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斯·施瓦布，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
蒂埃裡·馬勒雷，「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
疫情暴露了人類所從事的工作的本質和內在價值與其經濟報酬之間的深度脫節。換言之，社會最需要的人才獲得的經濟報酬卻最低。
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是，護士、清潔工、物流駕駛員、食品廠工人、護理人員和倉儲工人等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抗疫、照顧病患和維持經濟運轉，但是他們的收入最低。實際上，他們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的價值遠未得到認可。
一、疫情迫使我們去認識和承認社會的不平等人們經常將新冠疫情比作「強大的均衡器」，這實在是一種嚴重的誤導。事實恰恰相反。無論何時，疫情所到之處，都會加劇本已存在的社會不平等。
因此，無論是從醫學、經濟學、社會學還是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新冠疫情絕非一種「平衡力量」，而是會實實在在地「加劇收入、財富和機會的失衡」。
在世界範圍內，有大量人口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處於弱勢地位，並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一現象在缺乏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會聯繫較弱的國家尤為嚴重，而新冠疫情讓這一切暴露無遺。
當然，這種情況在疫情暴發之前就存在，但根據我們對其他全球性問題的觀察，
疫情放大了這些問題，迫使我們去認識和承認社會不平等的嚴重性。在此之前，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二、疫情帶來的兩點影響疫情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
它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社會差距以及社會不同階層面臨的風險，從而放大了社會不平等帶來的宏觀挑戰。疫情封禁期間，世界上許多地方出現了一種籠統但發人深省的論調。
它描述了這樣一個二元世界：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人士能夠進行遠程辦公，並自行對孩子進行居家教育
（包括中小學教育，且住所越偏遠就被認為越安全）；工人階級卻不能待在家裡，也不能監督子女學業，而是要辛苦奮戰在第一線，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經濟—為醫院提供保潔服務，進行人工結帳，運輸必要物資，保障我們的安全，等等。
在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服務經濟中，約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遠程完成，各行各業之間的收入存在較大差異。超過75%的美國金融和保險從業者可以遠程辦公，而在食品行業，只有不到3%的從業者能夠遠程辦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
在疫情強勢蔓延的時刻
（2020年4月中旬），絕大多數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更加凸顯了以下事實：
新冠病毒絕不像許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調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對人類展開了致命攻擊，而且毫無公平可言。在美國，在新冠疫情中喪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國人、低收入群體以及無家可歸者等弱勢群體。在密西根州，黑人人口佔比不到15%，但在死於新冠病毒併發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佔比高達40%左右。
新冠疫情給黑人群體帶來的巨大影響正反映了背後的社會不公問題。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非裔公民更加貧困，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風險更高，住房和生活條件往往達不到標準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臟病或糖尿病等健康問題的困擾。對他們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二）影響二：暴露人類所從事工作的價值與其經濟報酬之間的深度脫節新冠疫情以及隨後的封禁狀態帶來的第二個影響是，
它暴露了人類所從事的工作的本質和內在價值與其經濟報酬之間的深度脫節。換言之，社會最需要的人才獲得的經濟報酬卻最低。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是，護士、清潔工、物流駕駛員、食品廠工人、護理人員和倉儲工人等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抗疫、照顧病患和維持經濟運轉，但是他們的收入最低。
實際上，他們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的價值遠未得到認可。
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尤為嚴重。在這些國家，貧困往往和失業問題相伴而生。上述群體不僅工作報酬最低，而且失業風險最高。
比如，在英國，大多數（近60%）的護理人員籤署的是「零工時合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工時無法得到保證，因此收入也就難以得到保障。
同樣，食品廠的工人通常都是臨時工，享受不到正常僱員的權益，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物流駕駛員則大多數情況下被歸類為自由職業者，他們都是按照送貨的次數獲得報酬，沒有病假津貼，也沒有帶薪休假——英國導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電影作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中描繪了這一令人心酸的社會現實。
該影片闡述了這些工人非同尋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場不幸降臨，他們就會在身體層面、心理層面以及經濟層面徹底陷入崩潰，壓力和焦慮充斥著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 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講述一個潦倒的送貨司機和他妻子，只能找一些零工或者午夜倒班的工作勉強度日，因為找不到穩定工作被逼到了崩潰的邊緣。©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三、社會不平等問題，加劇還是緩解？在後疫情時代，社會不平等問題是會加劇還是會得到緩解？
至少從短期來看，許多觀察性證據告訴我們，這種社會不平等可能會繼續惡化。如前文所述，沒有收入或收入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他們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擾，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嚴重的感染症狀。
在疫情暴發後的幾個月內，這一現象會持續。和以往大流行病
（如鼠疫）暴發期間一樣，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們也不會獲得公平的治療機會和接種疫苗的機會，在美國尤其如此。
與安妮·凱斯合著了《死於絕望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指出，「製藥企業和醫院會變得前所未有地強大和富有」，這不利於社會上最為貧困的群體。
另外，世界各國實行的超級融通性貨幣政策尤其會推高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資產價格，從而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但是，如果從長遠來看，這一趨勢可能會逆轉，並引發相反的後果，即緩解社會不公。為什麼會這樣呢？當富人階層專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並激怒了足夠多的群體時，很可能就會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抵制。
在美國，大多數群體或者影響力很大的少數群體會要求由國家或集體控制醫療體系。而在歐洲，醫療體系投資不足的問題可能在政治上再也無法被接受。
當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終會促使我們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職業，並重新設計整個社會給予那些職業的從業者的報酬方式。
當前，一個善於做空的明星對衝基金經理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值得懷疑，但他們的年收入高達數百萬美元；相比之下，護士對社會福利做出了無可置疑的貢獻，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
將來，社會還能否接受這種狀況呢？
在樂觀的情形下，隨著我們逐漸認識到許多報酬低、缺乏保障的從業者為整個社會福利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就會調整相關政策，以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提高他們的薪酬水平。
這樣一來，企業利潤會降低，物價也可能上漲，但工人的工資會提高。面對強大的社會和政治壓力，毫無保障的僱傭合同和剝削性的政策漏洞就會被永久性職位和更優質的培訓取代，社會不平等狀況因而可以得到緩解。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革命，上述樂觀的情景恐怕難以實現。 四、《後疫情時代：大重構》新冠病毒席捲全球之際，顛覆了國家治理、經濟運行和社會交往的方式，革新了人們的固有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