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假想敵
文/沈宏非
我發現，凡是寫一手好文章的，字裡行間總是潛伏著一個假想敵，或隱或現的。
比如，曹雪芹的敵人是男人，金庸的敵人是女人；魯迅的敵人是他人，託爾斯泰的敵人是他本人，張愛玲的敵人不分男女，只要是她的親朋好友就行—陳曉卿的敵人，不是人，是城市，人造的城市。敵意之深淺，與城市體量及其距離鄉村之遠近，成正比。
接下來，你會像我一樣發現，凡是大城市裡的飲食，在他的筆下一般都顯得虛頭巴腦，感覺五脊六獸，就連標點符號，一個兩個瞅著也都沒精打採的；一旦脫離了中心城區，越往城外走，文字就越是精神，越是來勁。
及至流竄到荒郊野嶺，田間地頭，胸臆便完全打開，雙目就徹底放光，好言好語一發噴薄而出，令人目不暇給。
即便平日裡坐困愁城，面對餐桌之上一應吃的喝的，葷的素的，一逮著機會，作者還是會有意無意地把它們偷偷往下，再往下，朝著有泥土的下方移動。
你且看他，陪偶像在北京的大酒店裡吃罷一頓高大上早飯，明明吃飽喝足，下了電梯來在街上，還是忍不住要拿什麼「居民區尋常巷陌中」甚至「二十年前某一個清晨的淮北小城灑滿陽光的老街上」的早餐來說事，摸著肚子意淫一番，打著飽嗝吐槽一頓；你再看他，本來是歡歡喜喜過個年的大喜日子，在北京超市裡見到薺菜，竟然也要不無傷感地閃回到老家黃黃綠綠的田埂。
就連和自己家鄉八竿子打不著的館子和食物，也要轉彎抹角把人家從掌柜到廚子到服務員的老家籍貫連根刨起，大套近乎，煽動別人的鄉愁，然後同仇敵愾，然後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角色與對方發生並保持不正常的關係。
陳曉卿，不論他置身北京還是東京，南京還是望京，你問他美味在何方，他的手指最終總是會像扶乩般自動地指向老家的方向。
正如作者自供：「就像我，一個安徽人，在北京這麼大的城市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每每想到我老家淮河岸邊的菜餚，還是難免食指大動。」 「（在北京）已經居住了二十八年，但一直找不到味覺上的歸屬感。」
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他該吃吃，該喝喝，貌似也沒落下哪一頓，但是，就是憑著這股子濃濃的鄉愁和滿滿的敵意，他總是能在北京的濃重霧霾裡嗅出老家的味道，並且在這個超級迷宮裡準確地找到來自老家的飯館。
在城市裡發現鄉村，在鋼筋混凝土裡翻出泥土。當然，樹了敵，方能有的放矢。有的沒的，有意無意，城市這個宿敵也讓他為我們帶來了這一冊用情至深的大好文字。
舉個例子，《彎腰青》—這是我在他博客上讀到的第一篇，說的是蘿蔔。
開篇，照例是從躺槍的假想敵「北京天源醬園的甜辣幹」開始，一路向南飛越八百公裡，然後一屁股降落在故鄉黃泛區的沙土地上。在對老家的青蘿蔔極盡阿諛奉承同時惡毒攻擊了北京的「心裡美」乃至全世界的蘿蔔之後，一時寫得興起，進而向讀者展現了故鄉老式浴池的休息室裡「吃蘿蔔最慘烈的情形」：
「休息室裡永遠有一分錢一杯的六安瓜片和三分錢一隻的蘿蔔待售，瓜片顯然是低等級的，基本以茶梗為主，蘿蔔則是當地的，皮已經颳得很乾淨，售者用鐮刀（就是割麥子用的那種鐮刀的頭）輕輕縱切，蘿蔔體內傳出嘎吱嘎吱的誇張音響。一些在我們看來的有錢人往往會端上一杯茶，深呷一口，放下杯子，騰出手來，撫摸著自己剛剛修完的光滑的腳後跟，另一隻手則掰下一片蘿蔔，送進口中咀嚼，乾癟的生殖器萎靡而癱軟地配合著口腔的運動。放在手邊的蘿蔔肉質如翠玉，呈均勻的半透明狀，晶瑩飽滿，鮮明地映襯著享用者疲沓的肉體。」
說實話，陳曉卿的這一彎腰，當時給我造成的震撼絕不亞於浴室裡揀肥皂。
從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堅信，他以後如果不想再用「陳曉卿」這個實名的話，完全可以改用「彎腰卿」這個筆名行走美食江湖，永遠不愁吃喝。
畫面感雖已強大到如此不忍直視，不過等到拍攝《舌尖上的中國》，一朝有比文字更襯手的兵器在握，他對大城市的敵意還是難以自控地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我們共同見證了以下這一幕：超市裡的，菜場裡的，館子裡的，工廠裡的，鍋裡的，碗裡的，但凡是口吃的，統統地被他放歸山林，重返江湖。
吃喝有道，寫字有氣。各人筆下有各人的氣，這個不服不行。
論寫吃，有人霸氣側漏，有人鑊氣狂噴，有人傻氣直冒，有人酸氣逼人，陳曉卿的氣，是地氣—這和「接地氣」還不完全是一回事，也還真不是逢大排檔必贊，見高級貨必罵的那種，那是慪氣。
陳曉卿的地氣，不是從地裡冒出來然後被他一彎腰接住，而是醞釀於丹田，厚積於舌根，薄發於舌尖，逆向地深入泥土，深入地表，深入人心。
這正是：
為什麼他的嘴裡常含口水，
因為他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2015年11月5日
晚安☽
文中插圖選自《至味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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