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歲的劉石安數十年來一直自發地聯絡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戰士，他的身後是逢年過節時戰友們寄來的賀卡。 均本報記者 郭一江攝
63年前的今天——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應朝鮮請求赴朝參戰，打響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先後有24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戰士奔赴朝鮮戰場。歷經三年的炮火洗禮，他們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有的人卻永遠地留在了異國他鄉。
對於回國的那些戰士而言，那壯懷激烈的歲月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記，沁入血液，融入骨髓。即使到了60多年後的今天，聽到「抗美援朝」四個字，他們的雙眸依然閃耀著光芒。「一天是戰友，一生是戰友。」一個志願軍老兵這樣說。63年來，有這樣一群人，從年富力強到白髮蒼蒼，一直在自發地、不計成本地尋覓著曾經的戰友。他們尋找的不僅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不僅是那段無法磨滅的記憶，還是他們心中永不熄滅的理想之光。
我們關注這些「最可愛的人」，聽這些也許不常記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確地敘述當年的經歷，不僅是為了重溫志願軍戰士當年的英勇頑強與無上榮耀，更是為了不讓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蒙塵，以珍愛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國邊陲的安寧。
伴隨著衰老而至的記憶力退化，一度讓88歲的安傳培很難利索地從1數到10，他時而不知道3後面應該是幾，時而嘴裡念著「5」，手上卻比劃著8。「數字對我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搖搖頭對家人說。
直到三個月前，安傳培接到個電話：「對，我是安傳培，參加過抗美援朝志願軍。」然後，家人聽到他不假思索地報出一串數字，「是20軍60師179團1營2連……」
圖片上部的一桿小秤是志願軍老戰士安傳培在抗美援朝時期誘捕敵探時繳獲的戰利品，左下為1951年1月25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他的勳章，右下為他年輕時參軍的報名照。
為戰友「千裡走單騎」
「老安同志，終於找到你啦!」當聽到安傳培報出番號，電話那頭的劉石安激動不已。劉石安今年82歲，與安傳培一樣，他曾是志願軍20軍的一名老兵。一次外出吃飯時，他偶然聽人說起認識一位志願軍老兵，「我當時就把自己的手機號留給對方，請他幫忙聯繫老安。」一星期後，這位朋友輾轉打聽到了安傳培的電話，兩人接上了頭。
「之前聽說老安是解放前從寧波入伍，曾經駐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們20軍的。」劉石安說，20軍是誕生在上海的部隊，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上海。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20軍臨時接到調令，軍人們坐上不知目的地的「悶罐車」日夜兼程，直到抵達天津，領導讓劉石安下車去買《天津日報》，他和戰士們才猜測，他們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戰的志願軍。後來，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組建的隊伍，成了在朝作戰相對時間最長的部隊，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足足打了兩年多。從朝鮮凱旋後，20軍還打過一江山島等戰役，由於建制至今仍在，戰友聯絡也相對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後，劉石安就給自己找了個「副業」——找尋20軍抗美援朝的戰友。他為此買了輛自行車，每周日從位於徐家匯的家出發，騎車去戰友家探望。劉石安說，他通常一次跑3戶人家，最遠要騎兩三小時路程去楊浦區，「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見著他們我心裡就高興，就踏實。」
這樣年復一年，劉石安聯繫上的戰友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到後來的幾百號人，「現在我已經聯繫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們還要舉行大型聚會」。
後來，隨著年齡增長，劉石安不得不終止「千裡走單騎」找尋戰友的方式，改為寫信。在通信中，劉石安讀到了不少戰友記憶裡的動人故事。
「這些好的作風與精神，難道不正應該留給後代嗎?」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退休後的劉石安開始向一些戰友約稿並編輯成書。2009年，為紀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徵60周年，他與另外幾名熱心老兵商議，請全國各地參加過志願軍的20軍戰友每人寫一段回憶錄。為此，劉石安一個人擔負起聯絡工作，通過寫信、打電話甚至親自登門造訪向400多人約稿，最終收穫了200多篇稿件，彙編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書。
「戰友裡文筆好的特別多。」劉石安說，他至今記得有位叫毛纓的戰友，是位軍旅作家，文筆相當不錯。
「毛纓?!」聽到這個名字，安傳培記憶深處的弦被撥動了。抗美援朝歸來後，毛纓曾與他一同在寧波養傷，也是他找尋許久的戰友。上世紀50年代末出院後，安傳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纓則去了杭州，兩人常有書信來往，後來因「文革」斷了聯繫。上世紀80年代，安傳培有一次與家人去杭州旅遊，特地循著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纓，只可惜那裡已換過幾輪住戶，打聽不到毛纓的消息了。
「老劉同志，能不能麻煩您個事兒，幫我找到毛纓?」安傳培問。
酷暑中的老兵聚會
幾天後，安傳培收到了劉石安的信，信中說他聯繫了多位在杭州的戰友，同時得知毛纓已在前幾年去世。
讀完信，安傳培失神了很久。「我們都到了這個歲數，走了也正常。」他喃喃自語道，「只是走前沒見上一面，終究遺憾。」之後的幾天，他總在懊悔當年應該多給毛纓去信，或者應該讓小輩通過網際網路幫他尋找，「一同在朝鮮打過仗，感情真的很親」。
好在這封信之外，還有一份讓安傳培情緒高漲的文件。那是一紙落款為「上海抗美援朝志願軍聯絡組」的邀請函，請他參加7月底舉行的抗美援朝紀念活動。
這場活動的牽頭人是該聯絡組的組長、今年81歲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時期是裝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當年報名參加抗美援朝時，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學通信學院無線電工程專業的大二學生、校學生會通訊組組長。「去參軍時，我只與母親通過一封信說了實情，家裡全靠她『打掩護』。」何文俊說，他深知參軍必將遭遇強大的家庭阻力，因為他生於富商之家，從小念的是貴族學校，考上名牌大學後，家人早早為他規劃好了人生。「但我那時只想參加抗美援朝，報效祖國。」何文俊說。
說起一個甲子前的那場戰爭，何文俊總是謙虛地說，作為通信兵立功的機會大，傷亡的風險小。但實際上，這位「何技師」卻要冒著槍林彈雨維修各種坦克裝備上的無線電設備，連朝軍的無線電修復也需要他去支援，「當年會通訊技術的人太少，去朝鮮的全國就8個人，最後回來了4個」。
時至今日，無論是在裝甲司，還是在步兵、炮兵、空軍等兄弟作戰部隊，許多老戰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認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現在上海抗美援朝志願軍聯絡組已經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戰士。「7月底的紀念活動，我們從中邀請了100人。」他說，88歲的安傳培是與會者中年齡最大的。
儘管天氣預報說當天最高溫度將近40℃，家人很是擔心安傳培的身體狀況，但看著老人已經為此興奮了一周，誰都不忍心拂他的意。最後，女兒決定陪他一起去。
通知上寫著上午7點到人民廣場集合，但安傳培4點多就起床了，「其實一個晚上都沒睡好，太激動了，沒想到60年後還能再見到戰友。」他抖抖顫顫地穿上惟有出席重要場合才穿的襯衣、西褲，對著鏡子照了又照。軍裝很厚，安傳培卻執意要帶著，還讓老伴別上所有抗美援朝的獎章。「沒有軍裝，別人以為我是混進來的怎麼辦?」安傳培認真地說。
到達集合地點後，安傳培上了1號大巴，車上都是20軍的老戰士。第一次見面，劉石安緊緊握住安傳培的手，車上的老同志們也紛紛與他握手，道著「歡迎」與「保重」。
這樣的握手太親切，安傳培差點落下淚來。在他的印象裡，60年前的年輕小夥們也是這樣握著手，對新同志說「歡迎」，向奔赴戰場的同志說「保重」。只是有好些人，沒等到凱旋的那天。
去朝鮮再看一眼英模
在車上，劉石安帶頭唱起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雖然當年的青壯小夥已然是耄耋老人，但唱起這首歌時氣勢依然。
「60年前，我也領唱過這首歌。」劉石安永遠不會忘記，1953年7月27日中午，戰士們正在戰壕外吃午飯，忽然聽到廣播裡傳來「美軍籤署了停戰協議……」大家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劉石安帶頭用筷子敲打飯盒，領著戰士們唱起了這首歌。
「如果這輩子有機會，我想再去一次朝鮮。」聽著熟悉的歌詞，熟悉的旋律，安傳培對坐在身旁的劉石安說。
「老安，我給你講講現在的朝鮮吧!」看著驚訝的安傳培，劉石安趕緊作了個「噓」的手勢，「替我保密，想去的人太多，我得低調。」
今年6月，劉石安跟隨中央電視臺《斷刀2》欄目組前往曾經戰鬥過的朝鮮：「全國去了12個老戰士，上海就去了我1個。」60年前，劉石安所在的20軍是打破麥克阿瑟最初「聖誕節計劃」的主力軍，也是參與長津湖戰役、青川江戰役、黃草嶺戰役、金城反擊戰等著名戰役的中堅力量。
「再次到達長津湖地區時很激動，但我發現這60年的變化太大了。」劉石安說，如今那裡已沒有太多戰爭的痕跡，惟有幾處戰壕、彈坑證明這裡曾發生過惡戰。他記得戰時燒毀了不少樹木，現在又逐漸長成了樹林。當時，那裡幾乎沒什麼人家，偶爾有「阿瑪尼」(朝鮮語「老婦人」)頭上頂著罐子，冒著炮火給志願軍送土豆，如今這裡建起了十多戶比較新的農村小平房。
感受更深的是在柳潭裡，這裡曾是20軍打敗美軍「王牌部隊」陸戰一師的地方，也是電影《英雄兒女》中抱著爆破筒與敵人同歸於盡的王成的原型楊根思犧牲的1071高地。楊根思當時是20軍58師172團3連連長，當他帶領連隊打退敵軍的8次進攻後，全連只剩下他和機槍組了。為了保護武器，他命令射手們帶著打完子彈的重機槍撤下去，自己獨自留在陣地上。當敵人快要踏上1071高地時，他抱著一個冒煙的炸藥包衝了過去，最終與敵人同歸於盡……楊根思是志願軍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級戰鬥英雄」(我軍至今僅有楊根思和黃繼光獲得過這一榮譽)，也是志願軍中第一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他生前所在連隊被命名為「楊根思連」。劉石安特地向攝製組提議尋找楊根思的墓地，可惜沒找到。「也許是在更高的地方，」劉石安說，「我們這些老同志現在爬到200米高就爬不動了，只得就地錄影。」
在半山腰，攝製組問劉石安對這裡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想了想：「就講講『冰雕連』的故事吧。」他說，當年出徵是秘密入朝，許多來自南方的戰士就穿著夏秋兩季的衣服奔赴戰場，朝鮮冬季的最低溫度要達到-40℃，成排、成連的戰士因此凍死在山頭。在阻擊美軍陸戰一師的高地上，當清晨美軍進攻時，發現負責阻擊的志願軍一直不開槍，還有幾名戰士握著手榴彈，嚇得美軍先頭部隊不敢貿然行動，直至幾個膽大的美軍爬上志願軍的陣地才發現，原來整連的志願軍官兵都在寒夜裡被凍成了冰雕。「他們一直保持著作戰的姿勢，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說著說著，老人哽咽了。
抗美援朝戰役中，共有183108名中國軍人犧牲在了朝鮮戰場上。劉石安說，這次去朝鮮的第三天，他們在主辦方、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的安排下，前往距平壤20公裡的志願軍烈士陵園祭拜，這裡矗立著20多座英雄人物銅像：毛岸英、黃繼光、邱少雲……讓劉石安欣慰的是，陵園很乾淨，也常有中國遊客前來祭奠。離開時，劉石安和其他老同志為烈士們敬獻了花圈，輓聯上寫著「志願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部分志願軍老戰士」。
「就是了卻個心願，60年後總算又來了。」劉石安說，為了這次拍攝，他準備了20天：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從書上翻出當年的作戰地圖一遍遍地看那些山脈、水系，除了找戰鬥地點，還找出了幾名戰友的犧牲地點。此外，他借閱、購買了大量有關抗美援朝的書籍，每晚看到11點，「直到眼睛酸得實在看不動了才休息」。他還把抗美援朝時期獲得的所有獎章都裝進了行李箱。他甚至想若是有時間，找人「突擊」補習一下朝鮮語。
「您現在還會說朝鮮語嗎?」安傳培問。
「只會一句了，『多摩晁少(同志們好)』。」劉石安說。
為了「最後的陪伴」
在位於奉賢永福園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紀念館的一處展臺中，展示了大量朝鮮書籍、郵票，這些都是由停戰後去過三次朝鮮的何文俊捐獻的。
何文俊是最後一批回到祖國的抗美援朝戰士，那已是1958年8月。1956年，何文俊被送到前蘇聯列寧格勒學習無線電技術，並於一年後返回朝鮮教授朝軍無線電修理技術，幫助當地完成建橋蓋房等基礎建設。
回國後，在朝鮮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的安排下，1959年冬天，何文俊作為團長再度赴朝。在20天的訪問裡，何文俊們被安排與朝鮮國立藝術團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換補給品，何文俊用1聽果醬、2聽肉罐頭換了朝方1罐泡菜。活動結束時，朝鮮藝術家為了紀念與何文俊的這段友誼，贈予他一幅親手製作的貝殼畫。如今，這幅貝殼畫被他捐贈給了紀念館。
那次，何文俊在朝鮮買回來許多東西，基本都捐給了這裡。他留給自己惟一的「赴朝紀念品」，是當年打仗時從楓樹上摘下來的一片紅葉，「我一直把它夾在書裡」。
同樣捐獻了不少戰時物品的83歲老戰士陳浩泉說：「這些記憶不是我一個人的，我希望捐出來讓更多人看到，有現實教育意義。」陳浩泉1950年赴朝時是鐵道兵，1953年因腰部負傷回國治療，此後長期擔任黨宣和青年工作。前兩年老伴去世後，他無償騰出了位於市中心一室一廳的老公房，作為聯絡組的活動場地。對於永福園投資6000萬造志願軍廣場和紀念館，陳浩泉「從心底裡感激」：「我感覺我們的第二、第三代對韓戰知道得太少，我們這些人走了以後，誰還記得?」
說起為什麼要投資建設這座沒有經濟回報的紀念館，永福園董事長徐渭嶽坦言，緣起於1989年一位買墓人的「控訴」：一位家境貧寒的奉賢婦女因買不起墓地，大罵殯葬行業暴利無情。她的幾個子女告訴徐渭嶽，在他們幼年時，父親為保家衛國犧牲在了朝鮮，母親年輕守寡，含辛茹苦帶大他們。徐渭嶽後來得知，原來這名婦女是志願軍戰士畢福祥烈士的遺孀。
同樣的情況徐渭嶽又碰到了三四次，同是奉賢人的他專門前往位於遼寧丹東的抗美援朝志願軍紀念館查閱資料，發現全國出兵的240萬人中，有18680人來自上海，且多是奉賢、南匯一帶的「阿拉兵」。在犧牲的183108名烈士中，上海籍有1634人。
「我能為這些老戰士做些什麼?」從丹東回來，徐渭嶽一直在尋找機會，直至去年條件成熟後，籌備多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紀念館終於奠基。今年3月，這座上海惟一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歷史的專題紀念館建成，展出了通過老戰士捐獻等多種途徑籌得的歷史照片500餘幅、珍貴歷史文物200多件。
走在如同抗美援朝時期上甘嶺坑道一樣的展館，見到熟悉的印有「最可愛的人」的搪瓷水杯、行軍鋪蓋、軍裝、獎章，看著30分鐘的戰爭紀實片，安傳培眼眶泛紅。「回家以後，我要把當時的戰爭物品找出來，捐到這裡。」安傳培告訴女兒，聽說幾位志願軍老戰士特地重新來這裡買墓，「我也要『搬』來和戰友們在一起，這是我們最後的陪伴。」
「戰友的力量」煥新生
從志願軍紀念廣場返家當晚，安傳培的老伴打開一個上鎖的抽屜，把安傳培軍裝上的獎章一個個取下，歸攏在一個老舊的信封中。安傳培饒有興致地打開另一個信封，裡面是戰友們在朝作戰時期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都是從朝鮮歸來後，戰友們寄給他的。柜子的一角有一本紅皮日記本，紙張已經泛黃，第一頁上寫著「回憶錄」三個大字，下面則寫了十來個標題，「跨過鴨綠江」、「炮火連天迎國慶」、「第一次戰鬥」……
看著這些標題，安傳培好似打開了記憶的洪閘。他點著「智擒敵特」一節說，那次他護送8名掉隊傷員去營部，路上遇到一個號稱買藥的朝鮮人，同行時，這人總在伺機打聽部隊的番號，引起了他的警覺。他表面上熱絡地與這人聊天，營部在東就說在西，上午行軍就說下午出發，就這樣混淆視聽地邊走邊聊了兩三個小時。接近營部時，他讓一個輕傷士兵假裝肚子不適去方便，實則跑去營部報告，很快幾個精壯的戰士衝出來擒獲了這個敵特。在營部領導的審訊下，敵特很快就招供了。他裝作買藥的那杆小秤，就作為戰利品獎給了立功的安傳培。「就是這個，」安傳培從抽屜中取出一卷紗布，展開後便見一桿乾淨如新的小秤。
他又指著「一封未寫完的情書」一節告訴家人，自己曾親眼看到一名重傷的戰友從前線被救下，當時那位戰友只能趴在擔架上，卻堅持給遠在上海的女友寫情書，可惜還沒寫完就犧牲了。安傳培說:「雖然我與他僅有一面之緣，但到現在還記得他的名字，叫朱伯康……」
「我要把這些故事都回憶起來，然後寫下來。」安傳培說。
家人說，有些故事他們也是第一次聽。「這兩年，爸爸的精神很少這樣好，也很少說這麼多話了。」安傳培的女兒說，她感覺父親參加完戰友聚會歸來後，精神狀態似乎一下好了許多，記憶也慢慢復甦了。
劉石安得知這些後很高興，打電話給安傳培說：「是革命的力量、部隊的力量、戰友的力量，讓你煥發新生啊!」
這幾日，安傳培在家人和老戰友的推薦下，「追」著各類抗美援朝的紀錄片和電影。每當電視裡提及「20軍60師179團」時，總能引起老人的特別關注。有一次，他正在看一部介紹朝鮮烈士陵園的紀錄片，電視裡傳來解說聲：「這是一級戰鬥英雄沈如根的銅像，沈如根烈士是原志願軍20軍60師179團……」
「沈如根同志不是回來了嗎?他是活著的烈士!他受了重傷，當時人們都以為他犧牲了。」安傳培有些著急地喃喃自語，他看了看茫然的家人，「我還是給劉石安同志打電話問問吧……」(本報記者 單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