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當最佳原創劇本獎的頒獎嘉賓念出《老獸》和周子陽的名字後，他邁步快速走向舞臺，克制著激動說完了獲獎感言。他感謝了自己的團隊，但他還應該感謝自己的堅持。
「我今年34歲了，整整十年時間過去，這裡面有焦慮，有疼痛，也有憂鬱，甚至還有黑暗……」周子陽這樣說，「我是個很容易動情的人，一些關鍵的時刻，都會落淚，但生活中無論有多苦，我都不會哭。」
「十年裡面其實最大的焦慮就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別人不會這麼理解。」早在電影《老獸》粗剪版出來時候，在王小帥的公司看完他一個人躲在陽臺上也落過淚，「覺得自己的堅持是對的，好多人都說你都到這個年齡了，應該去賺錢，再沉澱幾年，但我覺得我不能這樣沉澱下去了，我得做出我的處女作。既然想要做成什麼，就必須得堅持下去。」
《老獸》，成為電影作者
《老獸》這個項目在正式上馬的時候叫《老混蛋》，講述了主人公老楊從財富時代的乍富階級變為破產賦閒的遊民，因挪用老婆的手術費被子女綁架，一怒之下將子女告上法庭的故事。兒子綁架老子那一幕，讓本來的家庭小事上升成一樁荒誕鬧劇。
2013年周子陽知道了老家發生了那個事件，他覺得可以把它發展成一個電影，開始思考琢磨人物和主題，但周子陽卻對現實中的事件做了一個很大的改編，「老獸不算有原型，只是核心點上綁架事件有點相似，整個架構、人物背景、家庭結構、事態前後發展都不一樣。」直到2015年的9月份，第一稿才真正出來，「大綱是很花時間的，一年多的時間都在想。」
2015年寫完劇本，周子陽和自己的製片人去找投資，不是很順利。當時製片人決定先自己做，「能弄到多少就算多少，不是非要兩百萬或者三百萬才能拍，哪怕30萬、50萬，16年是非拍不可了，當時下定了決心。」到了一個年齡的時候，索德伯格拍出了《性·謊言·錄像帶》，賈樟柯拍出了《小武》，澤維爾多蘭在二十一歲便拍出了《我殺了我媽媽》，「但凡是能在日後有所作為的導演，都是在35歲以前完成自己的處女作的，甚至是在30歲之前就完成了，我覺得這很重要。」周子陽心急有他的理由。
3、4月份First青年電影展的創投開始，周子陽把劇本丟過去了，也沒太當回事，「我們也沒有等著創投或者賭著創投，還是順著原來的思路往下走，沒想到創投進30了，進12了，獲獎了。」這個創投對劇本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很多的公司來聽周子陽他們的方案。
王小帥是當年的評委之一，頒獎酒會上，周子陽的製片人跟王小帥敬酒，王小帥就說他最喜歡的就是《老混蛋》，「這麼一說我們就問他要不要給我們當監製，他說不光要給我們當監製，還要給我們投資。」
「作者電影」是周子陽提得最多的一個詞，周子陽將《老獸》看成是自己第一部作者電影。「不同的創作人會創作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人碰到哪怕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它的角度觀點會不一樣，產生故事的表達就會不一樣，他就會重新塑造這個人物。」
為了表述得更清楚，周子陽用咖啡館來舉例，「你跟我到咖啡館，跟鄰桌的兩個人到咖啡館，雖然做的是同樣一件事情，但是卻是不一樣的事情。《老獸》也是這樣，雖然事件相同，但我卻把自己的思考和觀察放在了裡面，也就成了我自己的故事。我設計了新的事件，通過老楊的狀態，結合我的看法重新塑造了故事。」
《老獸》在12月11日上映，累計綜合票房是207萬元，帳目不是很好看，周子陽卻抱著很樂觀的一個心態，「我覺得作為一個處女作能夠上映讓喜歡作者電影的業內人士和觀眾看到，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了。」問及跟預期有什麼不同，周子陽表示做票房預期不是自己的事情，只要能有觀眾喜歡，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電影版權已經被國內一個視頻平臺買走了，估計會在年後一段時間內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新媒體的走向確實對電影的宣發產生了很大的改變，談到這一點，周子陽覺得可能是觀感上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在學電影的時候，大部分看的不就是盜版碟，效果差一點沒關係，畢竟核心的東西是不會變的。」
最佳男演員，這是送給塗們老師的禮物
電影點映的時候，《老獸》的主創會跟現場的觀眾做映後交流，有不少人問周子陽是不是在認識了塗們老師以後才寫的劇本，周子陽覺得很詫異而又驚喜，「塗們老師可不是老楊那樣的生活，他的生活很好。」
在劇本拿出來以後，周子陽正好看到了塗們主演的《告別》，「塗們老師的表演很深刻，很受觸動，我一查才知道這是一個職業演員，他把一個癌症病人表演得讓我相信了這就是病人，非常厲害。」
經過朋友介紹，周子陽拿到了塗們的電話號碼，直接打了個電話，把電影劇本寄了過去。「塗們老師在收到劇本兩三天後邊給我打了電話，他說很喜歡，我就覺得這個事有戲了。」周子陽說到這兒很興奮，「如果他不太喜歡劇本，或者看不出劇本中深度的東西，我可能不會去找他。我相信他不是只演一個類型的演員，觀察和思考肯定都是足夠的。在塗們老師的老家呼倫貝爾，一見如故，談得特別順利。」
「老戲骨」在流量明星的時代越來越得到觀眾的認可，《老獸》中的精彩表演讓塗們也老當益壯地火了一把。「塗們老師從來不帶劇本到片場，他是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的，因為在拍攝之前他已經把人物塑造好了。」周子陽談到第一次跟塗們見面的時候，塗們拿起飯店門口賣吃的的東西，不付錢便走了，「塗們老師無時不刻在準備著這個角色。」
大多數的演員是不具備現場不帶劇本的習慣的，一是記不住這麼多臺詞，再是他沒進入這麼深的狀態。畢竟進入角色遠遠比背會臺詞要重要得多。「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應該傳承下去的品質，沒有下這麼大的功夫，就不會有那麼深、立體的表現。塗們老師已經和老楊融為一體了，沒有表演痕跡了。」周子陽說。
對於塗們是否能拿到金馬獎的影帝，周子陽表示心裡是有數的，「在拍完老楊被打、老楊從法院裡出來、老楊結尾跟老婆哭訴這三場戲以後，我就知道塗們老師一定會拿到電影節上的最佳男演員的，但不確定是哪個電影節。」
殺青的前一天晚上，周子陽和塗們對坐在酒店的房間裡喝茶，兩個人一句話也不說，面對著微笑，「美滋滋的，我們倆覺得劇本中該呈現出來的，該有的東西都拍出來了。沒損失什麼，沒打折扣，心裡有數，自然將來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到了金馬獎的現場，拿上影帝以後，塗們跟周子陽說感覺並沒有那麼高興，「我特別理解他說的話，因為這不是一個意外或者驚喜，真的是做好準備了。但我自己覺得拿一個『最佳男演員』非常重要，就像是送給他一個禮物一樣。」
當下思考，新一代電影人的主題
「你也不知道他是要死了，還是會活下來——生命非常脆弱，你不知道會怎樣，這就是現實發生的，這個時代人的命運就是這樣。」《老獸》的電影完畢，這一段話在銀幕上出現，簡單的一句話，卻是周子陽長期的思考。
第五代導演著重於民族史的構建電影寫作，第六代將攝影機鏡頭對準了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平民大眾，對於新一代的導演，在新的時代攝影機的鏡頭該對準誰，該書寫什麼樣的故事，是新一代電影人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經濟發展飛速下當代中國人的社會現實。人的狀況是什麼，生存狀況是什麼，發展狀況是什麼。」這是周子陽的回答。
「我們這一代人現在所面臨的精神焦慮和痛苦其實並不比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他們進入創作時候差。在這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中，主體人群的精神狀態是麻木的，自己已經迷失卻不知道。」
在商業片賺快錢的時代，周子陽思考的是人，「人類進入現代社會，鋼筋水泥的城市中，脫離自然物很遠，人與人之間也在不斷疏遠，麻木在不斷蔓延開來。大多數的階層也是非常困惑和難受的，他非常焦灼，但又得焦灼地往前奔跑，他不知道這種奔跑對或者錯，奔跑之下有更好的物質條件，這種奔跑的迷戀是本能的，吃個更好吃的，住個更舒服的，這是人的本能。」
在這樣的時代裡，周子陽將自己視為一個獨立的創作者，在不斷抗拒著他所說的大多數人的本能欲求，「藝術創作者需要在不強烈的欲求下，捕捉到大多數人的精神狀況和生存狀況，因為大多數人不會思考那麼深的東西，他們的思考都是怎麼樣冷了穿上更厚的，房子小了住上更大的。白領和中產階級他們的精神痛苦指數一點都不比80年代的人少，那個時候沒有中產階級或者白領，他們大多數人在精神上是很愉悅的。」
周子陽的這種是思考並不是一時一刻形成的，大學時期他便開始形成了這種對人性和道德的觀察，「那會兒我的好朋友突然離去，對意外的產生有了很濃厚的興趣，想搞清楚人的生命究竟是怎麼回事。」他開始看大量的文藝片和哲學的類書，迫切想從這裡面能了解到一些東西，得到答案。
處女作，屬於自己的電影美學
周子陽一點都不否認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庫斯特裡卡對他的影響。從大學開始看電影，香港、臺灣的新浪潮，中國內地第五代、第六代的電影，幾乎是無所不包無所不看。在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事件》和《白》以後，開始有了很大的觸動和改變，「基耶斯洛夫斯基對道德和社會的觀察，對我的觸動特別大，庫斯特裡卡對民族苦難的描寫也深深打動了我。」
蒙吉、法哈蒂和達內的電影在近期也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影響，「他們的作品都偏故事性和戲劇性，我自己也不想讓電影過於平靜或者沉悶，現在或者以後的片子也會兼具故事性、戲劇性和哲學性，從這個角度來探討人性和道德。」
「我認為一個電影導演美學上的風格一定要在處女作中體現出來。如果在處女作上就沒有形成個人美學，沒有形成個人思考的東西，這個導演沒有多大的可能性，也不會後面就怎麼樣。」周子陽的這句話跟雷諾瓦的「導演一生只拍一部電影」的觀點很像。
他將自己定位在基於社會觀察、反思和人性思考上的電影作者。一定要將自己的電影囊括在社會和時代下，並且是最準確的這個時代，不是五年前，十年前。
在大多數人的眼裡，似乎作者電影和商業電影是相對的，但周子陽有著自己的解答，「《鳥人》的導演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也拍了《荒野獵人》這樣的作品，他就是一個作者導演，雖然在好萊塢，但是劇本是自己的，即便不是自己的，也會參與劇本的創作過程。」
創作，在自己生命的邊緣遊走
從24歲開始，周子陽已經斷斷續續在電影圈遊走了十年的時間，但他總是刻意跟圈內的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在他的身邊不缺做設計或者美術的人，經常在圈子裡混，並且告訴周子陽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需要不停地跟知名的人吃飯、參加活動，像他那樣悶起頭來搞嚴肅創作其實似乎是進入了死活同。
「我不太喜歡經常參加這些活動，僅會跟重要的人在一起，可能他是另外一個行業的。經常浸泡在那樣的狀態下反而會干擾你的創作。朋友未必天天在一起聚著泡著，我覺得這是我們一種很古典的思想，就是哪怕經常不聯繫，一年見一面，也是很深的關係。身邊的人好像覺得社交才是重要的方式，其實更重要的還是創作。」在浮躁的環境中，周子陽還是盡力保持住了自己的理性，也正是因為遠離了圈子文化，保護了自己的創作狀態。
「我們要儘量保持一個獨立創作者的生活規律，不要一出來就跟整個電影圈膩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好，這就等於扼殺自己的創作生命。」周子陽表示對自己的生活狀態非常滿意，也沒有想過要過多富足的生活，「有幾個億那是一個很舒適的生活，超過了創作的舒適，我不相信一個人有了很多錢還能創作非常接地氣的現實主義作品，那是無稽之談，僅靠記憶來創作是不可能的，創作一下歷史題材還是有可能的。」
在寫《老獸》時，周子陽不止一次地抽著煙捂著臉開始哭泣，常常會睡不著，人物就在自己的腦海裡蔓延，糾纏在一起。「寫劇本，或者說是創作，其實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這個難實際上是你要自己進入非常深的創作狀態中去，挖自己的靈魂、精力和思想。哪怕是坐在那裡，但思想上會經歷道德邊緣，經歷人性邊緣，經歷情感的邊緣，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你把一個人物樹立得有血有肉，他在耗盡你自己。這是一種極其深度的創作狀態，進入不了這種狀態的話，是很難出來那種有風格和深度的電影的。」周子陽提到了劉恆，在創作小說的時候有過寫著就脫光衣服在地上躺著，在農家院裡寫故事，寫到動情處，蹲下來就開始哭。「進入人物跟著故事開始走，就會被人物感染。」
對於自己的成功，周子陽很自信這就是當下青年導演的案例之一，「你想要去做什麼樣的導演就去做。」
問及該如何面對創作的困境，周子陽給出的答案是堅持。「一個人要堅守創作，一兩年沒有多大的力量，就是十來年，還在堅守的和這個方向，做出來了，這個行動變成了一種指引。我覺得要堅守自己，抵禦誘惑和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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