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識性錯誤的文章都可以發表
田國強在《經濟研究》2005.2期發表的《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從方法到內容都充斥了常識性的錯誤。
方法常識性錯誤。田國強：「1、一個行為假設一個行為假設指的是，任何一個社會學科都需對人的行為作出某種假設，將人的行為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對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做出假設是經濟學的根基。」什麼是假說？假說就是未經驗證的學說。假說經過驗證後成為科學事實或科學原理（包括公理），假說被證偽後就成為謬誤。假說只是科學發展的拐杖、科學真理形成的過渡環節之一，不是科學真理形成、科學發展的必經階段，科學史上許多科學真理是直接從實踐中產生。把假說看成科學真理形成、科學發展的必要前提是錯誤的，把假說當做科學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謬的。什麼是假設？把假說當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說就成為假設。在科學史上，以假設為「公理」進行推導得出的結論高達95%是錯誤的。假設只是驗證、發現真理的手段，把假設當「公理」進行推導只是試錯的方式，不能作為科學研究的前提，既不能作為科學分析的前提，也不能作為科學論文論述的前提。一門科學的邏輯出發點是一門科學的公理，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也應該是經濟學的公理。在這篇文章中，田國強不但主張把假設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設為論述的出發點。從科學方法論的邏輯和科學史的事實兩方面來看，這是常識性的錯誤。
內容常識性錯誤。在這篇文章中，田國強不僅以假設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而且以「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田國強：「第二個基本原理是承認理性假設。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理性假設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無私，也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利己性、自利性。這個假設無論在什麼層面都基本成立，無論考慮國家、單位、家庭及個人之間關係的時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不能盲目運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設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大公無私與人的自利性往往並不矛盾，它們是不同環境下的不同行為反應。在天災人禍等非常規性的條件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非理性、大公無私的一面」。「行為假設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邊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為經濟學就是要把這個行為邊界找出來，沒有人說理性行為假設總是錯的，我沒有看到過有這樣的人。」「一個經濟理論有沒有說服力和實用價值，一個經濟制度安排或經濟政策能不能讓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關鍵看所假定的個人行為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是不是激勵相容，即人們對激勵是不是作出了對他人或社會也有利的反應。」在這裡，田國強混淆了兩個概念：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於這種混淆，使之不能自圓其說。任何體系的邏輯出發點都蘊涵了後來發展的整個體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必須是經濟現象的最高概括，能夠統一解釋所有的經濟現象，由其引申出來的經濟學結論不會被任何經濟現象所證偽；對於人的行為分析必須適合於所有人而不是僅僅適合於大多數人。這說明：「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的自私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不能作為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無論是理論上還是現實生活，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於理性的經濟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時無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也並不違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設；「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是歪理，歪理不能作為假設。以自私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作為邏輯出發點是常識性的錯誤。
田國強、楊立巖在《經濟研究》2006.11期發表的《對「幸福-收入之謎」的一個解答》一文中，對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提出了他們的解答方案。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就是指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平均幸福水平並未隨之提高。而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構建了一個規範的經濟學理論模型，在個人理性選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從而將幸福經濟學整合到主流經濟學中來。該模型同時考慮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理論的基本思想統一起來，在現代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帕累託最優標準和個人自利性假設下，探討了幸福收入悖論問題並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他們的「研究表明，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當收入尚未達到這個臨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夠提高社會的幸福度；一旦達到或超過這個臨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會降低總體幸福水平，導致帕累託無效的配置結果。因此，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應當提高非物質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度。我們的理論結果也表明了重視社會公平、減少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性，否則人們會由於自己收入相對過少，導致個體幸福度下降，從而導致社會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基本層次。物質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的立論前提本來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謎」只是一個偽命題。他們之所以會把「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平均幸福水平並未隨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謎」，是由於他們所屬的價格經濟學範式，即他們所認定的「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的範式缺陷，使他們犯了常識性的錯誤。
二、缺乏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
由於主流經濟學大力提倡與西方經濟學研究規範標準接軌，《經濟研究》多年來所發表的能夠稱之為論文的文章全部運用數學模型。數學的邏輯基礎是數理邏輯，數理邏輯在思維定位上是知性邏輯，屬於形式邏輯的範疇。形式邏輯是正確思維的必要條件，不是正確思維的充分條件。如果把形式邏輯定位為正確思維的充分條件，把形式邏輯普適性絕對化，即把形式邏輯當做思維方式，就會產生悖論。產生悖論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傳統邏輯形式化、把形式邏輯普適性絕對化，即把形式邏輯當做思維方式。所有悖論都是因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產生，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發現不了、解釋不了、解決不了的邏輯錯誤。所謂解悖，就是發現、糾正悖論中的邏輯錯誤。著名的「數學悖論」充分證明了數理邏輯-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局限性。
1874年，德國數學家康託爾創立了集合論，很快滲透到大部分數學分支，成為它們的基礎。到19世紀末，全部數學幾乎都建立在集合論的基礎上。1900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法國著名數學家龐加萊興高採烈地宣稱：「藉助集合論概念，我們可以建造整個數學大廈……我們可以說絕對的嚴格性已經達到了」。1903年，一個震驚數學界的消息傳出：集合論有漏洞！這就是英國數學家羅素提出的著名的「羅素悖論」。「羅素悖論」使集合論產生危機。「羅素悖論」就是「理髮師悖論」：在某個城市中有一位理髮師，他的廣告詞：「本人的理髮技藝十分高超，譽滿全城。我將為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我也只給這些人刮臉。我對各位表示熱誠歡迎！」來找他刮臉的人絡繹不絕，自然都是那些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可是，有一天，這位理髮師從鏡子裡看見自己的鬍子長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們看他能不能給他自己刮臉呢？如果他不給自己刮臉，他就屬於「不給自己刮臉的人」，他就要給自己刮臉；而如果他給自己刮臉呢？他又屬於「給自己刮臉的人」，他就不該給自己刮臉。要解決這個悖論，只能運用對稱邏輯的主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理髮師要給「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這個廣告語中的對象很明確：就是他可以為之服務並且可以從對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廣告語中「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這個集合顯然不包括他自己。這個悖論之所以會成為悖論是因為混淆了這個廣告語本意所指的對象和這個廣告語本意不包括的對象的區別，把這個廣告語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廣告本人的對象集合，抽象化為也包括作廣告的人本身。而這種主客體對象的混淆、把這種不包括主體在內的對象的集合錯誤地認為也包括主體在內，源於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的數學集合論沒有主客體區分這個概念，而這又源於傳統形式邏輯沒有主客體區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體混為一談造成對象的混淆而陷於悖論。「理髮師悖論」、「羅素悖論」、「集合論悖論」是同義語，都是所謂的「數學悖論」。「數學悖論」說明：形式邏輯必須有限度有條件使用，把形式邏輯抽象化無條件使用會陷於悖論。
社會領域是主客體統一的領域，經濟領域是主客體統一的領域，經濟現象是以主客體統一為核心的複雜性現象，運用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無法認識經濟本質、把握經濟規律、預測經濟趨勢、正確解釋解決經濟問題。以形式邏輯為充分條件推導出來的理論可以符合經濟現象的某一側面，但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的整體，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後面的規律，揭示經濟現象後面的本質；它可以被經濟現象的某一方面證實，同樣可以被經濟現象的另一方面證偽。用僅僅滿足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指導經濟工作，只能對經濟活動產生誤導。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在形式邏輯上是嚴密的，也得到了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巨大成就」的證明，因此在形式邏輯這個層面而言，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國的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目前遇到的由於美國金融危機使美元不斷貶值而我國卻無可奈何的困境、國家為對衝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增發與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的人民幣基礎貨幣使國內通貨膨脹的困境、因通貨膨脹使人民不敢消費而使國內市場低迷、內需企業前景暗淡、失業率提升、資源枯竭、技術水平與產業結構提升速度緩慢、發展缺乏後勁等等現象來看，我國積累的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功的標誌而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失誤的證明。形式邏輯用邊際分析方法，對稱邏輯用規模分析方法，只有規模分析方法才是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邊際分析只能作為規模分析的環節而被包容在規模分析之中。用邊際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規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謬誤，並給我國的發展戰略造成重大誤導，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既然經濟現象是複雜性現象，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只能用規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邏輯要求只能是經濟學真理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僅僅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既可以被證實也可以被證偽。規模分析方法是對稱的、五維空間的、複雜系統論的方法在經濟領域的具體運用，而對稱的、五維空間的、複雜系統論的方法是對稱邏輯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邏輯、而且符合對稱邏輯的經濟學理論才是真理。這樣的真理只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所以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西方經濟學通行的分析經濟現象的數學模型方法是體現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片面抽象的方法。在對稱邏輯看來，所謂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抽象，又通過綜合使思維的抽象上升到思維的具體。這其間，思維的抽象只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全部。而西方經濟學家的抽象方法卻是把思維的抽象看成經濟學思維的全部內容，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同時，抽象的前提是明確的、特定的參照系，如果參照系模糊或者參照系混淆，這個抽象就是無效。歷史辯證法是對稱辯證法的展開，社會是放大了的自然；社會宏觀主體的自覺活動，相當於自然界微觀粒子的自發運動；牛頓力學層面的自然觀，相當於社會宇觀整體的歷史觀。「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沒有空氣阻力的自由落體運動」、「分子不發生碰撞的理想氣體」、「不可壓縮非粘性的理想流體」等是對自然界宏觀層面現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機械地套到相當於自然界微觀領域的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領域，就會成為一種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個「度」，這個「度」的界線，不同層次的對象有不同的標準。就好像量子運動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別抽象，如果分別對它們進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種偏見，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無論是以「量子」是「波」還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設」為出發點通過數學模型建構量子力學體系都是荒謬可笑的。社會經濟系統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個人其本質、秉性、人生觀、世界觀不同，因而其行為準則、行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樂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質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與生前生後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長遠利益。對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質利益的個人行為的假設和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不屬於同一層次，而只能與量子運動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當，因而是一種過度的抽象；過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頓力學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學層面、與人類經濟活動相對稱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才是具體的、合理的抽象。以具體的公理、定理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統一的，其邏輯體系是自洽的，結論是普適的、不可證偽的，沒有各種各樣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規性，不需要用各種限制條件進行「修補」，因此不需要假設。把脫離具體的、還原論意義上的過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對立的，其結論很容易被證偽。西方現代經濟學之所以把這些「抽象」定位為假設，而不敢明目張胆宣示為公理，就是因為他們底氣不足。西方現代經濟學用認識宏觀自然現象的方法來認識社會，是用牛頓力學的方法來認識量子世界，用數學模型方法對複雜經濟現象進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錯位。把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的數學抽象化無條件運用到經濟與經濟學領域、特別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只能陷於悖論。計量經濟學可以成立，但計量經濟學是低層次的經濟學，是對經濟過程某些局部現象的量化分析，和經濟學不能化等號，用計量經濟學證明經濟學可以數學化是錯誤的。經濟學理論的層次性和運用數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是對稱的，經濟學理論的層次和運用數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成反比，這是一條定理。根據這條定理，只發表有數學模型文章的《經濟研究》，所發表的文章沒有一篇是研究高層次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
人類科學發展史，就是原創理論的發展史。經濟學如果是一門科學，也應該是原創理論的發展史，而不是經濟模型發展史。即使此前的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那麼作為經濟學史前史的經濟學說發展史，也是經濟學原創理論的發展史。為什麼作為量子時代真正的經濟學家必須有原創基礎理論呢？僅僅有經濟學原創理論不行嗎？這是因為當今時代經濟現象是與量子層面相當的複雜性現象，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形成原創理論，這樣的原創理論絕大部分沒有科學價值。與量子物理層次相當的經濟學的原創基礎理論，相當於牛頓力學層面自然科學的原創理論。所以，如果說自然科學只要原創理論就可以發展，量子時代經濟學要真正發展必須靠原創基礎理論。真正的經濟學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可以沒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突破，但不能沒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是經濟學基礎理論突破的基礎，經濟學基礎理論突破是經濟學發展的前提。《經濟研究》不發表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只發表基於特定經濟學範式的數學模型進行對某類經濟現象「精準」、「規範」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經濟研究的實證性，實際上是否認了科學經濟學的可能性與經濟學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說0加以10000個0還是0，0乘以10000個0也還是0，那麼量子時代沒有原創基礎理論的發展就沒有經濟學的真正發展，《經濟研究》的選題取向、研究層次決定了《經濟研究》不可能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發展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貢獻。
三、學科範式自我設限，排斥公平競爭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研究》從刊物定位到編輯人員的經濟學範式取向都是傳統馬
克思主義經濟學，那麼，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研究》從刊物定位到編輯人員的經濟學範式取向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研究》所謂中國經濟學研究與國際接軌，實際上就是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接軌。俗話「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一份學術刊物有範式定位無異於有範式偏見，有範式偏見的學術刊物不可能從純學術的角度公開公平公正對稿件進行評估取捨。鄙人的對稱經濟學論文--真正的可以稱得上是經濟學的原創理論論文稿件寫得再好，《經濟研究》編輯人員連看都不會看，不是直接仍到廢紙簍就是直接送進垃圾桶。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範式已經落後於全球經濟的發展與人類經濟實踐。如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術範式本身已經落後，囿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範式的學術刊物還會發表與時俱進、超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範式的、高水平的論文嗎？
綜上所述，無論是以人類科學發展史的實踐標準，還是以科學學的邏輯標尺，在中國的經濟學刊物中「級別最高」的《經濟研究》不是什麼一流的經濟學期刊；從其固守的經濟學範式、數學模型的方法論所決定的選題取向與審稿標準看，有基礎理論創新的經濟學學術論文在《經濟研究》上根本發表不了。如果以《經濟研究》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水平標尺與研究導向，中國經濟學研究將進入死胡同，根本不可能推進中國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學研究永遠不可能真正進入國際前沿。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不能作為評高級職稱的依據，不能作為經濟學家頭銜的依據，不能作為經濟學話語權的依據。
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而言，一篇學術論文，是在網絡上發表還是在期刊上發表，在「頂級」期刊發表還是在「低級」期刊發表，其信息含量、知識含量與學術含金量沒有任何區別。如果說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有區別，那也是目前社會通行的「刊物級別論」學術評價標準的誤區對學術界和公眾心理的誤導造成；這種誤導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的建成。「刊物級別論」得以冠冕堂皇地推行是學術行政化的產物、學術產業化的產物、對學術話語權不當競爭的產物、學術資源分配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物。必須從科學認識論的層次對論文的學術評價標準正本清源；一篇學術論文有沒有原創性、原創程度如何、原創理論有沒有科學價值、水平高低，與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無關。「刊物級別論」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