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台灣民眾講一口流利中國話,很大歸功於光復後的國語運動

2021-01-07 中國臺灣網

【兩岸快評第176期】

殖民地回歸母國後,廣大民眾在精神層面上的變革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臺灣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大刀闊斧,力排眾議,堅決剷除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文化,變日語日文為中國的語言文字。這些做法對臺灣青少年影響深遠,其成效逐漸顯現。今天台灣民眾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熟練使用中文寫作,與陳儀主導推行的「國語運動」、與一批祖國大陸來臺的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開創性工作是分不開的。

臺灣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改造臺胞的精神層面,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國語運動」。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

在抗日戰爭期間,臺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向臺灣民眾宣揚日本皇國精神,教唱軍國主義歌曲,強迫各級學校的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把中國人醜化成利己主義、蠻不講理,沒有國家觀念、鴉片鬼的形象,抹滅臺灣學生的中華祖國觀念。學校廢除漢文課程,學生一律講日語,說臺灣話要罰款。至1945年,臺灣的日文普及率約70%。皇民化是要毀滅中華的國語、國文與歷史,代之以日語日文,及日本歷史。

出生於1920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普遍在日本化的正規學校教育環境中長大,長期被灌輸要對天皇和皇國效忠,成年後又被矇騙要為「大東亞戰爭」獻身,潛移默化。其中一些人對中華祖國和文化產生疏離感。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再一次打亂了中國現代化建設。日軍在佔領區內,實行「三光」政策,殺我同胞,搜刮物資,榨取民眾血汗,強制推行日語教育,要用日本文化取代中華文化,妄圖變中國人為天皇的奴隸。在抗日的烽火硝煙中,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冒著敵人的炮火,築起新的長城,誓不臣倭,發酵成的中國民族主義反對日本,進而指向日本的語言、生活習慣、制度、器物等一切東西。廣大民眾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殘暴性、奴役性,甚至全盤否定其中的合理成分。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陳儀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將原有的臺灣總督府改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架構。

語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載體。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所有的人都應該會說「國語」,使用「國文」。陳儀主張在各級學校,普遍教學「國語國文」,及中華歷史。設文史專科學校及訓練團,培養文史教師,希望在幾年內,褪去日本色彩。

針對皇民化,長官公署以一切中國化為號召,大力普及「國語」教育。廣大臺胞也想學習「國語」。大陸各地的方言發音不一,東北人與福建人講的語音差異較大,浙江人與江蘇人講的語音也不相同。臺胞聽到後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所從。

大陸來臺的官員,浙江人、福建人、廣東人居多,「國語」並不標準,家鄉口音甚重。臺灣民眾難免聽不清、聽不懂。陳儀本人的「國語」就不標準,紹興口音很重。

光復初期,「國語」教學面臨諸多困難。首先是師資問題,600多萬臺胞都要學「國語」,誰來教呢?就學校教育,1000多個「國民」學校,每一個學校要一個「國語」教員,就得1000餘人。其次是方法問題,閩南語、客家語是同一個系統的語言,應該有更方便的方法。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於1946年4月成立,大陸兩位重要的「國語」推行專家魏建功與何容,擔任「國推會」的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常務委員有方師鐸、李劍南、齊鐵恨、孫培良、王玉川,委員有馬學良、黎錦熙、林紹賢、龔書熾、蕭家霖、徐敘賢、周辨明、張同光、朱兆祥、沈仲章、曾德培、葉桐、嚴學宭、吳守禮、王潔宇、王炬。

「國推會」是一個主持研究設計並協助國語教育行政的機構,隸屬於教育處。組織分為調查研究組、編輯審查組、訓練宣傳組、總務組。各組設組長一人,會設秘書一人,由委員兼任。此外有編審、編輯、視導、幹事、辦事員等工作人員。在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共19所,每所派推行員3至7人。儘管面臨諸多困難,「國語」教育仍在困難中實施,概況如下:

1、學校教師的「國語」講習。教育處在臺北舉辦「國民學校教員國語講習班」,各縣市自行舉辦的講習班。教育處甄選合格的中等學校教員,在省訓練團受訓,「國語」是主要科目之一。從內地邀臺的中小學教員,由「國推會」予以短暫講習。第一批「國語推行員」33人,從92位自福建來臺的小學教員中選拔出來。1946年8月,教育處招考「國民學校國語教員」103人,臺籍佔半數。10月,「國推會」魏建功主委赴北平,邀聘「國語推行員」。同時並邀聘「國民學校國語指導員」60人,分發到各縣市輔導教學工作。

2、「國語」讀音示範廣播。臺灣省教育處在臺北廣播電臺設置讀音示範節目。第一期1946年3月1日開始,用教育部灌制、趙元任博士發音的「國語」留聲片。第二期從5月1日開始,由「國推會」齊鐵恨每日清晨7時,在電臺擔任「國語讀音示範」,播講民眾「國語讀本、國語會話,國民學校國語」、常識、歷史等課本,供學「國語」的人收聽,匡正語音。學校教師現聽現學現教,使廣大的學生也能及時學到「國語」,學習標準的「國音」。教育處編印「國民學校」、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和民眾「國語」讀本。暫用課本廢止後,自6月20日起,改用「國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

3、教學方法研討。閩南方言喪失了效用是推行「國語」的一大阻力。因日語和臺灣話毫無關係,許多臺胞覺得「國語」和臺灣話也是毫無關係,只知用學外國語的方法來學「國語」,死記硬背,未能舉一反三。有些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一聽到內地來的人說出和臺灣話差不多的詞語,以為他說的是臺灣話而不是「國語」。為此,魏建功發表幾篇論文,題目是「臺灣音系還魂說」、「從臺灣語學習國語」、「怎樣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何容撰文「恢復臺灣話應有的言語地位」。這種方法經過懷疑和爭辯,取得了社會的承認。

4、編印「臺國」對照學習用書。「國推會」計劃編一套「臺國」對照學習用書,包括臺省適用注音符號十八課、「國臺」音對照字錄、「臺國」通用詞彙、「臺國」對照詞彙、比較類推法「國語」會話易通。

5、教材教法。「國推會」於1946年10月,附設「示範國語推行所」一所,由教育部選派來臺的「國語」專修科學生擔任傳習,由朱兆祥委員負責指導。下年度計劃分區設立4所,以推廣對照類推的學習方法。為了實驗「國民學校」適用的「直接教學法」,1946年8月,教育處把原來的省立臺北小學校改為「國推會」附設實驗小學,完全用標準語教學,由從北平來臺的有教學經驗的教員,和教育部選派來臺的「國語」專修科學生擔任教學。從一年級起,作教法教材的實驗,由王玉川常委負責指導,並編輯教材。

6、編印「國音」標準參考書。日本人編教的北京話的書錯誤較多,內地來臺同胞「國語」各異,臺胞感到莫名其妙。推行「國語」的急務是確立「國語」標準。「國推會」收集了政府歷次公布的關於「國音」標準的文件和書籍,彙編成冊,定名為《國音標準彙編》,由長官公署於1946年5月30日公布,作為全省推行標準「國語」的依據。第一輯業已編成付印。

7、注音符號的應用和推廣。教育處編印的「國民學校」和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有了注音表和注音本,民眾「國語」讀本,左注方音,右注「國音」。全省鐵路的站名表、全省公路站名表、民營公司站名表、臺北市街巷名稱表,在10月間已由「國推會」標註完畢。除鐵路各站名牌業已加注了注音符號外,其餘則一旦更換新牌,到處可以看見注音符號跟漢字攜用。

在「國語」推行中,人手缺乏,「國推會」成立時才12個人,從重慶、上海、廈門各地區陸續來的,到一個人,便開始一個人的工作。至1946年9月,才總算安定下來。完成了幾種小冊子和一種定期刊物《國語周刊》,其餘的只是開了一個頭。

臺胞大都知道「國語」普及的重要性,努力學習「國語」,跟著收音機的每日「國語」教學來自我練習。要學好一種陌生的語言,文字並不容易,學校禁止教師用日語授課,因此學校的教師只能暫時採用本地方言。不過臺灣方言不只一種,如教師用閩南語上課,則客家學生聽不懂。

由於在學習上遇到多種困難,加上不滿大陸一些軍公教人員的低能,1946年4月,臺胞學習「國語」的熱情由熱趨冷。大陸來臺人員的「國語」各異,臺胞莫名其妙。不得已,一些學校的「國語課」正常用「國語」講授,臺籍教師解釋可以用閩南語或客家語,以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一些臺籍精英建議,改革常用字及注音符號,供民眾及「國民學校」低年級之用,「國語」閩南語並用

1946年5月,在臺灣省參議會一屆一次大會上,省參議員劉傳來提「擬將臺灣語暫並用作教育用語案」,理由:「查本省市民教育水準較內地普及,此次重歸祖國,自應加緊文學歸宗,勵行國化教育;然以國內來臺師資為數不敷,而推行國語運動亦非一載所能普及,鑑於目下各地實情,各級學校以國語教師人數不多,如欲專用國語教授,為事實上不可能之事,可否在此過渡時期,暫將臺灣語參為教育用語,以免文化水準之退落。」辦法:「(一)最近物理、數學、生理方面師資,似因國語不精,致甄選落名,望確立一定方針;(二)物理、數學、生理方面教員不拘國語,能否多採用本省人。」大會議決,「送請政府參考」。

臺灣省參議員黃純青提案建議「本省人應學習國語,外省人應學習閩南語」。教育處範壽康處長答覆,肯定該提案「不無見地」,「國語為我國之唯一標準語言,迭經中央當局通飭全國普遍推行,務期統一」,「若能不斷推行本國標準語言,普及全省不難指日可期」。「至外省人學習閩南語,固為溝通語言之雙管齊下措施;但由政府明令實施,於法理上似欠依據,只能在輿論方面加以提倡。」

強制推行「國語國文」

長官公署希望臺胞不可再習用日語。「從前你們是被日本政府壓迫著不許習用中國的國語和文字,這當然可以同情你們、原諒你們。但如果你們今後老是動筆就用日文,動嘴就講日本話,個人不以為恥,大家不以為怪,這便是安於奴性的生活方式,無論如何,是萬萬要不得的。」對臺灣人,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一出生接觸的就是日文,日文和中文不同,想在短時間內學好「國語」十分困難。

1946年9月14日,長官公署下令中學禁止使用日語。教育處調整各校學習課程,加重「國文」、歷史、地理科目,強行規定每周學習「國語」課時數,要求新生入校先補習一學期語文、史地教育等。舉辦全省「國語」演說競賽,舉辦公務員語文實習班,命令各縣市成立「國語」推行所,將全省鐵路、公路、民營公司站名牌以及臺北市街巷名稱,一律換成中文,並加上注音符號,以各種措施普及「國語」。被迫改用日本姓名者一律恢復原有姓名,並禁止民間新建房屋沿用日本式。但是,臺灣「國語」教師及課本缺乏,各縣市中小學多由臺籍教師教授「國語」。雖有採有「國音」符號者,然發音欠準確,約達三分之二。

在日據50年裡,廣大臺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大部分臺胞均能使用日語日文,對漢字國語十分生疏。光復初,陳儀暫準報紙、雜誌附刊日文版,要求臺胞儘快摒棄日語日文,改習漢字「國語」。廣大臺胞多番指出該政策操切。

陳儀飽受日本文化的濡染,娶有日籍妻子,因痛恨日本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恨不能臺胞一夜間洗卻殖民色彩。他斷然表示:「文官任用方面,希望文官考試以日文應試,這一點是辦不到的。文官考試必須用國文。但如果目前因國文程度不好,文不達意,變通辦法,可於卷後附加日文,以免閱卷者誤解其意。……我們推行國文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

10月,長官公署「以本省光復已屆周年,為推行國語、國文以及執行國策起見,特將本省各種新聞紙、雜誌日文版撒除。公告自本年10月25日起撒除本省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附刊之日文版,並令各縣市政府遵照。」

陳儀此舉嚴重堵塞了臺胞的資訊管道,導致30餘萬接受日本中等以上教育的臺胞,頓成文盲或半文盲。陳儀表示:「充實公務人員的能力:最要緊的是要公務人員能通曉國文國語。現在臺灣的公務人員,本省籍的佔四分之三。這四分之三的公務人員,負責任,守紀律,服理從善,辦事認真;而其唯一的缺點是不通國文國語,以致影響工作效率。為提高工作效率起見,必須使全省公務人員迅速通曉國文國語以充實工作能力。」

光復初期,新舊法令轉變時期,臺胞不諳內地各種法律,要遵照去實行,難免很不習慣,遇到做不好、做不通的事,就發出怨言。中年以下的臺胞,大多不諳「國文」,不懂「國語」,和外省同胞感情隔閡,因語言上的阻礙而發生誤解,一時無法補救。

依照臺籍志士謝南光等人的建議,臺灣的過渡期應為10年。陳儀曾表示:「本人到臺灣後,擬先著重國語及國文之教授,務期達到使臺胞明白了解祖國文化之目的,此項工作艱巨,然以本人在福建推行國語運動之經驗而言,則此種工作在臺灣省可望於四年內大部完成。」陳儀原想用4年,來摒棄日語日文,改用漢語漢文。鑑於推行中文遇到的阻力,陳儀採取強制措施,希望立竿見影。

由於語言上的隔閡,本省人與外省人經常產生誤會。光復初期,臺籍醫師的「國語」水平較低,有一天一位軍官受傷來到臺灣大學附設醫院求診,一位臺籍醫師診療要說「你的病是很輕」,因發音不清楚,誤說為「你是漢奸」,這位軍官生氣就打醫師,此事後到警察局審判,始知發音的問題,消除誤解,結果無事。

由於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切身體驗,兩岸人民對日本文化的感受不一。在中國大陸軍公教人員看來,日本文化毒害人,必欲去之而後快。在臺胞看來,50年日本統治,日本文化並非一無是處,亦有合理的成份。何況,要在一年內改用漢語漢文,實在是強人所難。

徹底剷除日本殖民文化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隨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令:第一,要交響樂團演奏幾首中國最有價值的歌,介紹給本省各學校,不要再唱日本歌;第二,要體育會儘量將中國式體育姿勢介紹過來;第三,要趕快用中國的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等作材料,編成故事小說給青少年看;第四,不論機關學校,都以用白話文為主,應極力避免用文言及深奧的典故;查禁日本歌曲唱片,各機關、鎮公所、各學校懸掛中國地圖。

多位有過祖國大陸經驗的臺籍志士認為,關鍵在於臺灣沒有經歷大陸的新文化運動和八年抗日戰爭。要想使臺灣本省人與祖國大陸同胞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彼此包融,必須改造臺灣的文化。他們成立了「臺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號召臺胞認識新時代、新環境,樹立新意識、新生活」,自己是祖國不可缺的一分子。

經過「二二八事件」的重創,陳儀等人深感,光靠武力,雖可平息「二二八事件」,但根本還在於臺灣的徹底中國化,要讓臺胞使用漢語漢字,穿中國服飾,讀中國書,吃中國菜,了解祖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與大陸同胞互相往來。陳儀等人意識到,此舉必須從娃娃抓起,因此,強制中小學生使用「國語國文」,禁止使用日語,甚至連閩南語、客家語都不準使用,加強對中小學學生的中國歷史與地理知識的灌輸,宣傳中華傳統文化。日本衣服、飲食、書籍、建築、禮節等等,都在禁止之列。

殖民地回歸母國後,廣大民眾在精神層面上的變革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陳儀大刀闊斧,力排眾議,堅決剷除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文化,變日語日文為中國的語言文字。這些做法對臺灣青少年影響深遠,其成效逐漸顯現。今天台灣民眾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熟練使用中文寫作,與一批祖國大陸來臺的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開創性工作是分不開的。(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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