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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西方歷史上發生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情後，法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反而出乎意料的正常。那些曾因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心理受創的評論員們這一次又白花了功夫：在第二輪投票前他們還在構想當前獲得40%民調支持率的勒龐或許能夠像川普一樣成為大選的最後贏家，但緊接著大選落幕，我們看到勒龐的實際支持率只有34%。倘若沒有英國脫歐的影響，沒有敘利亞難民危機和瀰漫歐洲大陸的恐怖浪潮，勒龐的失敗、馬克龍的勝券在握就一定會在預料當中。
當然，如果你更傾向於一種焦慮的態度，你就會從另一種視角來看法國大選的結果：勒龐幾乎將她父親在2002年獲得的選票支持率翻了一番，法國兩大政黨看上去頹敗不堪，馬克龍是以獨立的政治黨派——「前進運動」來參與競選，這位新人總統還面臨著一系列棘手的挑戰。
但我仍舊主張，法國政治恢復正常狀態和民粹主義挑戰的回彈都可以作為觀察家回答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的指標，那就是，我們究竟是處於西方各方面危機不斷加深的時代——如當前所看到的那樣，還是在所有民粹主義的呼聲和憤怒之下，我們的社會存在某種停滯不前，但又不會滑向革命或是崩坍的時代？
自柏林圍牆坍塌和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後，「停滯」的觀點在這場辯論中一直處於上風。但是這場辯論始終在狹窄的陣營中展開，激進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一直被排斥在外。自由民主主義缺乏真正的意識形態挑戰者，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激進伊斯蘭主義和普京主義都未曾擁有過像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其如日中天時的那般吸引力。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引來了大量批評意見，但是幾乎沒有觀點在積極抵禦這種矛盾取得的建樹。並且，每一次貌似是世界歷史性的危機，諸如「9.11」，2008年的「大蕭條」，最終只不過是在重複同一批權力精英取代或是被取代的循環。
我不必把近年來西方政治逐漸跳出這種模式的所有方面詳細敘述出來，也不必描述從華沙到威斯敏斯特再到川普的華盛頓，民粹主義是如何將那些我們所沒有預料到的、看上去較為極端的力量捧上檯面的，因為更重要的方面在於，當前政治發展的背後，是意識形態可能性的拓寬，對於年輕的左翼或是右翼人士而言，新自由主義中心之外的思想值得重新考慮。
所以，事情已經與5年前或是10年前不同了。左派思想在大學校園中擴散，保守主義思想登上《紐約雜誌》封面，上世紀30年代的口號「美國優先」正在被政治家們提倡，孩子們擁抱社會主義、認同一體化理論甚至偶爾贊同「伊斯蘭國」，伯克利的街道上有時會有催淚瓦斯，人們會毫不避諱地談論天主教義的分裂，還有人在支持地緣政治遊戲中的民族主義。
但是，究竟有多麼不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在西方政治中，一些初期看起來如海洋般巨大的改變可能最終被證明僅僅是幾朵翻騰的小浪花：「佔領華爾街」運動如此，勒龐來勢洶洶但最終被遏制和平息也是如此。
同樣的道理，讓我們來看看西方的「投機者」們是如何選擇的。英國首相梅支持脫歐，但卻沒有為極右翼設定奮鬥的目標，以科爾賓為代表的左翼面臨著重大的失敗。美國總統川普的民族主義在國內似乎已經坍塌成為空有驅殼的裡根主義，在國際上美國則採用了後冷戰時代管理流氓國家的那一套方式——前者面臨著總統被彈劾的風險，後者則在很多方面存在機能缺陷而無法發揮作用，這兩者並非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產物——如同川普主義曾一度預示的那樣。
在法國，數年來不斷向自由主義中心靠近和調和的勒龐最終仍然失敗了，每當談論起處在危機之中的共和國，勒龐實際是在扮演世俗的「戴高樂主義者」，而非「法西斯主義者」。在歐洲的邊緣地區，波蘭極右翼政黨「法律與公正黨」尚未建立起天主教的君主政體，希臘的極左翼政黨「Syriza」還未能建立起正常運轉的人民共和國。新興的反自由主義均有其局限性，並且可能並非會一直反對自由主義。
與此同時，對於那些來自新自由主義陣營的批評家們，我並不確定這些理論嘗試跳出了所謂的「班農陷阱」，這些批評家只是不斷地「拽人名」而非設計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理論藍圖。
出現在《紐約雜誌》封面的極右翼組織「counterculture」包括幾名非常激進的成員，比如經常被人們所提及的、擁護君主政體的 Mencius Moldbug。但是這個組織的宗旨和議題卻沒有那麼激進，只是時而更加民粹主義一些，時而稍微強調一下種族意識，時而要比「後戈德華特」時代的美國保守派更加過激一些。
同樣地，雖然大學校園中的左派已經將「跨性別主義」加入到他們的目標清單中，但是他們的行動更像是後冷戰時代的宣傳，而無法做到像上世紀60年代那樣震動著美國社會，他們僅僅是通過網絡放大已經取得的關注，而非真正拓寬他們的影響範圍。
網絡在這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的是模糊的。它的確為極端者和異端者提供了相識的途徑，在這種無法被有效監管的場合中，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得以發展和繁榮。但是，網絡所提供的虛擬的政治參與方式、出現的懶人行動主義和諸如「推特暴徒」這樣的網絡暴力現象，同樣限制了網絡激進主義進一步延伸向現實，深奧而晦澀的爭論總是離不開像素與懷舊之情。
這很重要，因為真正的歷史轉折點的出現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結構性的危機和實用的哲學。歷史十字路口前所發生的事件以及特定的意識形態需要強大到能夠消融任何維持當前秩序的習慣、恐懼以及現狀偏見，比如工業化、《資本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要比美國更加接近這樣一種轉折。歐洲內部的自由主義秩序所蘊含的衝突更加深刻，其體系弱點更加明顯，其社會文化所受到侵蝕的時刻更早，其所受到的外部壓力更加沉重。勒龐的失敗並沒有改變現狀，也沒有弱化這一事實：歐洲的精英應當從民粹主義者身上學到更多東西才能避免在未來被淘汰。
但是歐洲和美國的「後自由主義時代」思想理論還尚未完全成熟，當它們進入政治討論的範圍時，總是沿著「從現實的悲劇到鬧劇再到網絡上的人身攻擊」的軌跡。
而社會分裂和經濟停滯對體系施加的壓力還不足以對抗發達世界的巨大財富帶來的穩定效應、漸長的年紀和長久的習慣滋生的風險規避以及人們對上一代反自由主義經歷的恐懼記憶。
簡而言之，這就是我們斷定我們仍處於停滯的時代的原因，這就是我們認為此時的不安源於隱藏在未來一代甚至數代後的一場真正的危機的原因。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這次選擇安全與否，直到下一次衰退襲來，我們才能知曉答案。
【作者】Ross Douthat
【作者簡介】美國作家，《紐約時報》專欄作者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編輯/狗哥
翻譯/二狗
排版/董一
校對/姜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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