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無極與杭州
四川話,話藝術!大家好,我是寧莉。上期我是在大提琴演奏賈奎林.杜普蕾演奏的《殤》之音樂聲中為大家誦讀的是德高望重的藝術家鄭勝天老師的一篇文章《關紫蘭和關良》。今天我會在藝術家萬錦龍彈奏的琵琶曲《憶江南》音樂聲中為大家繼續誦讀鄭勝天老師的文章《趙無極與杭州》。
我是在香港正要動身去杭州時得到趙先生過世的不幸消息。杭州是趙先生成長之地。他的老校長林風眠晚年在香港慨嘆:「憶江南,最憶是杭州」,趙先生定有同感。文革中他首次回國探親時,就執意要去尋訪昔日住過的西子湖畔葛嶺舊居。可惜那裡已經成為省委高官的禁臠。
趙先生與中國當代藝術的血緣不在於他昔日的巴黎榮耀,也不來自今天的市場成功,而是他二十八年前回到杭州的一次短暫講學。趙先生曾說他一生只教過這一班學生。這些學生中的大多數今天已成藝壇棟樑,他們也難忘早年點悟自己的恩師。
1984年我從美國回國不到一年,受命擔任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院)油畫系主任。不久肖峰院長告訴我,學校決定請趙無極先生回校講學,他也已接受邀請。就交由油畫系負責主辦此事。趙先生雖然在七十年代起就回來過幾次,還熱心將戶縣農民畫介紹到國外,但我以前從未見過他。國內那時接待外賓、包括外籍華人一概當大事對待,而且傳聞他和夫人都不太好伺候。所以我戰戰兢兢接下這個任務,對講習班將如何操作卻完全心中無數。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國內美術院校請外國人來講學已建立固定模式。總是由中央政府文化部下達文件,從各院校選派一、二位教師,組成培訓班。選拔的首要條件是政治可靠,藝術思想「正確」,專業水準還在其次。1957年蘇聯政府派了位油畫家馬克西莫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аксимов)來講學兩年。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馬訓班」集中了全國各校精英。後來不少美術學院的院長和教學骨幹都出自該班。一時在藝術界的權力和影響幾乎不下於「黃埔軍校」。
六十年代初根據中國與羅馬尼亞的文化協定,畫家博巴(Eugen Popa)來到 杭州。這時的政治氣候不太寬鬆,「羅訓班」學員的政治選拔更為嚴格,各校派來的幾乎清一色都要是共產黨員。這一方面反映出當時的人事路線;另一方面,也是對外來影響的一種防範。雖然出於外交和文化交流需要,不得不把外國專家請進來,但仍把他們視為異類。唯恐他們帶入西方糟粕而造成汙染。據說政治覺悟高的人才對病毒有防範能力。我雖然很想參加,但由於藝術思想不循正統,自然被拒之門外。「羅訓班」白天在畫室按老師指導作畫,晚上則專門安排一位共產黨員教授給他們講課「消毒」。
這次趙無極講習班招生也依照前例,一半學員為本院各系推薦的青年教師,一半邀請全國各美術院校選拔。雖然沒說非黨員不可,但也都是教學主力。趙先生還未到校,學員已紛紛前來報到。湖北美院尚揚、中央美院吳小昌、廣州美院鷗洋都是我認識的朋友。重聚一堂頗為熱鬧。趙先生與夫人弗朗索瓦(Francoise Marquet)抵達杭州時,法國電視臺二頻道導演魚得樂(Claude Hudelot)還帶了一個攝製組跟蹤拍攝。 一行人浩浩蕩蕩很是壯觀。趙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出乎意料地親切隨和,總是笑容可掬,毫無來自國外的身段和架子。夫人也不像傳聞那麼傲氣,不僅主動開講美術史課,後來居然還粉墨登場給學生作模特兒 。
但當我告訴趙先生講習班是由外校和本校的教師組成時,他立刻反映激烈,說他只想教年輕學生,沒興趣教老師。院方得知趙先生態度後十分為難,因為此乃文化部指令,而且各校教師已經抵達,不可能讓他們空手而回。我左思右想終得一計,徵得領導同意,就向趙先生提出,請他允許各校教師仍來上課,但將我當時教的一班油畫系畢業班學生插入,師生各半。他接受了這一折衷辦法,笑稱我是「boss」,講習班終於順利開課。原來計劃中只有十多人的一個班,現在擴大到27人。一間教室擺滿畫架,擠得水洩不通。藝術家耿建翌、劉大鴻、魏光慶都是那時畢業班學生,由於趙先生的堅持,才得到聆教於大師的機會。
趙無極講習班的成果和影響遠遠超過預期。正當許多藝術家試圖脫離蘇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樊籠之際,趙先生的講學令他們如沐春雨、耳目一新。他的教學方法也搖撼了幾十年固步自封的國內藝術教學體系,在八十年代有很大的啟蒙意義。課程結束後我請參加講習班的許江執筆寫一篇總結。多年後許院長在一次餐宴上還回憶當年身賦重任的心情。不久天津美院孫建平也將他記錄的趙先生講課內容整理成書,現已成為珍貴的歷史紀錄。
趙先生說,是歷史「讓我重返中國,使我內心最深處的追求終有歸宿。」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多年前一次巴塞爾藝博會的預展上。他那時雖然還未病倒,但已略顯疲憊蒼老。重憶起當年的杭州之行,我才又見到他嘴角泛起那熟悉的感人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