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柏林，善待動物組織的示威丨圖源 Axel Schmidt/Reuters
文 | 朱利安•巴格尼尼，英國作家和哲學家吳萬偉 譯，譯者授權發布
當今倫理學處於一種讓人好奇的狀態。我們常常被告知，西方文明遭遇了道德危機，基督教的古老傳統已經喪失殆盡，卻沒有任何東西前來填補空缺。基督教作家如麥葛福（Alister McGrath）和尼克·斯賓塞（Nick Spencer）已經發出警告，我們在依靠早就拋棄的宗教資本過活。就像大笨狼懷爾（Wile E. Coyote），我們認識到自己已經從道德懸崖上跌落，不可能永遠懸在半空之中，只要沒認識到腳下什麼都沒有，我們摔得稀巴爛就只是時間問題。
這種莫名頑症的跡象之一是人們對道德的懷疑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大學裡的哲學教師連續報導說，大一新生來到學校時已經假設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是道德上的相對論者，他們相信對某些人來說是正確的對其它人來說是錯誤的，就這件事來說，我知道的就這麼多。心理學為這種懷疑主義增添了更多燃料，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等研究者認為，大部分道德判斷直接源自「熱的」杏仁核而不是「冷的」前額葉腦皮層。在這種描述中，道德原則是情感反應溯及既往的（post-facto)理性化過程。
但是，倫理學似乎並不是病貓而是精力充沛的猛獸，到處都能看見它。你或許懷疑公司社會責任的真誠性，但是，每個有一定規模的公司都覺得有必要通過說一些滿足公眾期待的話來展示其社會責任，這個事實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有道德的消費者」過去是少數理想主義的嬉皮士，但是現在，主流的超市都誇耀他們的咖啡和巧克力貨真價實。實際上，你不可能在英國森斯伯瑞超市（Sainsbury’s）購買到沒有貼著公平交易標籤的香蕉。在1997年，外務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因為提出「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具有道德維度」的溫和建議而受到嘲笑。如今，政府如果被看作沒有道德考慮，通常就會遭到劈頭蓋臉地攻擊。性騷擾已經從「那些事之一」變成了有可能讓你丟掉工作或身敗名裂的道德缺陷。對於喪失了道德指南針的國家來說，我們似乎特別渴望踏著道德的節拍前進。
對這種明顯的矛盾，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不會被難住，也不會感到困惑。很多人早就相信道德本質上是社會管理體系。因此，就像民間舞蹈或部落忠誠一樣，道德同樣不需要神聖的基礎或在哲學上為其辯護。事實上，如果倫理學是社會領域的正義管理的話，當我們生活在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倫理道德的範圍得到擴大，不僅包括我們如何對待親戚朋友（kith and kin）而且包括如何對待遠方的鄰居，就不應該覺得有任何驚訝之處。哲學家們要擔憂的東西更多。一般來說，他們並不滿意於將道德僅僅視為維持和平的純粹實用性的手段。看到世人對待道德敷衍了事特別令人擔憂。一致性何在？理論框架何在？論證何在？
有時候，他們的論證很有道理。就拿有道德的消費來說，雖然更多的人去思考其購物和投資決策的道德後果是值得嚮往之事，但是，有關什麼是道德的什麼是不道德的這些想法有太多都是沒有經過審視的假說，如《有道德的消費者》雜誌壓低投資轉基因食品（GMOs）或軍火交易的公司的道德成績，稱讚使用素食主義的或有機成分的公司。但是，很多人相信轉基因食品對社會有積極意義和利益，而有機食品並不總是最道德的，迴避動物產品並不能讓公司變得更好。當然，也不是主張和平的人都反對銷售軍火。
雖然大眾倫理學常常有些鬆散，它也可能準確得並不適當，如《有道德的消費者》給索尼（Xperia ZTablet）系列平板電腦的道德成績比谷歌（Nexus7）平板電腦高2.5個百分點。在道德哲學中，傑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快樂計算沒有多少人支持，而且往往因為其衡量和量化善的嘗試而遭到嘲笑。但是，在公司和消費者倫理中，度量衡則是主流工具。
比如，很多公司花費大量金錢聘請顧問為其提供倫理審計。從原則上看，這是好事，因為你不想聽信大型跨國公司或政府機構的美德宣傳。但實際上，這樣的審計很容易變成逐項核查打鉤的練習，不是衡量這個公司多好，他們不過是在衡量其滿足設定標準的能力。這為此過程引入一種沒有多大幫助的法律主義：就像很多公司覺得只要他們避免犯法，做什麼都理直氣壯，只要他們沒有違反自己的或者其所在領域的道德行為規範，他們就能最終相信自己是好人。
接著，出現了有關道德的不連貫和模糊不清的令人好奇的結合體，一種用以證明公司是否善的虛假精確度。所有這種困惑幫助促進了哲學倫理學的繁榮，它已經成為充滿活力、欣欣向榮的學科，為學術出版社提供了穩定的圖書源頭。如果回顧最近出版的若干倫理學著作， 道德哲學家熱衷於顯示他們不僅在玩智力遊戲而且有東西可以提供給世界就變得非常明顯了。
馬爾科姆·默裡（Malcolm Murray）的《道德與同意》直接談及道德在後宗教世界的基礎的所謂危機。他的開頭一句是「根源於無法辯護的原則的道德比根源於可辯護的原則的道德更糟糕」。這是他為倫理學進行的清晰和簡潔的辯護，是按你的要求將倫理學建立在牢固根基之上的嘗試。就像今天的大多數道德哲學家，默裡提供了對道德的純粹自然主義描述，是從進化的理性而來的契約主義版本——認為道德是心照不宣地接受相互義務和禁令的理論。
雖然有顯著的相關意義，並且引起廣泛的迴響，但《道德與同意》仍然基本上屬於學術圈的著作。其他作家則嘗試進行更大的努力，要把道德哲學變成更廣泛文化對話的組成部分。彼得·卡帕諾（Peter Catapano）和西蒙·克裡奇利（Simon Critchley）在推動學者面向讀者大眾講話方面一直做得很不錯，他們編輯《紐約時報》上專門發布哲學文章並得到廣泛閱讀的《哲人之石》專欄。發表在該欄目的倫理主題的文章現在被收錄編輯成書《現代倫理學77個論證》。同樣，《凌晨3點的倫理學》收錄了道德哲學家理察·馬歇爾（Richard Marshall）的25篇採訪記，所有這些採訪之前都發表在《凌晨三點》在線雜誌上。馬歇爾的若干採訪者證明了這本流行著作的價值，他們告訴他就是因為閱讀了他所說的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為賺錢創作的書籍」（potboilers）而不是他的「嚴肅」學術著作才開始研究哲學的。
菲利普·基切爾（Philip Kitcher）在接受採訪中提出，「當今英美哲學的大部分被視為擁有非常怪異興趣的、智慧的圈內人的自說自話，這一點兒都不冤枉他們。」除此之外，馬歇爾的書顯示，很多道德哲學家也在努力抓住新的道德混亂製造出來的棘手問題。這些問題中最抽象的是研究道德的本質，屬於崇高的元倫理學領域。這裡，最根本的辯論關心的是現實主義的可靠性——道德價值觀擁有真正的獨立於心靈的存在——認知主義， 宣稱諸如「殺人是錯誤的」等命題可以是真實的或虛假的（辯論變得比這更複雜，因為所有關於現實主義、非現實主義、非認知主義或認知主義等概念的定義都引起爭議，就連我的總結也不是沒有爭議的）。
或許讓大一新生相對論者感到吃驚的是，2009年對數以千計的學界哲學家的調查顯示，大約三分之二的人是認知主義者，將近58%的人是現實主義者，這比非現實主義者多兩倍。（其餘的受訪者是「其他」或不知道）。哲學系在教會之後似乎成了這種信念的最後堡壘之一，即認定道德涉及到能夠被認識的真實事實。因此，當世俗的哲學家麥可·漢德（Michael Hand）在《道德教育理論》中認為，他的「旨在讓孩子們認同道德標準，並相信它們具有合理性的」主題是「可辯護的和可實現的」時，我們並不應該覺得吃驚。
對哲學家來說，圍繞現實主義和認知主義的辯論意味著很多東西，但是，快速瀏覽一下人們的行為將發現，解決這些問題並不能幫助創造更講道德的社會。被正式任命的教會牧師在談及道德問題上時是現實主義者，但是，這並不妨礙少數戀童癖侵犯孩子們。世界上最不信神的國家在很多方面，常常最講道德，他們中的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哲學們在辯論什麼。
雖然真理不是民主，但是，哲學家對現實主義和認知主義得到大多數同事的支持的事實或許至少感到鼓舞。不過，說到規範性倫理學，即有關是非曲直的實際理論——該領域的分裂實在無可救藥。超過四分之一的學院派哲學家「接受或傾向於接受」道義論，認為道德是有關需要遵循法則的義務或完成義務的理論。再下面有少數百分比是結果論者，他們相信行動的是非曲直在很大程度上與它們帶來的結果好壞有關。在不太遙遠的第三空間是德性倫理學的支持者，他們反對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法則和算計，更傾向於看到善具有內在品德，是性格和習慣。卡恰·瑪利亞·福格特（Katja Maria Vogt）的《渴望善》是為這個仍然在增長的陣營辯護的新書。比所有這三大理論流派更受歡迎的是拒絕服從的「其他」選擇，得到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的支持。
學界辯論表明，這不是生死存亡的戰場而是建立和平的動輒煩躁的努力。反對某些理論，為某個理論辯護，你就必須承認其反對者說的也有道理，並顯示出你如何能夠適應其要求。比如在書中反對道義論倫理學的最古老反對意見是，它導致一種沒有頭腦地僵化堅持，常識被抽象的義務所戰勝。歷史上最偉大的道義論者依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在這方面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他說（或者至少強烈地建議）哪怕是對試圖想知道目標受害者在哪裡的兇惡殺人犯撒謊也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結果論者則不停地嘗試要顯示，為什麼他們的理論並沒有為勒死無辜者辯護，如果能夠防止更大人員傷亡。如果說得更驚人一些，道義論者試圖與第三帝國的幫兇公民脫離關係，而很多結果論者尋求與廣島和長崎的工具性恐怖保持距離。最近一些年最有影響力的道德哲學著作如德裡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論真正重要之事》嘗試將道義論、結果論和契約論結合起來或許並不令人吃驚。
不知情的外人或許從此得出結論說，每個理論都有合理之處，但是沒有一個理論包括所有真理。大部分哲學家會發現，這是不可救藥的愚蠢。因為理論說出完全不同的東西，它們不可能都是正確的。要麼我們放棄某些強烈堅持的道德直覺——學習喜愛炸彈或欽佩誠實的告密者堅持不懈——要麼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便顯示我們更喜歡的理論並無它似乎擁有的令人討厭的隱含意義。
但是，我懷疑幼稚的外人可能有所發現。如果我們不是現實主義者或認知主義者，我們就必須相信道德不能被完整和前後一致的體系乾脆利落地描述。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得出道德是幻覺或偏愛的結論。完全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看到做正確之事重要的道德嚴肅性，卻不相信我們能擁有一個公式具體列出正確之事是什麼。
很多道德哲學家在這個空間內工作，試圖顯示如果我們不能整理乾淨每一寸地方，就多多少少存在讓人糊弄敷衍的方式。讓他們痴迷幾十年的核心議題是可能存在不止一套合理的道德價值觀，但是這些價值觀相互之間或許前後不一致。比如，有相信個人自由的道德價值觀，也有相信從屬於共同體的價值觀，兩者都可能是有道理的生活方式，但選擇其中一個就意味著反對另外一個。
這裡最經常出現的詞語是「不可通約性」。在馬歇爾的文集中，牛津大學法學院張美露（Ruth Chang）抱怨說，人們通常將這個與無法比較性混為一談。這裡舉個例子：你可以將蘋果和桔子進行對比。桔子，皮厚不能吃，汁水多，有不同顏色等。但你不能用同一個標準衡量蘋果和桔子的質量。讓桔子好的東西不一定讓蘋果好，反過來也一樣。這是不可通約性。
不可通約性製造出所有形式的倫理學問題，其中很多具有公共政策的隱含意義。比如建造另外一家醫院還是繼續開放博物館，哪個更重要？很難說，不是因為醫院和博物館沒有辦法比較，而是因為我們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其價值，這是沒有辦法相互衡量的。同樣，正義和美是不可通約的價值觀。整個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不可通約的。比如沒有辦法確定以個人主義或社群主義為基礎的倫理學是更好的生活方式，因為沒有單一標準來衡量這些東西。這對於道義論者來說是壞消息，他們相信我們在原則上能夠安排所有的義務進入某種等級體系，對於結果論者來說，也是懷消息，因為他們相信通過一種客觀的成本收益分析來決定是非曲直。
因此，道德哲學家的工作之一是顯示，與外表相反，並不存在真正不可通約的價值觀，或者顯示不可通約性根本就不是問題。但是，當今某些最有意思的著作看到這兩種選擇都過於整齊劃一，比如道德特殊論認為沒有一般原則來決定行動是正確還是錯誤。之所以似乎存在這樣的原則，其理由是很多案例對我們來說非常相似性，足以讓我們假設它們是同樣的一般原則發揮作用的永遠說不完的例子。但是，在特殊論者看來，這是一種幻覺，它混淆了很多東西擁有類似描述的事實：認為有一個觀點能涵蓋一切。我們稱為一般原則的東西不過是經驗法則，這就是為什麼哲學家擁有無限的樂趣來攻擊提出的任何道德原則，只要他們有足夠的想像力能想出似乎打破該法則的案例。
裡薩·特斯曼（Lisa Tessman）得出了更具挑戰性的結論，這在她的流暢且思想深刻的新書標題《在做正確之事已不可能之時》中體現出來。據說是屬於康德的一個古老但威嚴的原則，「應該」意味著「能夠」。說你應該做你不能做到的事沒有任何意義。特斯曼不同意，她認為有時候我們有不止一個選擇，我們只能採取一個選擇，而不是說做其他選擇是錯的。比如，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你或許沒有能保護其他孩子。這個選擇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放棄你保護自己孩子的特殊責任是錯的，但為了自己的孩子犧牲其他孩子實際上也是錯的。
湯姆·科赫（Tom Koch）在《日常生活中的倫理學》中踏入了類似區域。科赫認為，我們不能總是迴避「心神不定的、不成熟的感覺，當你做任何正確之事的同時卻意識到你也做了某些錯誤的事。」對於科赫來說，這是個人道德能動性和僱主、保險公司、職業或國家等給我們提出的所有要求之間發生了衝突的後果。
這裡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哲學不能將我們在尋求的答案一勺一勺餵到嘴裡。就拿伊多·蘭道（Iddo Landau）的《在不完美的世界尋找意義》來說，這是學界哲學家敢於探索人生意義問題的若干最新著作之一。在若干年前，這等於是職業上的自殺行為，或許因為蘭道發現的那樣，他得出的結論是「如此明顯，指出這些東西似乎有些愚不可及。」避免完美主義，牢記人生不是穿好服裝的彩排，對自己友好，努力工作你將發現人生值得過之類。就像很多哲學家一樣，蘭道並沒有為我們把燈光調得更亮些，只不過是將更暗淡的燈光調亮調大了些。
這是我的書中足夠傲人的成就。我們尋找更多的道德清晰性，儘量減少迷霧是正確的，但我們從來不可能徹底消除迷霧。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將總是跌跌撞撞地走過，因為倫理學不是邊界清晰的系統，不是上帝賦予的，也不是鑲嵌在某個超驗性的永恆領域。那是相互做最好之事的嘗試，不是冷酷的邏輯驅動的，而是被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包括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所說的道德同情心驅動的東西。我們承認其他人也有利益，也在過值得過的生活，然後認可我們應該這樣對待他們。但是，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是什麼，這是並不完全清楚的，永遠也不能可能清楚。
因此，存在主義者強調，在沒有將外部客觀權威進行可靠性論證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逃避為自己作出選擇的責任，這是正確的。也許有人發現它不令人滿意，但我更喜歡這種社會而不是擁有清晰原則的社會和運動的歷史案例。在伊斯蘭國家、史達林時代的俄羅斯、毛時代的中國、宗教裁判所時代的歐洲、革命恐怖高潮時期的法國，人們對於其原則的正義性是水晶般清晰的，對於其基礎的牢固性也是如此。
倫理學挑戰終極法典編纂的理由之一是我們應該做的事總是依據具體情況而定。正如耶穌所說，在小型社會，認定誰也不該在鄰居需要幫忙的時候徑直走開是有道理的。但在現代城市，最虔誠的人也未必能遵循這樣的強制令，否則他們不可能穿過一個街區，更不要說回家了。緊急狀態下，人們不關照自己的孩子，跳進池塘去救另一個孩子。在正常情況下，家長有資格有義務照看自己的孩子，別人的孩子應該由別人來關照。
科赫充滿熱情地撿起這樣的想法，即好的道德決策制定要求關注時間和空間的偶然性。科赫的核心主張是尤其是地圖形式體現的那個數據常常表現出純粹中立的和客觀的樣子，但常常帶有價值觀。更加認真地關注這個能夠讓我們能夠看到我們堅持的價值觀的普遍性和它們在世界上的實例化的不平衡性之間的不匹配。道德哲學家或許沒有被說服放棄其方法來接受科赫更喜歡的「自下而上的」途徑，但是他的書是非常有用的提醒，希望我們應該花費比通常更多的時間思考基礎層次的問題。
西方哲學家往往擁有歷史的普遍主義追求，他們容易忽略時間和空間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在英美世界道德哲學的學科仍然如此具有偏狹的地方性的原因。一本全新的書《劍橋道德哲學史》(694pp. Cambridge. £130）看起來卻有傳統色彩的狹隘性，就非常好地揭示了這一點。基於對其條目的衡量，我們能得出結論，倫理學有古希臘的基礎，跌跌撞撞走過歐洲幾十年基督教支配地位直到宗教改革，之後在歐洲充分發展，最後在北美發展。中東參加到這個故事中一部分，此後54章中有兩章處理中世紀猶太哲學和伊斯蘭哲學。在此描述中，亞洲、印度、非洲、南美的道德哲學根本就不存在。
到了21世紀，道德哲學家撿起了全球性議題，但他們的思想典型仍然擁有絕對的地方性。歐文·弗拉納根（Owen Flanagan）的《道德地理學》是打破規則的例外，它是嚴肅思想家挑戰西方哲學家要擴展其概念調色板的主要著作。道德哲學如果要實現其作為越來越流動的世界應對倫理無序狀態的抗衡力量的角色，就必須起來迎接這個挑戰。正如基切爾所說，如果哲學倫理學不過是「人們能夠用來採取更好行為的資源集」，不利用其他傳統提供的資源優勢就是變態的回應。曾經失敗了？沒有關係啊，再嘗試一下。再攪渾一次，做得就會更好些。
本文評論的若干倫理學著作：
1. 湯姆·科赫 著《日常生活中的倫理學：探索道德壓力、沮喪和傷害》
288pp. MIT Press. £27 (US $35).
2. 裡薩·特斯曼 著《在做正確之事已不可能之時》
184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99.
3. 卡恰·瑪利亞·福格特 著《渴望善：古代建議與現代理論》
232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1.99 (US $65).
4. 伊多·蘭道 著《在不完美的世界尋找意義》
312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6.99.
5. 理察·馬歇爾 著《凌晨3點的倫理學》
360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馬爾科姆·默裡 著《道德與同意：契約論者的倫理困境解決辦法》
416pp.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27.99.
7. 彼得·卡帕諾和西蒙·克裡奇利 著《現代倫理學77個論證：哲人之石讀本》
464p. Liveright. £22.99.
8. 麥可·漢德 著《道德教育理論》
138pp. Routledge. Paperback, £29.99.
作者簡介：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英國作家和哲學家，《哲學家雜誌》的創始人，最新著作是《真理簡史》（2020年）。
譯自：Time to abandon grand ethical theories? ByJulian Baggini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ethical-thinking-baggini/
投稿、聯繫郵箱：isixiang@vip.qq.com
原標題：《現在到了拋棄宏大倫理學理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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