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麥克唐納在該部電影《三塊廣告牌》中用直面戲劇的態度去直面創傷,揭示了個體創傷並影射了群體創傷,深刻的展示了底層人民生活中的暴力與救贖。馬丁·麥克唐納通過其一直以來的冷峻視角關注社會生態,不加遮掩地將個體與群體的創傷暴露在觀眾眼前,喚起平復創傷消解創傷的期望,以及對心靈救贖的反思。
影片的女主人公米爾德裡德的女兒被人強暴焚燒致死,米爾德裡德報案無門,便租下三塊廣告牌為女兒申冤,這件事很快轟動了整個小鎮,其中包括當地很有聲望的警長威洛比。
身患癌症的威洛比決定用自己最後的時間來幫助米爾德裡德查案,而米爾德裡德選擇讓身患癌症的警長查案的舉動也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在這一場群眾、米爾德裡德與警長的 矛盾衝突中激烈地爆發了……
她在重壓之下的堅守中追求救贖,主人公米爾德裡德是廣告牌事件的發起者,她是一個執著到固執的女人。
人們都批評她不該對身患絕症的威洛比警長咄咄當相逼,甚至連她的兒子也指出這種做法不過是一次次重複他們的創傷時,米爾德裡德沒有退縮。
人們的規勸、警察的施壓、前夫的威脅都不能讓她回頭。她能奮不顧身地衝進火海滅火,能不擇手段地對縱火者進行報復。然而,她並不是一個無所畏懼沒有憐憫心的人。隻身面對疑犯的恐嚇時,她的聲音是顫抖的,幾乎用上了全部的力量維持尊嚴和勇氣。
其實她同樣有女性的柔弱、母性的慈愛和悲憫的情懷。永不放棄懲處兇犯是她的信念,她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尋找兇手的信念,她堅信救贖就在其中,對信念的堅守造就她的倔強和固執,重壓之下越發堅持。
可以看到,女主人高米爾德裡德的堅持,體現了自由人對個人命運、對社會規約的反抗精神,正是這個人物角色的閃光之處。
作為影片一個不得不說的存在,警長威洛比是一個正義的化身,他是一位身患癌症卻又非常質樸的人物形象,同時展現出一種精神救贖的品質和力量。
或者說,他的存在也在證明:救贖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它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存在的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影片中,無論是米爾德裡德還是群眾,&34;其實一直在 他們的內心深處生根發芽。
影片中最經典的畫面就是以肉體的毀滅完成終極的救贖,值得一提的是,死亡是直面戲劇的作家們熱衷於探討的主題之一,馬丁·麥克唐納的電影作品中也常常用自殺和謀殺來質問人物的生存境遇,這在電影中也能得到十分直觀的展示。
警察局長威洛比身患絕症,對於這樣一個受人愛戴的堅強幽默的中年男人,和可以預期的身體病痛相比,精神上不斷累積的傷痛才是他不能承受之重。威洛比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開槍前他先用頭套蓋住頭, 特別交代只有警察才能揭開,還留下了三封信,交代好一切。對於一個完美主義者來說,這是最好的結局, 死亡不僅是一種解脫,更是一場精神升華和自我救贖的儀式。
威洛比用肉體毀滅書寫其個體生命的終極意義,即對美好與愛的堅守。 威洛比自殺改變了事件的走向,他留下的三封信影響巨大,尤其是給狄克森的信更是促成其由渾渾噩噩中警醒過來,起火時他正專心閱讀威洛比留下的信件,沉浸在重新燃起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之中,而這熊熊烈火像是一個儀式昭示著他浴火重生的人性升華,由此踏上了茫茫救贖之路。
狄克森的創傷很大程度上來源其成長環境,他缺失父親, 長年與酗酒的母親生活在一起。
父親的精神導引在狄克森這裡是空缺的,威洛比用父親般的諄諄教導喚醒狄克森內心深處的渴求——對正義、責任、成就的嚮往。這是一場精神洗禮,使宛如新生的狄克森拋卻對母親的依賴和被掩飾的怯懦,開啟了一場無所畏懼的尋兇之旅,以期完成對自我的救贖。
其實,電影中的暴力表述是一種吸引注意力的手段,馬丁·麥克唐納實際上詮釋了暴力在電影中另一層深意——對創傷的反思。治癒創傷的必要途徑是交流,個人之間群體之間在有效溝通的基礎上才能完成彼此的救贖。
在這部影片中他近乎平實地描述了美國偏遠小鎮的日常生態。 三塊巨大的廣告牌成為人們不得不直視的創傷,打亂了了日常生活的平靜瑣碎。這種冷靜的現實主義表述揭開了覆蓋在生活表象上的溫情面紗,&34;。
創傷本意是指外界對身體造成的物理損傷,進而引申到認識層面,是&34;。
由此來看心理創傷是人類內心的一種深沉感受。承襲於殘酷戲劇傳統的直面戲劇,用直接甚至是侵犯性的表達,將劇中人物的創傷推到觀眾眼前,&34;。
影片中的三塊廣告牌就是創傷的象徵符號,女主角米爾德裡德用廣告牌向公眾昭示自己女兒被姦殺而兇手一直逍遙法外的巨大精神創傷,以此對警察部門施壓,呼喚這樁懸置的案件早日得到解決。這正是直面戲劇對創傷表達的態度,即暴露創傷、強迫受眾觀看並體驗,盡其可能地壓縮消解觀者與事件之間的距離,感受當事者的切膚之痛。
女主角米爾德裡德的個體創傷既來自女兒被殺害的精神打擊,也來自長期以來在被壓抑的生活狀態 下負面情緒的積蓄。弗洛伊德認為潛意識裡對創傷事件的執著,使一個人生活的整個結構發生根本動搖,使人喪失生氣沉迷於回憶之中。
在潛意識的精神歷程的驅動下,米爾德裡德執著於尋找兇手,似乎如此才能治癒心理的傷痛。
遭受身體傷害的她在這次事件中是無辜的,在這裡身體傷害更多地指向醒悟,以及對以往創傷的正視。影片裡的其他角色如廣告公司的年輕老闆、米爾德裡德的兒子、廣告公司的黑人工人、神父、牙醫等等, 無論作為施暴者還是受害者,作為維護小鎮社會生態平衡的衛道士還是叛逆者,都有著可言說或不可言說的個體創傷。
可以看到,警長威洛比和警察狄克森是片中除主角外最重要的兩個角色,這兩個承載著不同創傷的人對劇情推進有很大作用。
事實上,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善惡之分,人性是複雜的,我們既不能妄加揣測,也不能妄下斷言。就像這部電影《三塊廣告牌》中的人物角色一樣,女主人公米爾德裡德、警長和群眾代表了三個看似不同卻又有相同之處的個體或是整體,他們的決定不見得都是對的,也不見得都是錯的。
善與惡的標準不是人為劃分的,關鍵看你站在哪個角度去看問題,看待問題的視角不同,有時候不僅能救贖他人,也能救贖自己。就像電影《三塊廣告牌》裡的警長威洛比一樣,他始終以第三者的視角 看問題,就起到了救贖他人的作用,而米爾德裡德和警長的手下迪克森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問題,他們最後也救贖了自己。
到後來,我們也會看到他們的爭吵, 原因是米爾德裡德認為警長並沒有盡心竭力地幫助自己查案。直到有一次,米爾德裡德和警長發生爭執的時候,這位警長一口血噴在了她的臉上,那一刻米爾德裡德也才真正地理解了面前的這個男人。威洛比不僅是備受愛戴的警長,還是一個癌症患者,而她現在還在不停地壓榨他最後的一絲力量。
最後,警長選擇了開槍自殺,死之前他把一個便利袋套在頭上,上面寫著:看到我以後別把袋子打開,先報警。 這個質樸的警長到死也不肯利用自己的權利,或者說他終於救贖了自己。
威洛比一直以來,不僅要安撫群眾的情緒,還要無端接受米爾德裡德的指責,夾在中間雖然為難,但是他始終選擇救贖他人。
電影中,小鎮裡的群眾可以說是這部電影情節的推動者。作為龐大的一個整體,他們始終在&34;,比如電影裡的那個記者,一開始為女人公米爾德裡德伸張正義,最後當米爾德裡德成為眾矢之的,記者卻又反過來陰陽怪氣的責怪她。
這些群眾裡不僅包括女記者,還包括米爾德裡德那個出軌了十九歲少女的前夫。在米爾德裡德遭到他人非議之後,他反而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責怪米爾德裡德給他丟了臉,甚至還要掐死她。當然不得不說的還有警長的手下迪克森,他只是因為看米爾德裡德不順眼,便處處刁難她。他之所以看米爾德裡德不順眼,是因為她自私地利用癌症晚期的警長幫助自己查案,而這位警長又是迪克森特別崇拜的人。
在這場矛盾的較量中,其實根源都是由警長威洛比引起的,可他偏偏還是一個救贖者。
影片中有一句非常積極、 非常具有亮色和哲理的臺詞:&34;,這可以被視為導演對美國社 會所發出的感嘆,與這個世界所做的對話。
與此同時,政治正確話語也在影片中以反諷的修辭提及。
其中有有一個十分經典的鏡頭,當迪克森警官被指責虐待黑人時,他譏笑道: &34;。 軍隊特權問題也被附帶地編織進本片故事中,有個嫌疑人是退役軍人,州縣警察就沒法徹底追查他在軍隊的行蹤。
可以看到,對於少數人群體,馬丁·麥克唐納給了他們溫柔、美好的筆觸, 馬丁·麥克唐納非常高超地處理和掌控了政治、社會困境與&34;之間的關係。 他沒有將影片指涉到任何具體的政治派別議題,而是隱喻性地將暴力犯罪、同性戀、種族關係、警察執法規範等社會文本編織在故事中。
同性戀廣告商韋爾比在醫院遇到毆打自己的警官迪克森還為他倒了一杯橘汁,侏儒對米爾德裡德發出了禮貌和善意的追求。甚至對冷戰思維這類話語,馬丁·麥克唐納都會在不經意中稍上一筆,迪克森對韋爾比說,&34;,而韋爾比的回答則提到懷俄明。導演在這裡指涉的應該是 2016 年 3 月懷俄明的同性戀青年特雷佛·奧伯瑞難忍長期的欺凌在家中自殺的事件。
《三塊廣告牌》的高潮和結局寫得精美而有力、非同凡響,需要仔細研讀。《三塊廣告牌》的結局也寫出了兩個主人公的&34;。這種突轉和頓悟很難寫,劇作上有危險,如果前面鋪墊不到位就會讓人覺得無理由、突兀不可信。
許多評論把兩人一起上路,準備去懲辦嫌疑犯看作本片的高潮,認為本片探索的是&34;。筆者不是這樣看,就人物的動作和故事所體現的主旨來說,兩人上路並不是結構上的最高點。迪克森與米爾德裡德拿著槍一起上路,準備奔赴 1800 公裡外去懲辦他們認為的強姦殺人嫌疑犯,這與他們兩個人此前的動作方向是延續的、一致的。
其實,這不是復仇,也不是伸張正義,而是一種憤怒和偏執所導致的私人執法,這行為還是他們對自己生活的各種困境和內心糾結無法 面對、無力面對的暴力解決。這是他們對邪惡罪行和心理壓 力的一種無所適從,一種無序的宣洩和面對生活困局的以頭撞牆。
從劇作形式上來看,這裡還需要再一個新的動作才能完成逆轉;而從主題探索來看,兩人對自己有了懷疑,對自己與世界的對話方式有了新認識,才能夠完成精神上的升華。在向私人執法、無證據懷疑的路途上疾馳的時刻,米爾德裡德問:&34;迪克森回答:&34; 這個回合的問答既是劇作上的高潮,也是主題上的最高點。 在這裡,我們才看到兩個主人公完成了真正的升華。
在人物這個新行動方向上,在這個戛然而止的高潮與結局重合點上,人物找到了懲惡與理性的邊界,為暴力找到了合法性, 他們達到了彼此溝通與理解。這其中的深刻啟示或許是: 正是在憤怒和狹隘、偏執、歧視的火焰互相噴發後,正是在彼此傷害、有所誤會和愧疚之後,一種頓悟從他們的內心沛然而生。這個行動看似突然,卻讓我們去追問作者對暴力和懲惡主題的深層次思考。
這部作品並沒有像《老無所依》那樣讓人感到對理性和法律的徹底絕望,也沒有用十分黑暗的表現手法展示對社會的失望,感到面對人性中的暴力和邪惡那種徹骨逼人的寒氣。
從敘事上分析,影片的結局其實是指向頗為清晰的, 兩位主人公走到了人生道路上的那個&34;,他們的靈魂得到了暫時的安放。
但是,在筆者看來,儘管它將這個故事的背景放在了美國一個80年代的小鎮之中,儘管在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充滿了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對美國普遍存在的畸形社會現象所發出的冷嘲,但是在實質上,無論是 《三塊廣告牌》中的敘事方式還是在情節方面呈現出的以人的生存困境與憤怒為推動力的戲劇矛盾, 亦或是身兼編劇與導演兩個靈魂角色於一身的馬丁·麥克唐納所想要探討的深層問題,都不是對社會的批判。
在影片中,隨處可見的社會畸形現象並沒有作為劇情的推動力而存在,而是以碎片化的形式點綴在故事中。真正貫穿影片始終並作為劇情推動力而存在的是人在現代社會中無法相互理解、感同身受的生存困境,&34;成了人與人交往中最大的奢望。
為了展現這種在所有人之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導演馬丁·麥克唐納將女主角米爾德裡德作為串聯在各個人物之間的線索,以三塊廣告牌為最初的戲劇衝突,用鏡頭跟隨著米爾德裡德去不斷地揭露 人們真實的生存處境。
當米爾德裡德在廣告牌之下祭奠亡女時,導演馬丁·麥克唐納藉助米爾德裡德之口對人在現代社會中的這種生存困境發出痛切的詰問:&34;
事實上,這句話便是《三塊廣告牌》的主題,劇中人物所面對的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在此被徹底揭開。
自從尼採提出&34;之後,人們便不再從上帝那裡尋求共同的行為準則、終極價值與精神國度,而是依靠人的理性自覺建立起現代社會,同時人也被分裂、隔絕成為機械的個體,再也找不到通往其他 人的道路,陷入現代社會打不破的生存困境。
《三塊廣告牌》通過米爾德裡德這個可以說是卑微人物 的視野和遭遇來向觀眾展現這種生存困境,亦展現了人們在這種困境之下的掙扎。
於是&34;成為了《三塊廣告牌》的情緒底色。
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各自相關的尖銳矛盾衝突中,在普遍存在的不能相互理解的處境中,展現出像是困獸一般盲目的憤怒。但這憤怒並非是一種對情緒的單 純發洩,而是在困境之中的痛苦掙扎,是一種以極端的暴力方式攻破對方的壁壘,希翼能夠在讓對方體會到自己所受的傷害與痛苦,從而能夠相互理解的做法。
以&34;的後現代主義敘事手法打破了現代主義電影的目的性、連貫性與統一性,使得人物塑造、劇情轉折、戲劇矛盾都 呈現出別樣的味道。
這種敘事手法也將觀眾帶入到 了女主角米爾德裡德的視野,跟隨著她一起在互相隔絕、不能相互理解的現代社會人生困境中憤怒掙扎,同時也在不斷地認清自我的憤怒、探索他人的心靈、反思現代社會的人生困境。當然,影片也向人們展示了一條建立在憤然反抗、傷痛代價、相互理解之上的救贖之路,對現代理性的主導思想發出深切的批判與嘲諷。
就像片中警長威洛比所說:&34;
因而,在影片最後,現實中的問題沒有全部解決,而米爾德裡德卻已然能夠放下報復的欲望和憤怒的偏執,她走出了這座小鎮,去尋求新的希望,只是留下了那些目睹了一切的廣告牌, 讓人們繼續著對現實和生活的深思。
影片的最後好像在告訴我們:救贖還是復仇,你怎麼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