗人的團結，紛紛進行舉族長，建祠堂（宗祠）、修族譜、立族規募族產、辦族校等活動。根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40年代，四川的祠堂就有千座之多，它對內開展上述有關活動，對外代表本族進行種種禮儀性活動，大大豐富了四川民俗活動的內容。
各省落籍城市的移民，還紛紛等集資金，建立會館，據不完全統計四川全省有會館千餘座，且各有特色。
如來自湖廣的移民，建立禹王官（或稱「三楚官」、「三聖官」），供奉大禹王：來自江西的移民，建立萬壽宮，供奉許真君；來自陝西的移民，建立真武官（或武聖宮），供奉關羽或同時供奉劉、關、張這些會館，選有首事（或稱「總領」、「會董」），主持館務。
有些會館因館廟結合，還請來僧人或道土管理香火。會館落成後，相繼開展日常工作，如祭祀神袛、召集商討關於同鄉公益的會議定期唱戲酬神、設立私塾培育同鄉子弟、救濟貧困同鄉、安葬貧困死亡之鄉人、為流落在川的同多提供食宿或饋贈返鄉路費調解同鄉之間的糾紛。
有人說會館和祠堂是四川移民史的索引，是有一定道理的。贏濤主編的《重慶近代城市史》在談到會館時曾稱，重慶實際上是一個移民的社會，他們的活動幾乎支配了重慶的整個商業活動，並且由此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社會組織。
在重慶（成都亦然），移民商人因地域和經營商品的異同，逐漸形成了商業分工：江西移民多經營藥材、山貨；湖北移民多經營棉花、靛行，有的則經營山貨、藥材；浙江移民多經營瓷器；福建移民多經營山貨、煙行；陝西移民多經營毛貨，兼營山貨、布行等等。
由於移民商人的介入，會館不僅是辦理同鄉公益事情的組織，同時也成了互通商業信息和治談商業交易的地方，很自然地把兩者融為一體，成為一個同鄉加同行的組織。
比如瀘州老窖之前就有安定遺徽的遺址，就是徽商移民的結果。
移民入籍四川，不僅使荒地得到了復墾，農業種植面積擴大，而且帶來了許多新的作物和種植技術，對擴大並推動四川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玉米（玉蜀黍），四川俗稱「包穀」，原生產於美洲，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由桂、粵、閩的移民傳入四川；紅薯（又名「番薯」，四川俗稱「紅苕」），原產於日本，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間、粵移民傳入四川；
甘蔗於清初由聞、粵移民攜種來川，逐漸形成規模。僅以三峽地區為例，據史書記載，「遍山漫谷，皆包穀矣」，紅薯更是「處處有之」。
玉米紅薯，在高山、丘陵、平壩地區廣泛種植，不僅改變了川民的飲食結構，更成為山區人們的主食。學移民對四川方言的形成也起了深遠的影響。古代巴蜀與毗鄰的秦、楚，有政治、經濟上的來往，秦、楚百姓或因戰亂移居四川，對四川的語言或多或少有些影響。
清代前期，各省移民大量入川，以湖廣為最，他們入籍四川後，與當地先民共同生活，各種方言相互融合，逐漸形成了以湖北話為基礎的四川官話，也就是以成都話為代表的四川第一大方言。
康熙、乾隆年間，粵北、粵東客家人遷來四川，他們相對集中地分居在成都、簡陽、廣安等20多個縣市，30多個地區，100多萬人相對保留了祖先傳下來的客家語。因他們處於四川官話的汪洋大海包圍之中故稱其為「客家方言島」。
清朝前期從湖南移居四川的移民，操湘語，他們長期與當地居民共同生活，吸收了四川官話的一些特點，又保留了老湘語的一些發音和常用詞彙，形成了四川漢語方言中的又一種方言。
許多人籍四川的移民，與同一原籍的人們談話時，說原籍方言，與其他人談話時說四川話，由於這些人居住相對集中，所以他們的原籍方言保留至今。
川劇是我國地方戲的一個著名的劇種，形式活潑，曲調優美，表演秀麗幽雅而細膩，文學性強，富有民間風味和濃烈的地方色彩。1960年郭沫若曾詠詩讚之：「萬物逢春脫舊蹊，百花齊放出新枝，蜀謳論舞古來好，川劇高腔會出奇。」寥寥四句，道出了川劇的淵源與發展。
川劇有昆、高、胡、彈、燈五大聲腔，除燈戲是土生土長之外，其他四大聲腔的形成，都與移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各省移民入川，其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商人，後又引來家鄉商人入川經商，他們爭建祠堂，遍修會館，且祠堂、會館內部都建有舞臺，落成之日，均要舉行新塑神像「開光」儀式，或春秋祭祀，或農曆年節慶典，大都要請家鄉的戲班前來舉行迎神賽社的演出。
這些來自移民家鄉的戲班，逐漸與四川當地的音樂相融合，後又用四川方言演唱，慢慢形成川劇四大聲腔。
崑腔，源於江蘇崑山地區，入川後與四川的民間音樂、方言相結合再經川劇藝人的不斷加工，逐漸形成了川劇的崑腔。
高腔的前身是江西弋陽地區的「弋陽腔」，入川後與四川的曲藝、山歌、川江號子等聲腔相融合，逐漸形成川劇高腔。胡琴戲，系由安微的「徽調」和湖北的「漢調＂，入川後與陝西的「二黃」、四川揚琴和川梯子的唱腔相融合，逐漸發展形成的。彈戲，源於西的秦腔，人川後由川劇藝人不斷豐富加工，形成現今的彈戲。
20世紀80年代以來，四川和全國許多地區一樣，大力開發民俗旅遊資源，各民族古樸動人的風情，豐富多彩的習俗，色彩絢麗的服飾，風格獨特的民居，火紅熱烈的節日，腔調各異的山歌，優美純樸的舞蹈，眾多的文物古蹟，被列為旅遊的重點景觀。
重視自己的傳統和文化民俗才是四川長久發展之道啊，這是幾千年的移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